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我一直说自诬，不如自污一词确当。
之所以说郭“无重可负”，是说局势并非缺他不可。
丁兄所引各文，确实说明郭在文教科技方面可以助周一臂之力，然，
（1）周如倒则无人可扶危厦，郭如倒则可替代者不能说没有。
（2）文革伊始，文教基本停顿，学生上山下乡、教师牛棚干校，所谓文教工作，已远非17年时繁重景象，且当时对维持国家基本运转、人民基本生存所最为必要的是工业、农业，文教在周的支撑范围内即便不是完全边缘化了，也已经是分量很轻的。
（3）科技，主要是军工有关的科技，当时有聂及其他军方人员为主管理，与郭干系不是太大。
（4）关于知识分子科学家，郭可能是做了些工作，但是在大乱初始时这些工作基本无效（一部分因为当时天翻地覆，一部分可能也因为郭其时已是泥菩萨），卢嘉锡所谈见外国学者，应当已经是72年之后的事情了，大乱的潮头已过，其后不久就有胡耀邦去中科院了，而且，从老萨的有关文章中也可以看到，真正起到大规模帮助和保护科学家作用的是胡耀邦、方毅等人。所以，郭于此事或有助益，但绝非无他不可。
（5）部分科学家对郭的尊重或者爱戴，与郭是否“有重可否”并不构成逻辑必然，正如玉玠虽然深受尊重和爱戴，但那场风暴中他实在是无重可付、无处出力。
倒郭是为了倒周，这点没错。但我的理解，这并不是因为周离了郭玩不转（这点上郭的价值尚远不如陈毅，且事实上，即便陈毅倒了，周仍然能够勉力支撑），而是想从郭身上嘴里罗织周的罪名尤其是历史罪名，因此，郭不倒固然是对周的支持，郭如强项似胡风或者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不是支持。由是观之，绑架郭世英可能就是一种对手逼迫郭叛卖的手段，世英的自尽绝了对手这个劫材，从这个意义上去解释周的话，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总之，从现有的资料中无法推理得到郭在文革中维系国家命运、缺之须臾不可，所以他不得不自污以行忍辱负重的结论。
所以，我还是认为，郭的行为更多的是骨软避祸，虽情有可悯，但其风骨较诸胡风傅雷，还是落了下乘。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我的看法与丁兄、郢客并无二致。
郭沫若这位历史学家，其眼界还是不能轻易看低了啊。
江青镇不住他。可是毛，诗词有过往来，——毛何等才气。郭沫若重才，他对周作人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么一位活生生的还写诗的秦始皇——对于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肯定会有所烙印的。
ps：众人总提郭世英之死，那就还原得清楚一些。
1964年5月11日：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 （郭世英在学哲学时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痛苦不已）
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郭世英真是郭沫若的儿子，颇有郭年轻时的样子。101中学毕业后入北大哲学系。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周国平的回忆如下：“他极其真诚，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
1965年秋，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 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谁都知道，郭沫若当时虽为副委员长，却无以决定此案的审理判决。看来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
于立群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
——不管怎么说，郭是不愿意麻烦人的。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又如此，撑着不去麻烦周，亦非一般人所为。不害人，争取不麻烦人，这两点说容易，其实也不易。
郭民英1967年12月自杀。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畏罪自杀”。两个儿子死了，晚年的郭，心情如何，不言而喻。
你倒了也有别人替代你，所以你可以倒了，你可以展现自己的风骨了，换言之——你可以去死了。
真是令人心寒。
做人要厚道。窃以为，在那个年代，他们当时受到的压力和处境是我等今日难以想象的。若郭如楼主所说，只是自诬，没有攀咬他人，没有借运动为自己牟利，已经使我起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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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说沈从文是“反动文艺”中的粉红色代表，这个影响很大，表现在是下面的红色部分，而不是他当时14岁儿子的回忆。用沈从文14岁儿子的话来掩饰，是有问题的，因为丁兄在拿1958年沈可能有机会做北京文联主席的例子来证明时，显然忽略了当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沈从文由于压力过大，企图自杀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和郭文发表前后时间长短的区别，以及影响的大小都是显而易见的。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如果要说压力，蓝黑的压力显然更大，但他们有自杀的企图吗？
郭的评论自然是个诱因，但郭显然主观上没有这个意思，而沈的反应也超出了普通的程度。
沈从文的精神开始出现了问题。他好几次选择了自杀，幸而并未自杀成功。沈从文在精神崩溃的时候，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这些，不该归咎于郭吧。
“郭如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对人的要求太高了，试问又有几人可以拍拍胸脯说自己可以做到，自然这句是针对丁兄中说郭不死是为了对周的支持的，可是既然活着也能对周支持，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谁的生命都是珍贵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去死？心里有点不能接受胡笳兄的观点。
命是自个的。不要轻易让别人去死。我倒真希望老舍能熬过来，那些与世无争专心科研的前辈们多存几个。
君驾所引的那句话，本来是我与丁兄讨论可否用周来为郭做背书时，与上下文有关联的一句话，且待我将前因后果道来——
（a）丁兄：
（b）胡笳：
而郭，作为中科院的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4年9月政务院改国务院前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这些职务多为虚职，绝无周当时所承担的千钧责任，因此，对于郭来说，辱是忍了，但并无重可负，因此“软骨头”这个词，用在1966～1976年之间的郭身上应当还是合适的（1966年以前则未必合适、甚至于极不合适）。
（c）丁兄：
这不对，很不实事求是。
如果说周是有重可负，这重必然无法自己一己负担，他需要自己的班底。逼陈毅做检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班底。郭承担的工作当然没有陈重要，但一直都是周相当看重的，文教科技方面，很多工作甚至自己亲自去做。如果少了郭，又当如何？
于是有（d）胡笳：
从（a）到（d），我是要说明，在“忍辱负重”这个范畴上，郭不能与周相提并论，拿周为郭做背书不是十分妥当。
这与
风马牛耳。
此外，在我的帖子，多次将胡风傅雷并列，其中胡风是强项到底的、傅雷是以死明志的，不知从何处可以看到不才有“换言之”之换言？
所以，单拿出来看某一句可能“令人心寒”，综合地、联系前后帖子看，可能就明白这一句既非凉也非薄，完全与这温度厚底不搭界。
做人要厚道，做人也要讲究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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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为免误解计，将原文中——
改为——
您不能选择性地挑证据，不应该用沈从文当时14岁儿子的意见来做证据，而忽视沈当时自杀两次这样的的例子，更不应该用1958年的事儿，来反证郭沫若在1948年写的批判性文章对沈的影响了。
-----特地说明一下，俺不是对您原文的主题有意见，郭沫若一代文豪，他的书法是现代中国少数几个自成一体的，俺对郭的成就非常欣赏，对他在文革的表现除了同情，没有鄙视。---
但在捍卫郭的同时，俺建议您注意给出论据的条理和公正，这样只会有助于您的说服力。----论战的胜利是一个有毒的果实。俺曾因此迷失方向，所以特地与您共勉。
又，您的小学功夫非常厉害和少见，而且能和汤姆克鲁斯夫妇联系起来，这个深度让俺深深佩服。所以，以上的建议是善意的。望明察。
那句话并不是要求郭走傅雷的路，而是反证——并非郭非得在台上不被打到才是支持，所以后面还特别说明了，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是不支持。
我多处将胡风傅雷并列，就是为了表明强项和以身殉都是儒者风骨，自污虽远较叛卖为强，但与强项和身殉确实不如。
这个说法，并非“要求别人去死”，只是将几种应对大难的方法并列，分个高下而已。
如果这种说法，导致有朋友误解为胡笳“非得要求别人去死”，那实在是太遗憾了，胡笳为自己笔拙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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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为免误解计，将原文中——
改为——
几乎在沈从文做出预测的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
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同期的《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原来，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就写过一篇散文《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刊》上。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故居的“古朴”和熊“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的是，1949年3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考古学家史树青教授也证实：“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从红字标注的地方来看，读者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解放军兵临城下，郭沫若公开定性，进而沈从文自杀。
当然是郭把沈逼死的。
而事实呢，郭的文章发表在48年3月，其时鹿死谁手尚是未定之数，而沈的自杀，已在郭文发表一年之后。
说郭逼死的太牵强，其实沈从文的确脆弱胆小，受了惊吓，而家里的人并不和他同感，大家都积极迎接新社会的到来，他完全
被孤立了，这才是他自杀的原因。
不等于
“铁骨铮铮可以轻易让别人去死”
上一句话意味着，“铁骨铮铮”是批评别人“爱惜生命”的必要条件
下一句话意味着，“铁骨铮铮”是批评别人“爱惜生命”（要求别人去死）的充分条件
就一直对郭怀着同情，后来文革的各种各样的书看多了，就更知道，象郭这样智慧很高的人，在那个时侯逢场作戏的痛苦和折磨。所以要是用简单的气节风骨以求，未免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