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明冲突、宗教、伦理和价值观 -- 常乐

近年来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可以看到宗教的因素。

911后，小布什要各国和民众选边站：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他们那一边。这里的“我们”是美国，而“他们”就很模糊了。

“他们”的所指有小、中、大三个：最小的“他们”是反西方的穆斯林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某些穆斯林“邪恶”国家，包括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控制的国家（如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伊朗）或有碍美国利益的国家（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较大的“他们”是穆斯林世界。Spengler在“穆斯林自由化运动失败：西方索性劝回教徒皈依基督”（外链出处）中写道：

西方是哪儿呢？在冷战时期是清楚的，就是北美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澳洲、日本和梵蒂冈，主要敌人是东欧和东亚的共产主义国家。90年代初，苏联解体，原苏联加盟国和东欧国家放弃共产主义，冷战结束。西方欢欣鼓舞，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说，正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战胜了邪恶的共产主义，终结了历史。美国学者亨廷顿没有这么乐观，其《文明的冲突》说以后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文明如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但是近20年来的国际冲突，主要却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特别是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和西方与东正教斯拉夫人（俄罗斯、塞尔维亚、波黑塞族人等）之间。

纵观西方国家，除了梵蒂冈，有如下特点：(1) 发达国家，人均GDP要接近1万美元。颜色革命成功的欧洲穷国，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只能作为西方的外围前线。(2) 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3) 民主政治。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治是不及格的。(4) 多数人信仰宗教。核心国家是新教（狭义基督教）为主的，如美、英、德、加、澳、新西兰。其次是天主教为主的，如法、意、西、葡、爱尔兰、波兰。再次有全民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然后是有新教、天主教等多宗教的，如日本还有神道教和佛教、韩国还有佛教。第四是东正教为主的，如希腊、保加利亚。只有土耳其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它进不了欧盟，与此有些关系。

由此可知，宗教是西方社会的主要属性之一，在西方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西方伦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不明理的教徒说的那种胡话：不信神就是没信仰，就是迷途的羔羊，就会只有物欲。

人的心理系统包括多个子系统，如知识系统、信念系统、情感系统、意志系统。人对于自身、自然和社会（心中有同一套民俗文化的人群）的知识是很有限的，而对于未知的那一大部分，有些承认不知道就完了，可有些因现实需要而假设并相信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信念，有大有小。小的信念如相信某个数字会带来好运，大的信念如相信有鬼神的世界。后者因其大，而常被叫做信仰。

民俗文化也有多个子系统，其中之一是伦理系统。伦理对于社会是极端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法律提供了基础。善法还是恶法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合乎伦理。伦理系统这种抽象的东西，对其性质是有争议的。

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探讨抽象的东西是从类（范畴）开始的。例如我们接触的桌子，是一张一张具体实在的桌子，那么桌子这个抽象的类是怎么回事儿呢？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的探讨，就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名（类）物（具体成员）之辨。西方哲学中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精神世界里的抽象的桌子范畴，概括自物质世界的具体的桌子，而后者是柏拉图所说的先验世界里的桌子范畴的不完美的表现。这种说法叫做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中国古代的老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而道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抽象东西。照此说来，伦理就是先验世界里的规则，是普遍的，绝对的。善是上帝、安拉或佛等主神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康德的先验理性的一部分，如其名言：

第二种说法是，桌子这个类，只是一群人对那些具体桌子的约定。这叫做唯名论或约定论。中国古代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约定俗成谓之宜”。照此说来，伦理就是一群人约定的善行规范。它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第三种说法是，桌子这个类，是每个人的心理对外在的具体桌子概括而成的概念。这叫做概念论。照此说来，伦理就是每个人对外在具体善行概括而成的一套概念。它也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实在论者（教徒或先验理性信仰者）相信有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一种伦理价值）和伦理（一套善行规范）等抽象东西，非实在论者则不承认。但是不承认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和伦理，并不意味着都不承认善、价值、伦理、文化等抽象东西既有个性（或特殊性）也有共性（普遍性、普适性、普世性）。

在我看来，伦理是一群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出于相处的需要而对于善行逐渐约定的规范，而且是内化于这个人群中的每个人的心中。伦理有稳定性和继承性，儿童如学习语言一样，逐渐学习到伦理。伦理也会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伦理。可以评论不同社会的伦理规范的差异甚至高低，但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没有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所以要看某个或某套伦理规范对于增加所属社会的成员以及人类福祉的作用。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一个社会有利益冲突的成员，更别说人类的几十亿成员了。不明理的西方道德评论家，自以为登上了先验、绝对的或最先进的道德高地，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一开口就是“他们”或“你们”恶劣甚至邪恶，却浑然不知自己这样做是极端不道德的。

在西方国家里，因为历史的缘故，多数人信教，而宗教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伦理提供了基础。德国社会学者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新教伦理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如新教伦理是教徒直接对上帝负责而无需通过教会，努力工作是对原罪的赎罪，这样就鼓励了新教徒努力工作。但是应该看到，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相信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也导致了自以为正义化身的极端派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中国从古到今都有宗教，但没有过多数人信仰一种高级宗教。中国的伦理基础有佛教等宗教成分，但不是主要成分，而主要成分是世俗的经验及其精致化——多种哲学等人文学术。从古到今，不信教的多数中国人，都按照社会的伦理行事，当然不是迷途的羔羊。

对善和伦理的探讨，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传统悠久的哲学（包括宗教哲学）途径，也就是伦理学（包括宗教伦理学）。这一般是先假设普遍的善（宗教伦理学等实在论伦理学先假设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善），在此基础上纯思辨地建立普遍的伦理系统（实在论伦理学建立先验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系统）。另一种途径是近两百多年来的社会科学途径，也就是研究对象包括善和伦理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这大多是先观察和概括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一个一个善行规范，由此概括出一个文化或社会中的伦理系统。概括出多个文化或社会的不同伦理系统后，尝试找出某些伦理系统的一些共性，据此把多个伦理系统归入不同的伦理类型。然后再尝试找出不同伦理类型的一些共性，也就是善和伦理的一些共性。这是从特殊到普遍。当然也会有人从普遍到特殊，即先假设伦理共性（往往主要是自己文化的伦理系统），再以此为基础观察和概括伦理类型和多个文化的伦理系统。

在近现代的文化（包括伦理）探讨中，不管是哲学途径还是社会科学途径，因为西方学者占大多数，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西方文化（包括伦理）为基准，导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伦理）中心论，尽管这早已在学术界受到强烈批评，名声如同种族主义。在学术界之外，西方文化中心论还是很有市场的，还没有和种族主义一样臭。学术界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评，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文化相对论，就是认为不同文化是无法比较的，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天然合理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文化多元论，就是认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并不以其中一种为中心，但它们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并不是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是天然合理的。

现在的一种流行说法是，正义（善）、平等（公平、公正）、自由（人权）、民主是普世（普遍）价值。这种说法原是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家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合理性的，基于先验理性或宗教等实在论。现在各国民众仍然可以以这些价值自行推动社会进步，但并不需要接受实在论的假设：这些价值是普遍的。至于西方国家用这些价值以及普世价值假设来干涉和控制非西方国家内政，甚至为了肢解非西方国家而制造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政治口号，只是流氓找茬罢了。西方国家经济已经发达，非贫穷者占人口多数，占用较多的世界资源，相对于贫穷者占人口多数而且占用世界资源较少的非西方国家，国内平等、自由、民主程度一般总要高些，以此作为干涉、控制或肢解非西方国家的理由，那是强盗逻辑，就像古希腊人以自己有民主权利作为对非民主制城邦开战并将俘虏作为奴隶的理由。非西方国家民众要做的是，自己发展经济，脱离贫穷，同时维护和争取平等、自由、民主权利，渐进地推动社会进步。西方国家以输入平等、自由、民主为名的干涉、控制和肢解，是为了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损害非西方民众的利益，所以会受到非西方民众的反对和抵抗。

此外，平等和效率、自由和秩序、民主和法治，都是在一个国家的一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相互制约的。激进地乃至极端地单边狂飙突进，甚至进行超越现实条件的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反而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失败”，说失败的证据是中国很多留学生在西方课堂上反驳教授的自由主义观点。这种说法有一些可议之处。首先是“中国当代启蒙运动”是个所指不清楚的名称。其次是以留学生反驳自由主义观点为运动失败证据，那么就是说“中国当代启蒙运动”没有教育好那些年轻人，而那个运动就是自由主义教育运动了。这样理解的“中国启蒙运动”与其仿效的西方启蒙运动完全不同。

首先，西方启蒙运动是17至18世纪西欧学者为社会寻找政治出路（新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设计）的运动，尽管有部分学者也宣传自己的观点，但那个运动主要是政治“寻路”运动。把启蒙运动看做教育运动，是对中文的“启蒙”望文生义。“启蒙”的西文是“光明”之义，译得容易误解。其次，西方启蒙学者对于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从侧重于平等的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到侧重于自由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所以不能把西方启蒙运动看做自由主义运动。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说来话长。

4世纪前半叶，罗马帝国的君斯坦丁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因为罗马的战士大多是基督教徒而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二是帝国此时已分为东部（东欧、中东和北非）和西部（西欧），而他将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定为东部的都城，改名为君斯坦丁堡。几十年后，东部和西部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西欧分裂为多个国家，但它们和东罗马帝国在宗教上乃至精神上都受到基督教会的严密控制。基督教会从上到下广设宗教裁判所，不但迫害（罚款直至火刑）异教信仰，而且迫害不合教义的言论乃至腹诽。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由此开始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8世纪，基督教会分裂为西欧的天主教会和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皇领有教皇国。中世纪的西欧和东罗马帝国实行农奴制。教皇也是大农奴主。15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灭亡。一般以此作为中世纪的结束。此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欧的农奴制开始消亡，如英国的农奴制此时消亡。

此前的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以其诗歌张扬千年神权重压下的人，开启了反抗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两百多年，涌现了许多诗歌、小说、绘画、雕塑和学术著作。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向基督教之前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文化寻求精神资源。由于西欧保留的古希腊文献很少，依靠的是东罗马帝国主要由阿拉伯学者保存和注疏的大量古希腊文献。

16世纪初，西欧出现了另一大反对罗马教廷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反对罗马教会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占有土地，出售赎罪券；不承认教会有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不承认教士沟通神人的中介作用，认为《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原则，因信即可称义，教徒能够与上帝直接相通相遇；要求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简化形式，主张教士可以婚娶。宗教改革之后，西欧（含北欧）各国的世俗君主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并把各国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的基督教第三大派别即新教各宗派；在德国和北欧诸国有路德宗，法国、瑞士和苏格兰有加尔文宗，英国有安立甘宗等等，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也相继出版。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16世纪上半叶，波兰人哥白尼以其“日心说”挑战基督教的“地心说”。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人伽利略开创了现代自然科学。这是一种新的智力探究活动，基于怀疑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假设、观察（如实验）和概括，获得规则或倾向性。爱因斯坦说，“我认识的伽利略精神，是向任何以权威为基础的教条展开激烈战斗”。伽利略与之战斗的教条首先是基督教教义的教条和天主教会认可的教条。

在两百多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自然科学开辟的道路上，17世纪初到18世纪，苏格兰、法国和德国的启蒙学者为社会寻找政治出路。他们与其他领域的前辈一样，是怀疑论者。

此时欧洲各国有特权阶层（如法国的教士和贵族）和无特权阶层（如法国的平民）。启蒙学者提出各阶层应该有平等（公平）的权利。在实在论学者那儿，就是基于宗教或先验理性的“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都同意起点和程序（或过程）的平等，那么结果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平等呢？极端的观点是不需要结果的平等，否则就会鼓励懒惰。但是起点和程序的平等不可能完全实现，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这里有平等和效率的平衡问题。

此时的西欧（含北欧），天主教会仍然在宗教上乃至精神上控制着法、意、西、葡等国家和地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君主专制和特权阶层控制着民众的精神。启蒙学者一般是自然神论者，尽管他们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提出个人领域的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自由。在有些实在论学者那儿，就是基于宗教或先验理性的“天赋人权”。在公共领域，个人必须遵守秩序。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群己权界），有不容易分清的地方。

如前所述，对于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侧重不同，就有不同的观点。侧重于平等的，是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而侧重于自由的，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

此时欧洲各国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法律上承认君主拥有国家的主权。启蒙学者提出“主权在民”，在制度上设计从古希腊（直接民主）和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民主）获得灵感的民主制，设计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衡模式。

在启蒙学者找到的政治道路上，英国革命达到了虚权君主立宪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13个州进行武装革命，独立建国。法国革命达到了共和制，复辟为实权君主立宪制。德国改良达到了实权君主立宪制。其它西欧（含北欧）国家或发生革命或改良，或被拿破仑大军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拉美多个殖民地民众进行反对殖民者的斗争，独立建国。

回到中国。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有过启蒙运动吗？应该说是有过的。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中国社会寻找政治出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启蒙运动从何时开始？有人说严复是启蒙学者。严复翻译了很多西方社会政治论著，但并没有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政治出路，因而只是西学翻译介绍者。近代的西学翻译介绍活动，可以追溯到明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维新派学者可以看做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他们提出的政治出路是通过改良达到德日式的实权君主立宪制，但是他们的改良实践百日就夭折了。

接下来提出政治出路的是革命派学者。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的，基于现实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历史。自中国统一的秦代开始，中国多次遭受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入侵，自晋代开始，更是多次部分甚至全部被占领，生灵涂炭。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干涉和控制，被看做类似的更大威胁。“建立民国”，即建立民主制的共和国，是民权主义的。孙中山设计了五权（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分立的宪政制衡制度。“平均地权”，是以土地改革消灭农村封建所有制，是民生主义的。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等革命派学者提出的政治出路。革命派推翻了君主制，建立的共和国却不是民主制的，而是威权制的，而且军阀割据。抵抗了外敌入侵，但难以抵御列强的干涉和控制。未能实行土地改革。

接下来是20世纪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主张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但对列强干涉、控制乃至入侵问题和下层的平等权利并无良策。后来的民主党派也是如此。鲁迅等人对制度问题找不到出路，主要做起与政治寻路无关的批判国民性或劣根性。学步者绵延到几十年后台湾的柏杨。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海内外的青年，以俄为师，组织起共产主义小组。进而在苏联帮助下，建立共产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起极权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鲁迅后期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有人认为救亡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可是救亡就是当时启蒙（政治寻路）运动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新文化运动诸公皆无良策，只好看着或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了。

文革后，中国从共产主义极权制走向资本主义威权制。自由主义者如其前辈，主张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但对列强干涉、控制乃至入侵问题和下层的平等权利并无良策。新左派套用西方学院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化批判来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样的中国当代启蒙运动，还是隔靴搔痒。

由于中国启蒙学者未能针对中国现实提出恰当的政治出路，如果当前发生革命，将如同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是以不满的下层为主力群众的极端左倾倒退。这可以说是中国启蒙运动（特别是当代启蒙运动）的失败。当然只是到此为止，未来的启蒙学者或许能够针对中国现实提出恰当的政治出路。

我在另一个帖子（链接出处）里说过：

北欧一些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也就是平等为主的再分配政策。这首先要让赚钱越多的人交税越多，也就是开征级差大的累进所得税、奢侈品税和遗产税等，其次是把税收用来大量补贴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等。再分配政策是左派和右派的一个主要差别。右派如小布什，却是减免富裕者和企业税收，而日本自民党政府希望把贫富一律的消费税从5%提高到10%。大陆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平均主义，是极左派。邓小平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向右转。江泽民时代更加右，搞教育、医疗产业化等，搞得教育、医疗、养老成了众人抱怨的新三座大山。厉以宁等经济学者嫌贫帮富的言论是极右的。胡锦涛时代鉴于贫富悬殊、民怨强烈，免收农业税，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加大教育、粮食种植等补贴，是左倾政策。不过评价再分配政策的左右调整，要注意当时的情况。

左派和右派的第二个差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倾向于公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色列社会主义者都搞公社。英国工党、印度国大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都搞过国有化，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拉美左翼政府正在搞国有化。共产主义国家搞过全盘公有制，毛泽东还希望全盘国有制。不过公有企业效率不佳，因此社会主义者一般不再搞公有制，除了投资大而收回慢的公用事业或者收回外资企业。

极左派或共产主义者的一个独特之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是效率不佳，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

除此以外，有些人把左右标签贴在政治体制和权利主张以及国际关系主张上，这很容易贴错。

政治体制和权利主张的差别，首先是人治和法治，其次是人权（言论、宗教信仰、集会、游行、罢工、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大小，再次是极权制、威权制和民主制。

主张和实行人治的，只有有专制君主、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可以叫做人治派。其他人一般都同意法治，可以叫做法治派。

主张和实行低人权的，有专制君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低人权派。主张和实行较高人权的，有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较高人权派。主张和实行高人权的，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高人权派。

主张和实行极权制的，有专制君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极权派。主张和实行威权制的，有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统治者和赞同者，可以叫做威权派。主张和实行民主制的，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发达国家统治者及赞同者，可以叫做民主派。

这些区别都很容易贴错左右标签，总不能把专制君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及赞同者都打成左派或右派。

国际关系主张的差别，首先是依附（如格鲁吉亚依附西方，刘晓波主张中国应该做两百年西方殖民地）和独立，其次是封闭（如朝鲜、缅甸和古巴）和开放（如中国），再次是侵略（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和平。这些区别也很容易贴错左右标签，总不能把侵略者如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和走中间偏右道路的布莱尔都打成左派或右派。

国际先驱导报23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中国国家公关如何“又红又专”？’：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融自身于全球化，是走了西方走过的道路。按照如此理解，那西方人就不会觉得中国身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因为中国走的是它们走的老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在政治上拒绝西方式道路，西方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政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治发展，中国走的道路是跟西方不一样的。中国自己总是强调一个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方面中国还没有解释清楚。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上，都有很多值得总结、值得海外借鉴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中国自己还说不清楚，而西方人对中国更感兴趣的正是中国发展经验背后的价值。 外链出处

中评社23日/《新闻报》22日：金融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幷非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秩序的混乱，或者工人失业、公司和行业倒闭，而是西方政治体制相对于中国崛起的知识及文化优越感的衰落。

如果说在金融体制上是如此，那么，进行西方式的政治改革也同样丧失了更多动力。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文化和知识优越性削弱了。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因为西方民主化的驱力主导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景观。

在没有了向导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进行独立思考了？美国的榜样作用正在消去，中国必须更加懂得照顾自己了。当然，美国会从危机中恢复，但是何从恢复又何时开始恢复呢？面临危机，中国又该如何做？这些都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学习过程似乎就要走到尽头了。中国不会，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会回复到苍老而无力的儒家。作为政治苍穹上永恒的明星，中国和西方已经驶入了不明水域。 外链出处

08年四川大地震时，都江堰市高中教师范美忠在网上自吹，他在授课时感觉到地震，不顾学生，立即抢逃。事后他“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这引发了大陆网民的大辩论，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自吹抢逃与所引发的争论涉及本能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问题。

1. 本能

范某自我开脱的第一条，就是求生本能，人们一般也都表示谅解。

不过本能并非如此简单。人是最高级的动物，有动物本能，但动物也不是只有低级的求生本能。多数亲属关系明确的动物，还有保护幼小子女和老弱亲属的高级本能。社会性较强的动物（如蚂蚁、蜜蜂、狼、狗、猴子、猿），还有高级的合作本能。人的本能，除了动物的低级和高级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级的保护幼小子女和老弱亲属的本能和合作本能。对于抢逃只用本能中的低级求生本能来开脱，并不恰当，倒不如说是吓蒙了，只顾自己逃命了。

2. 保护幼小子女

范某的说法如下：

3. 保护老弱母亲

范某的说法如下：

4. 保护年轻学生

范某对此的说法如下：

实际上，很少有教师没事会去看那些法规，但一般教师都会知道教师的一般职业伦理规范，知道灾难中有责任组织学生撤出。范某这样装作丝毫不知道一般教师职业伦理规范，振振有词地对学生狡辩、上网狡辩、上媒体狡辩，实在是缺心眼。另一个问题是感情因素。高中语文课大概每天有一节，师生接触不少，应该有一定感情。对学生有感情，则教师更会觉得对学生有责任。但是范某对学生似乎并无什么感情。实际上，保护幼小子女和老弱长辈也有感情因素。

5. 个人和他人

范某的自辩自吹，基础是极端个人主义，而他称之为自由主义。这表现出大陆部分人的价值观紊乱。

在个人和他人关系方面，中国原生价值观的两个极端是先秦的杨朱和墨家。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墨家提倡“兼爱”，即无差别地爱所有人。墨子身体力行，带领学生去受侵略的诸侯国进行防御。这是极端集体主义。道家希望回到原始状态的小国寡民，弃圣绝智，放任自流，是激烈的个人主义。儒家比较复杂，以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为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达到遵守和维持家庭中的等级（“齐家”），扩大到遵守和维持诸侯国和天下的等级（“治国、平天下”）。这是以温和的个人主义为主而以温和的集体主义为辅。法家要求绝对服从诸侯国和天下统治者的法规和命令，是另一种极端集体主义。

周代实行的周礼，也就是儒家之道。秦国以法家之道代周得天下。汉初统治者崇尚道家。汉武帝实行儒表法里。东汉佛教传入。佛教以提倡个人修行自了为主，也是激烈的个人主义。至此形成儒、释、道为表而法家为里的主流多元价值观。

西方近代以来的相关价值观，两个极端是极端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基雅韦利主义、犬儒主义）和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把人假设为完全自私牟利的经济人，并假设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使经济人之间的博弈达到完美的结果。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共同基本哲学假设，但现代经济学并不限于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基雅韦利是以《君主论》闻名的学者，主张君主可以不择手段。此说的扩展就是个人或群体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犬儒主义是无视伦理、玩世不恭。极权主义是政府实行战时状态般的剥夺个人多数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而实行国内平均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以提倡个人自由选择的政治权利为基本哲学假设，是激烈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以提倡平等为基本哲学假设，是激烈的集体主义。

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推崇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相近的法家，并要求百姓遵守墨家之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统治者，不再信奉和实行共产主义，但官方意识形态里，还是残留着一些无人相信的极端集体主义。

范某的自辩和自吹，是犬儒主义。

大陆需要的主流价值观，是非极端的多元价值观，是非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平衡。多元价值观，是传统价值观和外来价值观的相互影响、竞争、融合、发展。这个过程早已开始，还将继续。

保护幼小子女、保护老弱长辈、保护年轻学生、平等、人权、民主等，是一些伦理、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价值，对人生和社会有作用。一个哲学学者为了建立或发展学说体系或价值观，会以某个或某些价值为基本假设。公众作为学说或价值观的消费者，要有多元论和怀疑论的心态。狂热信仰一种哲学学说或宗教教义，那是心智不成熟。

死不知错,还有那个力挺范的天涯网的网编也让我恶心不已,冲这个烂人,我不再去天涯网了,尽管我极少去.

1、地震发生了；

2、范某告诫学生：“不要慌！地震，没事！……”

3、说完这话后，范某“猛然向楼梯冲过去”，“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而且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

4、在他之后，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和学生也陆续来到足球场，而范某班上的学生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跑出来，而是“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

可以肯定，所有认为范某“情有可原”，并对他抱有某种同情的人，都忽略了他在拔腿开溜前告诫学生“不要慌！地震，没事！……”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这句话与克拉玛依大火时那声“同学们别动，让领导先走”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在这个课堂上，这位作为授课教师的范老师就是最大的领导，所有学生对他的指示都必须服从，正是他的这个指示导致了他的班上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晚出来，因而增加了他们伤亡的可能。

因此，范老师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自己逃跑，而在于他阻止了学生自救！如果他在逃跑前喊一声“快跑”，那么他根本不会遭到后来那样的谴责。如果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导致这些学生伤亡，他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范老师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失职”，还在于“渎职”——有意将他的学生置于危险境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重病号挺可怜：）天涯估计热闹过，那些跟小范一样把自由主义鼓吹成真善美的人，会力挺他自由裸跑的。

可能范跑跑一直以来支撑他自己的信念是: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国家对不起他， 他没能得到足够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没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不是他的错，他是优秀的。

其实我想在这次地震中有很多人夺路而逃，没能顾及他人，范跑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别人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优秀,自私，躲在角落里不敢大声说出来，范跑跑不能，因为接受了这一点就是承认他混的不足够好有可能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不民主，不自由，受迫害引起的，所以他要为自己开脱, 好继续来责怪这个世界，这个国家。

一家之言，无责任猜想。

看过他的博文、访谈录和电视辩论，确实有严重的诿过于人倾向，甚至是受害者妄想。

范某说是在感觉微震后跟学生说的话。轻微地震以镇定为好，避免抢逃造成伤害。多年前东海地震后，上海民心惶惶。有小混混半夜在住宅区高叫“地震了”，吓得有人从三楼窗户跳下去受伤。

感觉到强震后，他没说话就跑了，可以用吓懵了解释。

他在地震中的行为，可以谅解，但借此在网上和媒体上自吹自擂，就是没心没肺和缺心眼了。

婚姻与家庭杂志2008年18期的文章，从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这人的性格。

我只转载一些关键段，放上全文连接：

《婚姻与家庭》2008年第18期：“范跑跑”白发老娘恳请：让我儿回归正常的生活吧

外链出处

文章关键部分我引用了，想看全文的可以点进去。就从这篇纪实文章看，如果属实的话小范这家伙倒不算太可气，实在是可笑加可悲。常乐兄说得对，这家伙确实是人格有点障碍，偏偏他母亲教他做诚实的人这点还加重了后果。傲慢加上狂妄自大也就罢了，嘴上还没个把门的胡说一气，跟三国的杨修那种人有点类似，自寻死路。如果他不发那篇“名作”，哪里会闹到现在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地步？这回倒确实是“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人们争论”，只不过不是针对教育而是针对他。弄的家里一团糟，回个老家看母亲都遭到村民围观，恐怕他短时间内连工作都找不到。

只就观念来说，他也比较极端。这或许有外在影响。他参加过王怡在成都组织的基督教查经班。王怡是个律师，当过天涯关天茶舍的斑竹，成为国内著名政治异议人士，和余杰等跑到华盛顿，受到小布什接见。小范进入过王怡的圈子，不知是观念接近，还是靠拢名人，或者兼而有之。

送花：）

不管是文章作者还是跑跑老兄，反正其中之一

大家都看得出，赤裸裸的谎言，不用多废话了。

这话要是跑跑说的，那算是安慰他老妈，说得过去，再说本来也对他没什么指望了。

要是文章作者编的，此人文章从此可划归不可信任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