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这次动静搞得大了点，并非我的本意，大家也看得到，我为说清楚问题耗费的功夫---尤其与一两位以判断代论证的河友相比。正事为此耽搁了不少，现在必须鸣金收兵了。
到今天为止，郭所受的常见攻击，这里都一一作了澄清。我想，对于评价郭沫若这个人，这些事实是重要的。其实，我们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并不可能都完全全面和公道。
不全面不公道之处，有些仅仅是个人能力，兴趣造成的，而另一些，则是人为扭曲而成。
扭过来的，总得再扭回去。
这是我的简单想法。
为郭辩诬，为此。为李辩污，亦如此。
如果我们在看电影甲午风云的同时，能够读一读
梁启超的李鸿章评传，
如果我们在接触到网上关于郭铺天盖地的流言的同时，能够接触到这里所列举的资料，
我想，这两个人的形象不会是今天这样。
总想知道真相，也想更多人知道。
为什么？
其实，真相一点用都没有，就象山的峰顶。
有人问登山家为何甘冒艰辛和生命危险去登上峰顶，
登山家答道：因为它在那。
我们探寻事情真相，也不过是因为：
它在那。
网络上所负的污名太多了，基本上每个稍涉及到郭的帖子，必有人粘贴那三首诗，即使是涉及到专业领域，也必有人拿余英时的那篇文章说事。现在我看到这种地方虽然总是心里觉得太过分了，但也从来没出来与人辩过。一方面自己水平不够，勉强上阵反而误事；另一方面，这种贴子太多了，简直辩无可辩。
我在束星北帖子里，为王竹溪先生辩诬，也是在《束星北档案》里看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心里觉得堵得慌，也怕王竹溪先生在公众里留下的就是书里那样一个无能的印象。好在王先生的门人弟子编及中国，若算上因读书而间接受惠于他的又几乎可以一网打尽中国物理界，为他挺身而出对此事辩诬的就有很多，不缺我这一个小兵。方舟子在为郭辩解有关十批公案时最后感慨，郭就是门下无人，而至现在任人欺凌。这句话真是很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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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这也是右派。比魏巍略小一两岁，——同代人，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得以平反。大家论“右派”的时候最好也具体分析一下“右派”的年纪，邵燕祥25岁被划为右派，和章、罗绝不一样，——后世“右派”往往将“右派”的悲惨化为道义、思想资源，——可是他们多爱慕章、罗，邵燕祥这样大多数的“右派”，其思想道路，乏人光顾，——这便是我们的时代。
魏巍文革时代何曾没有受过苦？邵燕祥，虽和魏巍有别，——然而他们颇多一代人的通感。
80年代平反，邓公坚持：章、罗等少数人可以摘帽，但是“右派”原案维持。
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我（邓小平）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
你尽管可以认为邓小平此处有私情——可是政治家邓小平，大跃进这件事能说”集体负责”，此人胸襟可见。若真是心虚，谁会多次提及并坚持呢？
反右运动中最无辜最可惜的是小老百姓，小知识分子。每个“右派”都是不一样的。可惜，今日“右派”所拿的道义是大多数“小右派”的遭遇换来的，——彰显的却是章、罗的道路、途径。言必称章罗，有几个人提及邵燕祥这样的人呢？
魏巍逝世——很多人从追忆文章中才看到：老左派何曾没有受到当局的压力。可是，他们不时髦，一些自由主义者恨其入骨，暗暗称快，西方乐于炒作“胡佳”的正义组织，亦宛如未见。——倘若说现实，这便是我们的现实。热闹、公正声中自有抹杀和仇视。真的多元？真的宽容？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吧。
沉默的大多数——或无声，或被人刻意冷淡。邵燕祥虽有文名，然而也终究是“大多数”中的一员。今天，我转引一篇他论晚年郭沫若的文章为结。不为别的。河里的你我几乎都是“沉默多数”的一员。有些人或许认为自己不是，我不敢如是乐观。
每个时代总有人刻意宣张一些话，——我们沉默的大多数，得有自己的思考和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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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革”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 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革”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革”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巨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北京日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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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历史，最大的悲剧是：
一个30分，一个70分，先把70分送上神坛，再把70分打落神坛，打到负分去，然后转头夸30分伟大——这中间能翻多少案？很热闹，很传奇。有多少长进？聪明的从此倒是晓得了人言可畏，还是拿30分好。
谁不是人？谁不是妈生的？——他们是妖生的？神生的？鬼生的？
他们上神坛是自己想上的？
他们被打到负分是客观的？
你以为毛泽东愿意死后被浸了福尔马林液，躺在广场上？然后某一天像列宁一样——被人糟蹋一把，若干年后民众想想不对劲再迁回来，然而所谓遗体也不过是10%了……
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等人物，谁想不明白？然后毛能死后作主吗？
——固然世无不朽，朝代亦然。惟愿我此生看不到如此场景。
鲁迅多希望自己死后——“死后就埋掉,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收礼,不要祭奠。”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公祭，——然而民众成千上万赶来，给他棺材上盖“民族魂”的旗帜，这是他愿意或在乎的吗？
然后再有很多人不肯放过他，无非就是这面旗帜：让他们扎眼的“民族魂”。
倒是陈丹青先生说了大实话——
【“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毛泽东、鲁迅均是我们民族的大异端。秦始皇是，张居正亦是。幸好我们民族懂得拿青史鼓励年轻人去做“异端”，——这便是我们民族历5000年而不绝的大狡猾和大秘密。
郭沫若身上有我们民族的寻常气息，亦有超于常人的勇气和见识。
在整个历史里，先有事功后想避祸……这样的人不少。张良得了好归宿，好名声；
文种不是不知，然而为了国家心有眷恋；和范蠡下场有别。两种道路，群众均可见可思。
郭沫若是避祸不得的人——后来名声也因此大坏。然而，他到底没有害人，而且在重要关头亦承担隐忍，不肯连累朋友。他看不起踩人的人，落井下石的人，大约还是有些资格的。
其所作所为亦可见可思。——然而被人打到负分，徒见我们的不知深浅。
使用这个功能，就不至于忽笑忽怒了。
否则脾气再好，都会受影响的。
我虽然用得不多，但是很赞铁手的这个功能。
[FLY]我怕天外飞仙
人总要喘口气的[/FLY]
当年有人在网上给郭扣了顶帽子“于党有功、于国有过，于民有罪”，这给我的感觉，简直就像孔子诛少正卯，典型的以诛心之论定人之罪，还是那种站在道德高地上，判处以石击死的刑罚。网上的某些批郭的文章，要说背后没潜藏着政治居心，似乎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可惜郭沫若去世的太早，要是巴金也像他那样在1979年就去世的话，那么恐怕也要被人扣上“无德文人”的大帽子。
就和小布什之流说的大多数话一样，和所谓“民主”无关。
这样的态度就很好,不要去判断居心如何,我说希望于河里众兄台的无非如此,这样才有您说的事实真相,否则就不会有
那就永远也不会有真相,可以评价言论者的形容词不是完全不可以用,比如粗糙,比如一心二用,比如不学无术等等
势利/忽悠/居心叵测/混淆视听等等还是要慎用,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希望,就局限于河里吧,到外面,掌掴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不是?
刘邦同志出生贫苦家庭，早年从事反抗秦皇暴政活动，领导组织了丰西泽起义，打响了反抗秦皇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并建立了芒山革命根据地，为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发动农民大起义，刘邦同志积极响应，攻占沛县，处决了恶贯满盈的沛县令，刘邦同志在反秦革命中享有崇高威望，被同志们推举为“沛公”，成为反秦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朱房左倾冒险路线的影响，在秦皇统治阶级的疯狂反扑下，陈胜、吴广同志先后牺牲。在反秦革命的危难时刻，刘邦同志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功指挥了城阳战役、濮阳战役和雍丘战役，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在刘邦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反秦义军于高祖元年攻克咸阳，一举推翻了秦皇反动统治，亿万人民翻身作主人。
在刘邦同志领导义军进行轰轰烈烈的反秦革命时，贵族余孽项羽反革命集团躲在嵩山上不种树不浇水，当革命胜利时，却要下山来“摘桃子”，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刘邦同志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鸿门和谈”，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刘邦同志说服大家主动放弃关中革命根据地，开辟巴蜀革命根据地，建立大汉国，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并制定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正确革命路线。
项羽反革命集团出于其反动本质，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高祖二年悍然发动内战，并叫嚣6个月消灭大汉。刘邦同志带领大汉国人民进行坚决反击，很快占领关中，有力地打击了项羽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刘邦同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终于在高祖5年彻底打败项羽反革命集团，统一全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得到解放，大汉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长期革命斗争生涯中，刘邦同志有12位亲属为革命献出生命，在彭城战役中，刘邦同志的父亲、妻子不幸被敌人俘获，反革命分子项羽如获至宝，并以此要挟刘邦同志，遭到刘邦同志的有力反击，敌人无计可施。刘邦同志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子女，从不搞特殊化，在长征途中，刘邦同志的子女要搭刘邦同志的专车，三次被刘邦同志推下，刘邦同志还告诫同志们：“国家给我配专车是因为工作需要，小孩子不能占公家便宜。”，以上事例充分表现了刘邦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贵的品质。
刘邦同志是大汉国、大汉国军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他领导推翻秦皇反动统治和项羽反革命集团，使亿万人民得到解放。解放后，刘邦同志领导全国人民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韩信、英布、彭越、韩王信、臧荼、陈豨、卢绾、贯高、利几的机会主义路线，保证大汉江山永不变色。刘邦同志带领全国人民抵御匈奴帝国主义的侵略，亲自指挥反侵略战争，取得白登包围战的伟大胜利，迫使匈奴单于与大汉国和谈,有力地打击了匈奴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刘邦同志的逝世，对大汉国各族流氓无赖，对国际封建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造反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流氓和世界各国流氓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大汉国中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刘邦同志的遗志，紧密团结在以吕后为首的大汉国中央的周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而奋斗。
始皇帝 高祖同时又能是大异端,我们异端功能组别特别地欣慰,只是,这是不是有点刀切豆腐两面光呢?
高位者上神坛当然不必自己下手谕,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莫非14K知道的道理,CP或者老K不知道?
战端一开 人无论老幼 地不分南北...。
怎么不提师妹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