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我只是告诉您，说无非之前应该多下点工夫。

上第一个花就得通宝一个，佩服！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赞成的话就不多说了，全在送出的花中。下面就谈腹诽吧：

先看看郭沫若曾经写下的三首诗词：

（1）作于1966年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

（2）作于1976年5月12日

（3）1976年10月21日

只要不是带着有色眼镜恶意贬损的人，对于郭沫若的学术水平、冷对收买笑对屠刀加入共产党、抛妻弃子参加抗战都应当是敬重有加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1966～1976年间，郭沫若的确是缺乏了当年的骨气和勇气，这一点，从上述三首诗词当可管窥。

丁兄说——

窃以为这里拿周为郭背书有些不妥，因为周之不抗争更多的是缘于他知道，作为总理，自己一旦被打到，则身上担负的事情会无人可接，程婴杵臼不可兼于一身，所以，周之不抗争应当说是为大局忍辱负重。

而郭，作为中科院的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4年9月政务院改国务院前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这些职务多为虚职，绝无周当时所承担的千钧责任，因此，对于郭来说，辱是忍了，但并无重可负，因此“软骨头”这个词，用在1966～1976年之间的郭身上应当还是合适的（1966年以前则未必合适、甚至于极不合适）。

“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郭于1966～1976年间的境遇和行为，本质上就是一场悲剧，只可惜他既未能如胡风般强项硬抗，也未能如傅雷般以死明志，甚至于连巴金那样涤荡自我心灵的反思都未来得及做，人生的大幕就缓缓的落下，只能将一个既让人钦敬又让人鄙夷的形象留给后人评说了。

评说归评说，只是希望评说的人在评说的时候，问一句自己，假使遇到同样的悲剧，自己的骨头是铮铮的还是懦懦的。。。

首先声明，这是针对伤害而言的。

文人之间，多有互相攻击的言论，是否伤害，

要看论者所论是否成理，是道理之争，还是刻意毁灭对方。

(伤害论，本来源于我说 郭的问题不过是自诬，并没有诬蔑他人，伤害他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针对建国后郭沫若的媚上说而发的。而云横居士要把这个说法推至解放前的郭沈恩怨，所以有声明的必要。)

如果只看言辞是否具有攻击性和杀伤力，则鲁迅伤害了梁实秋，而沈从文也伤害了郭沫若：

这是在1931年。郭对此一直没有什么反应，他第一次对沈从文出手，应该是

不能说郭写这篇文章时，没有一点私人恩怨的痕迹，但是，沈在

1939年1月22日抗战正酣时在昆明《今日评论》发表《一般或特殊》，在该篇文章中指出，

这些话，现在来看，并不完全错误，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遭到批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不是郭一个人的看法，舆论是压倒性地反对沈从文，就连与沈颇为友好的老舍都表明了意见：

这就象震灾来临，所有的文字都带点震灾八股，带点煽情，这个时候出来谈长期建设，不挨骂倒是怪事了。

1948年3月，郭第二次出手，在香港发表了 《斥反动文艺》，其中说道：

今天看来，这些话是粗暴了些，但是有几点必须要指出：

1 沈的这些话，不论出自谁的口，必然遭到郭的斥责，这是政治态度决定的。

而沈在当时的政治态度，并不只是郭所引用的那些只言片语所表现，据他的老友施蛰存回忆：

　注解，有人解释说：　　　

这里的详情且不论，但他自己的朋友在几十年后也这样看待，郭对他的态度自然可以理解。

2郭说沈是粉红色，今天的读者可能觉得有点过份，但在当时的文学界几乎是共识。

3 此时三大战役还没进行，鹿死谁手尚非定数，郭的言论，如同斥责老蒋一样，都不是出于

对时局的功利判断。

4 郭说沈反动，看起来吓人，其实具体说下来时，将反动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沈不过是

粉红色。而朱光潜是蓝衣社的蓝，萧乾是鸦片的黑，要比这个判断严重得多，但并不能说

朱，萧后来的命运是郭造成的。对沈也一样，具体说来：

第一，

第二

总结一下，郭对沈的抨击，从道理上来说，是在当时的正常范围，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并不对沈后来的命运负责。

重要的是，郭对沈的抨击全部都发生在建国前，这并没有影响任何人对他的评价。而在郭在非议的时代，郭无非自诬，并无诬人之举，更不要说对沈。

相反，要说郭和沈的接触，就是沈从文身边的王亚蓉女士说：

而有人肯定王说的一切，却只否定这一点，认为

以为人善良则无记恨再不提之理，这就让人觉得好笑了。人非圣贤，不能以圣贤的标准要求沈，更不能以圣贤的水准来抬高沈：

这段想必大伙都熟悉吧，老舍对沈的善良有证据吧。

而沈呢？

补充：

郭对沈的评价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并无出格，

粉红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连沈的长子都这样看。有人可能会说沈的长子当时年纪小，不懂得厉害，其实，沈在1958年尚有机会出任北京文联主席。可见郭的说法对他的前途并无什么大的影响。

以鲁迅的定性来整人有过，以郭的定性来整人则没有过。

　　现在评价人物。大家盯着“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著作等身”之类的指标多一些。又尤其“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多一些。无非是因为这正是我们社会目前所缺乏的。时移视易，本是正常的心理诉求。

　　对于郭沫若的家事私德素无兴趣，我所更感兴趣的是他身上，早期奔放的诗人气质，和晚期浓厚的奴性。一个肆意汪洋的诗人，是如何主动、被动地将自己的人格扭曲，最终演变为唯唯诺诺的悲剧人格的？

　　这个问题如果仅仅用一句“是制度造成的”来解释的话，我以为也未见得全面。陈寅恪是与郭沫若同时的历史大师。53年，一同受任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如他所喜爱的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陈寅恪却还有自己的一份坚持。

　　人无完人，如果承认郭沫若存在人格上的缺陷。那么，由郭沫若的人格缺陷入手，来分析他和他所代表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与他们所处时代、所处制度的互动。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只不过，这样的话题在网络上太容易演变成口水仗了。所以还是算了罢。

　　郭沫若其实不只是他自己，他还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他是不是无耻，各人心中自有判断。盖因大家立场与追求不同、所接受的史料范围不同、心中对“无耻”的理解亦不相同罢了。

　　民族国家的历史是面大镜子。一锤子下去，每个时代的历史是面或长或短的中镜子。再一锤子下去，一个团体、每个人的历史碎片，也还是一面镜子。镜子的奇妙就在于，你若变换它的角度，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总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时过镜迁，今时今日的人们，恐怕已经很难再从镜中找到一个完整真实的郭沫若了。且看郭本人是如果评价自己的吧。

1.郭这个人，热情洋溢，——我说他得亦如此，失亦如此。不是这样，写不出《女神》、《天狗》，另外，不是这样，也不会如此毁誉参半。——我们的国民性还是比较内敛的，像鲁迅这样文风深沉的，像胡适这样胸有城府的，像梁实秋这样会摆pose的，第一观感上就不像郭吃亏。

郭的性情，语言，——到今天都不是主流。抗战时期，他功名很好，劝周作人，能写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你能南下，换我千百个都值——他和周作人还没啥交情，你再读胡适怎么劝老朋友的，胡适绝不会如此“低到尘埃里去”，不管学术圈混还是政治圈混，如此不矜持的人，那真是少见的。多是收敛自重的人。杨绛在《我们仨》里写到胡乔木，知识分子和高层交往的人，不少；不过大家都是善于曲笔、收敛的人，郭沫若的语言、性情，却容易沦为话柄。一叹。就品格上，梁实秋是绝对比不上郭沫若的。大约只有李敖这样的狠主，才能说出：他先靠胡适，好像有些胆量，后靠张君劢，能讲几句话，然后到了台湾，就乖得不行了。——历史上的彰显和隐形，有时也是无奈的事情。：）

2.（我喜欢把重要的放在后面讲。）你没有注意到历史学家们的遭遇？

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是新史学三家。这三个人，史观都是倾向马列，但尚不能符合“整合”背景的。毛公要改造思想，改造史观，——无此不能改变国民精神，可是这必然也是残酷的事业。这些人首当其冲，压力非同一般。

《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页）——范文澜果然是通史者，吴晗可不就是受害于此？唉。吴晗之死，亦陪于政治。毛让彭真处理吴晗一事，彭真若骂上几句，吴晗的命可能也就留住了。这本来就是给彭机会，让彭选择站队，——彭是刘派大将，还很坚定，不肯批吴晗，吴晗就惨了。

范文澜死于1969年。

毛公一向不主张消灭对手肉体的，主张思想教育的。俞平伯（-1990）的“红楼”，马寅初（-1982）的人口政策，梁漱溟（-1988）这些挨批抬杠的，都挺长寿，——我得说一声，既然毛立志改造人精神，那么“历史学家”就是高危行业了。这批左派历史学家，其实是最危险的。那些“资产阶级专家”还可能放松些，——这些人连“落伍”的借口都没有了。

翦伯赞死于1968年。通史者便不会很傻很天真，章伯钧很佩服地说过，“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说实话，翦伯赞就深度就政治意识而言，肯定高于章。然而翦却死了——“历史专家”那时可是高危区，文学家画家经济学家甚至章这样所谓玩政治的，都没这么危险。翦伯赞之死，好奇的不妨去搜。唉。翦伯赞自杀，倒帮了冯友兰诸人一把。从监禁中被放回家中了，其原因“也许是怕我们也自杀吧”。随即毛泽东委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致意，冯友兰赶紧“写了一封信，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说：“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若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周一良也回忆说：“红卫兵把我们身边的剪子、小刀以至剃须保险刀都收缴了去……”

在这样的史观整合中，写过《十批判书》的郭沫若怎会没有压力呢？

郭沫若人到中年，对人物的理解便比较到位了。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十批判书》中的某些观点：

“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

……呵呵。要重塑国民，毛便会尊法批孔。——那郭，就很不妙了。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大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挺有名的，郭沫若的处境如何，放在怎样的火上烤，我们今日不妨好好想想。郭沫若求做干校钱钟书，恐也不可得。

范文澜替人出主意，“自污”才能保全。——郭沫若，这位史学大家，不会不知。丁侃兄所说的“自污”可能，确有几分合理之处。

说实话，他也感受到毛这位新法家及其事业的魅力，——恐怕他对毛、对秦始皇的观点后来确和40年代不同。

四人帮都倒了，——1977年他对毛的评价却是：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

　　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

　　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有些事情真的很复杂。

• 【解读】他传即自传：黎澍十年祭 上

三首诗，流传已久。

第三首，真性情的流露，没什么好指责。

第二首，点了邓的名，而邓亲自为郭致悼词，盖棺论定。说维护旗帜，当然是一个理由，但规格用不着这么高，邓不必只为这个就来致悼词。主要是他能理解，并接受。郭从来不曾在政治风云中主动去倾轧他人，而是在事已成定局后无可奈何地附议。

如网上流传周在刘少奇的专案上批下：此人可杀，

未必出于真心。事情是一样的，都是表示对既成的决定表示拥护，区别只在于身份，周不是文人，不用赋诗表态。

第一首，那什么都算不上，几句虚文，跟郭氏一向的风格完全吻合。

要害不在这几首诗上面，要害是兄台红字标出的

辱是忍了，但并无重可负，

这不对，很不实事求是。

如果说周是有重可负，这重必然无法自己一己负担，他需要自己的班底。逼陈毅做检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班底。郭承担的工作当然没有陈重要，但一直都是周相当看重的，文教科技方面，很多工作甚至自己亲自去做。如果少了郭，又当如何？

李一氓说：

你看，这是不是郭所负的重呢。

不要以为郭是文科，对科学是外行，其实他很受科学家尊重，说话是管用的。

1

再如钱三强，那是相当地尊重郭沫若，读读他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了。郭去世那年，身体状况很不好，在住院，钱出访澳大利亚，行前生怕郭支持不到他回来(事实也如此)，特地赶去见郭最后一面，据钱的秘书回忆，钱是小跑着进病房的。

这些都不算，其实郭只要不倒，对周就是一个大支持，倒郭，本来就是倒周的一个途径。

联系罗点点回忆的，周恩来说：世英是为我死的。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吧。

《十批判书》公案约略知道一些，郢客此文对照翦、范，解得更为透彻。

胡笳也赞成丁兄、郢客之判断，将郭之所为理解为避祸之行，惟胡笳与丁兄、郢客之差异在于二位怜他“自污”，胡笳恨他“骨软”，当年看胡风故事、读傅雷遗书，深觉郭之所为，相去甚远，所以引“千古艰难唯一死”一句叹他。

虽然于此十年之事上胡笳颇不以郭为然，但对于将其自学术到品格全盘否定的做法更是不屑为伍，而且，即便是这十年之事，胡笳也认为非铁骨铮铮者无权用轻佻的口气去批判郭，毕竟那种巨大的悲剧之下，肯以命殉的人不多，更何况郭虽贪生，好歹也是以“自污/骨软”的方式求存，并没有成为棍子打手，可谓大节不亏。

花以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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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郭1977年对毛的颂词可能无法说明问题，因为当时还是英明领袖两个凡是的时代，如郭能活到80年代，不知他写出的诗词中会如何评价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