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十：兴衰周期（一） -- 井底望天

西方的全民选举只是制衡办法之一而已，完全不必将之上升到“普适”真理的高度。众所周知，这种方法直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官员政客一般只看短期利益，很难做出对国家有长远利益的艰难决策；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尤其是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还有类似FLG对底层百姓的潜在影响，搞美式选举简直就是饮鸩止渴（这个就不多说了）。

那么，除了全民选举，有没有办法实现一定意义上的民众监督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是目前上层有没有动力去尝试而已。比如一种很粗糙简单的做法就是定期（比如每五年）给各级官员评估，除了上级检查业绩之外，下层也可通过打分之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象美国选举一样，把此过程程序化，公开化，媒体直接进行跟踪报导，把下层的声音反映出来。这样民怨很大的官员就没法通过贿赂上级而混过关去（当然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保证下层意见能够确实进入评估里去）。这样既有别于全民选举，因为官员还是上头任命的，但又能充分调动民众去积极实行监督功能。

当然，对于又有业绩，民众反映又好的官员，除了加薪升职外，还可以考虑通过媒体宣扬他们为道德榜样，送送万民伞之类的，满足满足人皆有之的成就感（如果愿意，你也可称之为虚荣心）。

如果有一天社会关心的不是谁谁贪污多少，而是某某官员拿了万民伞，或是哪位民族企业家又凭实力成为了亿万富翁，又或是哪名国内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做出重大科研突破，并成为青少年们的偶像，那才是中国真正崛起之时！

哎，我又在做梦了，请不要把我唤醒吧。。。

文革就完全可以看做一次失败的两党制试验：以出于平民的造反派去抗衡官僚体系，即所谓保皇派。可惜事实证明，中国的民智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地步。而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造反派，最后却退化成了更加肮脏的民粹派，并导致大陆的混乱。这是毛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希望这样的错误不要再犯了。

即使在前30年，也是太祖的超级威望，钢筋混凝土的行政机制带来的超级执行力形成的瞬态。对这种超级集权的平衡是领导者内心“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平等精神和带领国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愿景。30年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也有很多问题。但我敢肯定的是，只要太祖知道这些问题， 他一定不会文过饰非，推诿己过。

学过力学的人都知道，加速前进的物体上是不会有平衡的。平衡只出现在静止。太祖时代的不平衡，才能够实现土改，用举国体制实现“两弹一星”， 实现现在20万亿也不能实现的水利工程。

真正的底层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抛到云端，除了个别人，当然也不会重重地摔在地上。

到了今天，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解体，随着分税制执行，财权下放；党内九常委治国，而九常委必然来之地方。要取得政局控制权， 必然向地方妥协。中央集权其实已经极大衰落了。广东的黑社会，上海两条鱼的嚣张，房地产利益集团挑战调控等事实无不宣示这一点。事实上中国进一步前进的最大危机就是中央的衰落， 滑入印度，菲律宾式的表面民主，实质地方势力集团割据的腐败垄断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大概率事件，真正令人担心的前进陷阱。

香港有一段是特别腐败的，好像新加坡没有这种历史啊。

社会治理必然需要广泛的参与，单单依靠政府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再强力的政府也无法把触手伸到每个角落，必然需要依靠一些社会组织比如NGO等。何况对于公权力的限制已经够少，在当今中国如何遏制公权力滥用的冲动才是真正的问题，现在还不够恶劣吗？公权力该出现的时候见不到，有利益的时候倒是很敏感。

深度。从明朝起，这个趋势越发明显，不与朝廷合作本身就是杀头的罪名。

杯具就在于：至少直到今天，控制一切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就有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

NGO在体制内已经被认为是大敌，任何有影响的哪怕是松散的组织或者形式、概念上的集合体，都是朝廷防范的对象，比如西西河，尽管这里的武饰粉可能比阎王殿还多。

我想我是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边界条件不同，不能那么简单类比。战机黑手党的帖子里让我比较美国建国六十年，我觉得这很荒谬（无法用美国建国六十年的状况证明我们的进步），所以我举了战后日本的例子，是想说战后日本高速发展和我们的六十年同样不能简单类比（无法用战后日本的快速恢复、发展证明我们进步的缓慢，本身不是能那么比较的）。我坚持反对的是这种盲目类比的方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有人试图这样来类比到底是想干什么。

还有，我坚持的是，在建国六十年中，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多本来完全没有必要，换句话说，我觉得作为政府做得远远不够。我很反对那些推卸责任的说法，就像那些推给GMD推给嗡嗡嗡的东西，其实作为TG本身从上到下都很明白都不讳言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主动去体谅！在我理解中，我们有理由期望高点，因为TG除了一般意义上执政所担负的责任外还有历史使命，就是百年来历史所交付的任务，这个任务清朝完不成，所以人民选择了GMD，GMD也没完成，所以人民选择了TG……总而言之人民会有自己的选择。

关于讨论，我这次是没能做到对事不对人，龙空我也去，对于有的发言确实感到很心烦，没能克制住。

利益追逐下官僚体系的通病了。我们由于超长时间的“封建”，还多了个人心上残留的东西。

没有制衡，公权力或者说官僚永远不会主动约束自身。

不可能去构架一个既不犯错误又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发展线路。

所谓“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多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只是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完全忽略或者无视了深层次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因素。

你上过龙空，就应该知道这种对于过去的纠结毫无意义

谁不希望跳过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大踏步的从原始社会跨入共产主义呢…可能么？蛋疼星人都是活雷锋还差不多

台湾和东南亚看了一圈，从陈水扁、马科斯到泰国的他信。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大贪特贪，然后还可以一直做到下台，然后才能被所谓的清算。这就真是病入膏肓。其实60多年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及他的亲属（以蒋、宋、孔、陈为代表）比现在的东南亚国家有过之无不及。而且一度用金钱摆平了绝大多数明事理的人。

天佑中华，来这么个人，创建了一支队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别说许多人真以为马克思姓马，还一口一个马大爷的叫着——就冲着那为穷人打天下的口号前赴后继，这才有了淮海战役中的小车，遵化战役中的董存瑞。

七

因此美国制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和管区内民众的关系问题，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和联邦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

美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是依靠法律上的各种攻防战，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而形成今天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过联邦法律对州法律的优先权，从而确立美国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在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0条中的规定，是联邦政府只拥有被各州政府授予，而不被各州政府禁止的权利。其他的各种权利，都应该在各州自己的手上。

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各次法律案例来界定。到了法律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诉诸了暴力。这主要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和犹他州摩门教政府的战争，以及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南部各州要求退出联邦（完全合法）的美国南北战争。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大幅扩大。然后就是1930年大萧条之下，罗斯福政府的联邦权力扩张，和黑人民权运动的后继行为。

但是美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终确立，还是主要在于联邦政府虽然平时和各州民众的直接交流不多，但是在税收上，抢占了75%的收入（这一点要胜过中国的51%的中央政府税收），而且还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这个时候，各州政府在运用其名义上更大的权力的时候，只能通过要么增加州的税收，要么通过发行州债券（而这两种方法，都令其治下的选民不爽）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受到很大的制约。

而最近出现的以亚利桑那州挑头，其他各州颇想跟进的针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州移民法案，其实已经是踩进了联邦政府的地盘。倒底最后的博弈如何，还未尝可知。

因此当美国地方的民众和地方政府有冲突的时候，一个方法是走美国最高法院的路子，另一个方法是走自己选举投票的路子。

反观中国，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而且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君主制度消亡，那么没有君权的中央政府就扮演了这个君权的角色。

那么当中国的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出现冲突，因为没有自己来替换这个地方政府负责官员的渠道，就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完成这个使命。而一旦中央政府放弃了自身的责任，采取对地方政府的放任，从而摧毁中央政府自身的权威，那么民众所代表的民权，就和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准君权，俺就称其为央权吧，产生法理上的脱节。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中央和地方穿一条裤子的时候，你的法理管理基础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俺多次说过，如果中央放弃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之权，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侵害民众利益，那么你中央政府就同时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关系，比中国的同等关系，有更好的合理之处。

当然对那些主张在中国实施美国制度，就是说要走邦联和联邦体制的人们来讲，应该明白中国的历史传承和现实情况，都和美国大不相同。要是把中国的由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权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香港的基本法），这个基本政治制度，给转换成像美国那样，由地方政府授权给中央政府的机制，基本上就是要求推翻和抹杀自从秦朝以后，中国2000多年形成的政治体制，而希望中国走一条欧洲人已经走出的老路子。

而欧洲人一直羡慕的，就是中国没有形成欧洲式的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各类民族国家，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中国的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差异，要是走欧洲的路子，那可是搞出一百个国家，都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道路，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个是君权消失之后，央权作为替代机制，如何保证央权的构成，就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仍然和广泛民意（不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媒体和互联网喉舌）的相通。也就是说央权和广义民权的一体化，必须在制度上得到保障，不然的话，你的法理基础就不存在了。

从俺自己的实际经验和观察来看，虽然现在中国的权力机构人员，比如说政治局的大佬们，是从各个地方升迁上来的，也有自己的组织班子和人脉，但是在具体的立场上，还是做到了屁股动了，脑袋就跟着动了。不乏很多地方大员，在政治语言上，在广东就将广东话，在上海就讲上海话，在和中央进行央地利益博弈时候，为自己的地方争取最大利益。但一旦这些大员上了中央，政治语言就改成了普通话，马上就转过来为中央争取最大利益了。

因此那种担忧地方大员升迁成为全国的权力核心成员，就代表着为自己过去的地方势力谋求利益的情况，比如说美国的各州来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为自己的州分猪肉的情况，并未成为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中国的地方政府管制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授权，但是又要极大的允许当地人民的介入，是解决好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和当地民众的关系紧张的一个路子。

所以俺的思路是，当社会结构因为高铁的普及，出现多区域的各城市的同城化趋势，又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出现底层声音被压制的成本增加，中国过去那种需要庞大的中间阶层来代理管理的需要，应该可以大大减低。

就是说很多中间的政府层级，比如说地区一级等等，是可以消除的。很多的社会功能，就是基本的政府服务功能，警察消防等等之外，是可以取消的。而且这个政府人员的数量上，是可以大幅度缩减的。

这个就是为啥俺有意忽略现在的政府机构里面的各种功能组成，以及对官和吏的划分上面，采取了和现有实际情况不符的方法。因为很多现在存在的位子，其实是应该取消的。

因为你考虑到官吏的腐败，要想很多方法去防备它，那就是神秀老哥的菩提树和明镜台，需要时时勤拂拭，不然的话，尘埃就会布满了。

而俺的考虑，就是要走慧能老哥的路子，把这些菩提树和明镜台全给取消了，那么你的反腐工作的责任和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了。

当然另外一个俺比较反感的例子，就是把腐败合法化和法制化。这个就是海地的一位部长说的那样：你来的救灾款，如果俺拿来10%好处费，用了90%在灾民身上，你们说俺这叫做腐败。可是你换了一个美国的NGO，人家拿走了60%，只有40%用在灾民身上，你们叫那合法的管理费用。

所以说精简政府机构的好处，就是在于一个腐败的官员，总是好于一群腐败的官员。

这个思路以前有人提议过，提出的办法是：任命和罢免分开，干脆地方就不搞形式选举了，法定为中央直接任命（你得承认组织部考察和锻炼官员，是能有效培养很多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这保证了官员的专业能力。选举不能保证官员的行政能力）。而如果官员腐败或者无能，地方可以罢免。这样既延续了人民对中央，中央对地方的授权体系（而不是地方自治），又能维护人民的权利不被官员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