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演技高的还有一赶三的。解释一下，新诗指2太阳或“高棉战友远道来”一类的57后在公开发表的诗作。

《论专家与砖家之异同》。

坎曼尔这个就更加居心不可问 要知道 揭破的专家几乎就是一民科

这个完全同意

是李锐写的。黎澍十年祭别传乃自传，钱钟书君说得不错。这篇文章以燕兄如此阅历，正适合看。

李锐当年还是年轻气盛，不知深浅，恐怕也未必知道政治。唉。庐山上，一叹。

这点，李、黎都不如邓啊。——这两人远不是政治家。李锐却如此深地卷入政治，为他一叹，也为中国一叹。

反他的人，还真未必是李锐所说的“老左”。

李锐这篇文章能还原部分现场，不过亦有门派之见。黎澍亦是马列史观的，——不过他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理解，大约没有翦、范、郭深刻。

他的马列史观中有一观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说实话，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不对的；人民群众就个人来说，力量也确实微小。）——可是人民群众就长的历史刻度而言，确实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点他就看不明白了，也自然不懂政治家毛公“人民群众动力说”的深意真要。他对义和团、对封建势力……态度也就呼之欲出。

这个人史观受批判，是肯定的。运气也好，范文澜这样的人为他打算，倒是长寿的。

呵呵。范文澜、郭沫若都是爱护友人或年轻人的，给人出主意，也都是替人着想的。

——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这三位历史学家，之所以写史有声名，他们的观察、思考确实强于众人。

像章伯钧那样的，百花齐放就觉得机会来了。（罗隆基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章诒和泪祭罗隆基（“当时张澜、张君励、黄炎培、罗隆基以及父亲在内，都不想完全切断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与陈诚之间、罗隆基与宋子文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谊。恰恰老蒋死命挤压民盟，盯梢，跟踪，暗杀，直到解散，硬是把个中间道路堵死，硬是把个民盟推到中共一边。”——章小姐倒是实话。

“章罗的分歧突显出来。分歧表现在对中共态度上。特别是在沈钧儒、史良等救国会成员参加进来后，父亲为了第三党的地盘和实力，与这个被称为“中共外围”的救国会结合在一起，成为民盟中的左派。当然，民盟选举的时候，第三党和救国会争抢份额，父亲也和沈钧儒拍桌子。”

“当初，张澜允诺每月从上海给香港总部汇款。从香港总部应“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就设法阻挠，中断了汇款。这使得一九四八年夏秋两季的香港民盟总部处境十分困难。难怪一直负责民盟组织工作的父亲大骂罗隆基，说他要是坏起来简直像个小人。罗隆基为啥要切断粮草？理由不也是明摆着的吗？你香港民盟总部已经接受中共领导，走向“一边倒了。既然背离了民盟宗旨，我干嘛还支持你？”

“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一个民盟，取消小党派。罗隆基后来还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合并小党派”的建议。李维汉说：“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忧，我们有政策。”说毕，与罗隆基拉拉手。罗隆基很奇怪，这个话题怎么就不能讨论呢？连我也听罗隆基劝父亲：“伯钧，你那个农工党就别搞了，全放进民盟算了。”后经过打听，罗隆基才弄清楚----原来，“小党派不要合并”是毛泽东的意见，毛说：“既然开销（指民主党派）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继而，罗隆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内的中共党员应该公开身份。毛泽东立即说：“你不要清党！”俨然领袖语气、帝王口吻了。”

“一九五七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

罗隆基，口无遮拦，锋芒毕露，章伯钧可比他深沉。就个人而言，罗隆基的真心朋友少。章伯钧玩政治，也是小儿科，从他论翦伯赞，就知道，翦伯赞的见识、气象远比他强。此人自认是专业搞政治的，说翦——“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章女士还写道：章伯钧想不出毛泽东整他的理由，请来好友翦伯赞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翦伯赞这么说的：“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

自然有些人认为章有不能放弃的尊严——呵呵，太简单了吧。翦伯赞对章的评价何尝未入骨。章对政治的理解，对土共的理解无非是旧思路：这帮农民赢了，反正刘邦、朱元璋总还要倚仗我们的。将自己看得过高。哪里知道，土共和毛公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政党，冲一个更大的目标去的。呵呵。境界不同，明白事理的，自然懂得历史。河里老广懂得，本嘉明也懂得，葡萄亦懂得。有个能写的女儿确实沾光，——怀罗隆基能顺带赞一把乃父，反反土共，同时嚼嚼罗不检点的私生活。罗生前——只有被人玩的份儿。死后依然如此。钱钟书在《猫》中刻画一个（罗为原型的人物），——这位政论家不过是股评家的水平。一叹。

想想钱钟书的道路——就知道聪明人可以做鲁迅，可以做胡适，可以做钱钟书。这都是大聪明的人物，有气象有眼界的。罗这样的见识，并不如黎澍；另外，黎澍身边有好人，罗呢？

这人，最后将成为上好的标签人物。无识，无友，无后——唉！！！

章小姐为什么书会禁？——毛时代有“小说反党”的说法，大家觉得夸张了。

不过章以文章谋求其父“平反”或者树其父丰碑是真的——80年代平反，邓小平曾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政治家和文人较量，生前直到死后。呵呵。——谁说了算？

恐怕，也唯有多数群众来选择定夺吧。

我再引一段说法：【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这可以当一个模板，可惜大家套的时候往往有门户之别啊。

上面这段删除了吧。

留下最后一句就可以了。

不过，皮厚少受罪。

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蒋还称，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蒋中正还表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蒋这种表态以及52年后版图重划以及再后来的“控苏案”确实是罪己诏式的话以及站着说话不腰疼型的涉嫌栽赃，其历史责任或罪行并不可推卸。

执政党的过错造成被QJ，无法改变是一回事，有更深的战略考虑是一回事，公开叫很HIGH很爽又是一回事，太祖都戏谑地称您说的后一条约“丧权辱国”，就是认可前一条约中这一后果也是可以一谈的筹码，哪轮到郭老在之前来高调反应。

毛泽东在1964年7月至10月会见日本、法国、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人士的几次谈话中表示，他并不要收回沙皇政府时俄国割走中国的150多万公里的领土，但毛泽东始终坚持，当时为割走这些土地而签订的中俄两国之间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或许是务实和对历史负责统一的态度，即使站不到这样的高度，不这么肉麻很难么？

偷着乐。bs自己心地阴暗。

根据白驼山集团董事长欧阳先生的专利

于是一条鲨鱼毒发之后便有了数百斤的毒汁。所以第一条公鲨就不能有毒，所谓慎勿造因。

〈坎曼尔诗笺〉的真伪，今天来看似乎已经不是问题了，但争论尚未平息。

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郭沫若个人评价来说，重要的不在于真伪。

即使是伪作，而郭判断成真，这只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失误而已。

这种失误并不罕见，郭自己的文字考证，错误不少，不独郭，没有哪个重量级的古文字研究者敢说自己考证没错，比如颇为自负，学术成就也的确非常高的唐兰先生，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殷墟文字记》的书跋中写道：此书第一字即错。

不说考证，说辩伪。卓然成家，蜚声海内外的商承祚先生就把一片伪刻的甲骨断为真品，而胡厚宣先生要一直等到商先生过世，商家公子认可之后，才把以前口头表述的反对意见发表出来。

再如，

这些学术失误本身是无法否定一个学者的终身成就的。

而在坎曼尔诗笺的问题上，重要的是，郭的这一学术失误是否由学术道德的缺陷所导致。

用大白话说就是，郭是否明知是假而宣扬为真。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很多人，河里的某兄也在其中，对此的判断相当粗糙，这种粗糙我也很难说清是无心还是有意，下面就把他们的主要攻击点列出来：

1

这就是论者的外行了，简体字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民间流传的俗字进行确认。

很多流传千年的俗字，同今天的简体字完全相同。而唐时对于俗字流传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专门的 干禄字书 ，对正字，俗字，通字进行区分。 我以前也提到过。链接出处

2 坎曼爾詩箋中《卖炭翁》一诗，郭将之与敦煌写本对勘，有近十处异文，都同于今本，而不同于敦煌唐人写本。这应该是作伪的证据之一，

其实呢，郭是用坎曼爾詩箋与四种古本进行对勘，除唐写本之外还有宋元本，是唐写本与其他版本不同。虽然唐写本年代最早，但并不意味着必须与它为标准。因为古诗流传常有多种版本，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宋元本的不同如何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完全可以解释为唐写本来自一个源头，而坎曼爾与其他三种来自另一个源头。

对于考古文物鉴别而言，这本应是个常识。比如说易经经文，今本与汉朝帛书本文字上有很多不同，今天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今本为正，如果哪里出土一种易经，经文与今本同而与帛书易，绝不能单凭这点就断言其为伪作。

至于说但郭沫若却由此得出诗签直可称无价之宝的结论，这个由此，更是有点莫名其妙，

郭在文本推勘完毕后，又对笺文末尾的 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 一句进行评论：

这个无价之宝的说法，只是一个单纯的判断，并没有以异文为推断的根据。由此二字很有误导读者之嫌。

其实，要说明郭的判断并非荒谬可笑，一个事实就够了：

郭去世后在其全集的出版过程中，一直认为坎曼爾詩箋为伪作的张政烺先生向当时的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陈辞，要求不将郭的此文收入郭沫若全集中。

也就是说，即使郭判断失误，这个失误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失误，而不能证明其学术道德有亏。

题外话

近年来的主流意见认为坎曼爾詩箋是伪作，我读了相关文章之后，也倾向这个观点。

但论者的论述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2000年发表的《坎曼尔诗签真乎伪乎》对此有总结。

关键在于，论者以为完全没有问题的，都出了问题。

如论者以为詩箋中汉人一词是个证据--- 宋以前少数民族没有用汉人称汉民族的，反对者在很多史书中都找出了反例。

论者花了很多篇幅论证詩箋中欣赏一词是个证据---唐诗中故园欣赏竹的欣赏应该读为欣--赏竹，而忘记了陶诗中早有 奇文共欣赏的说法。

这里说这些，并不是要说坎曼爾詩箋不伪，而是说论者以为可以成为铁证的简体字，词汇方面的论证根本不成立，这些东西不足以说明郭学术道德有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