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忙总再现江湖了 -- 大山猫
所谓“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嘴上的钱，管当年；手上的钱，万万年”，民间传统对精通一门手艺还是很重视、很信赖的。
丢下手艺去开网店的，多半也只是年纪还轻、手艺不太精的人，且随他去，年轻也是一种资本，经得起打击。
老兄恐怕关注错了方向，大家选择创业也反映了对僵化管理和分配模式的用脚投票。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下，多数人潜意识里认可智商，但现实是情商全面胜出，导致资源被大范围集中到管理层。于是各种“别输在起跑线”盛行，但物极必反，智商的逆袭恐怕就会发生在倍受情商化熏陶的90,00后身上，当越来越多的人宁可选择累一点钱少一点的自主创业后，量变迟早质变。老兄需要思考的是乔布斯和雷军的成功，在我看来，这基本可视为风向标，当大量技术工种被从劳动合同中解放出来后，量产乔布斯不见得不可能。
很多人看到减少审批以为是提高效率，其实李某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希望政府内部如同芒先生这样的更多一点，否则中国经济这样被李某一直带下去，完了。
鼓吹私有化也好，鼓吹减少审批也好，鼓吹紧缩货币财政也好，目的就是中国经济，去死吧
不能搞一刀切
我的意思是，每天从金库提出的现金，用押运车送往各个支行和储蓄所，都是提前有计划的，晚上营业时间结束，再由押运车送回金库！
大额度的现金提取，必须提前打电话预约，否则，到支行或是储蓄所，是提不到钱的，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因为恐慌导致的挤提风险！
银行每个营业点每天所需要的现金是在固定时候从金库提取的。但是目的不是为了防止挤提。
一个是大额现金来回运送总是成本高风险大的事情，所以银行能避免就避免。营业点里的现金就够应付日常存取款再稍微放点余量就行。你冷丁取一大笔现金没有提前准备肯定应付不来。
另外即使是金库，也不会放很多现金。因为银行巴不得把所有的钱都放出去生利息。所以金库里的钱数量也有限。真的提现额度太大，保不好还得跟央行打招呼，兑现点证券或者拆借一下。
所以现在是不是担心挤提不好说。但大额取款需要预约真的和防止挤提没什么关系。
真是挤提的话，大家一起打电话预约，银行该付还是得付。
收与放可以说是人类组织的主题，搞得好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搞得不好是就是险象环生，甚至是酿成滔天大祸，成千古之恨。
在任何一段时期，特定的组织形式会是被解释为成功的基础，到公司或者国家出现问题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被认为是问题的所在，拿这种组织形式开刀就往往成为一个诱人的选项，尤其是公司或者国家出现新领导的时候。
从小的例子讲，我们公司从09年就开始搞“放”。
公司在生产某种化学品方面很成功，但市场份额多年停滞。公司的组织形式是德国的技术官僚负责给各个国家的分部制定战略，价格，提供技术服务，本地的技术，销售人员基本上处于执行命令的角色，活动空间非常小，但也对战略的成败不负责任。
新领导上台后，就把德国的技术官僚跟市场份额停滞不前联系起来了。理论解释是德国的技术官僚不了解本地市场，不了解本地战略，开出的药方是“放”：要德国技术官僚们在2~3年内，把各国国家本地的技术人才培养起来，然后逐渐淡出各个分公司的日常运营；新成长起来的本地的技术官僚们要负责制定本地的战略，价格，要对本地的成败负责。
德国的技术官僚不用说了是非常的不满。以前是新加坡，上海，南美，中东的满世界跑，到处是豪华宾馆，夹道欢迎；现在出趟门都不容易，还要手把手的教别人，教的越好自己的价值就越小。本地的新的技术官僚则忙的不亦乐乎，几乎是疲于奔命。
该战略目前还在执行中，到也不一定失败。归根到底是德国的产品质量不错，战略上不论怎么玩，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德国技术官僚明显不一定是问题所在，因为本地出现问题时，德国的技术官僚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本地客户看到德国人特地跑过来给他们解决问题，觉得很受重视。这个例子只是说组织形式往往成为新领导新政的第一个开战对象。
中国的大跃进也是“放”。在苏联停止对中国贷款后，中国中央的技术官僚主导工业化的组织形式就出现了问题：中央无力继续“一五”的模式。结果是“放”：让地方搞企业。
“放”的结果是投资失控，项目重复建设，城市人口激增，工农比例失调；为了收拾烂摊子药方还是“收”。 这个例子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类型。
西方的例子也是非常多。在大萧条，二战，成长起来的凯恩斯学派主导了西方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繁荣。到80年代这种组织形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这种利用政府调节经济的方法在滞胀面前无能为力，很多政府主导的企业，比如煤矿，钢铁厂，铁路，发电厂，直来水公司结构臃肿，效率奇差。
当年为了对抗大萧条和二战，政府明显的是“收”：政府参与各种到各种关系到国家命脉的经济部门中。8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的思潮是“放”，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到08年这种“放”的结果证明“放”过头了。
同时“放”没有结决当时的问题。比如铁路和自来水，政府运营的时候亏损，服务差；放松管制后，私人企业则是完全停止设备的更新，设备的维护也非常差，完全是把铁路当成现金牛。比管制时期更无法接受的是车票的价格在不断上升，服务依旧是差。自来水的情况跟铁路的情况类似。
中国的“官办经济”明显是地方在“放”，但保持中央的“收”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大跃进“放”的一种反思：地方的“放”往往失衡，老朱有句话好像是“全国热，地方不热”，就是整个国家经济过热，但地方都认为自己没问题，不但不热，刚刚温乎而已。
忙总的意思是中央这次“放”导致了经济停滞。中国的两次典型的“放”，一次是大跃进，另一次是南巡后的经济过热，“放”都导致了某种经济的严重过热和失衡。忙总说的“没有审批和控制，经济就像四处狂奔的疯牛”的现象其实没出现，目前不是疯牛的问题，是牛根本不疯起来的问题。
所以说这是的“放”跟以往的经验是不同的。 更可能的是反腐导致官员不想做长远规划，亦或者是宏观经济的条件已发生变化。
比如说西方80年代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主导经济这种组织形式。但经济出问题后，主导经济的组织形式马上就会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经济的问题在于西方经济从战后的短缺到战后的产能过剩。在二战中煤炭，钢铁，石油这些行业是战略行行业，战后很多都变成国企，这样在80年代这几个行业在西方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当时第三世界也在工业化，有自己的煤矿和钢铁厂，这样全球来讲这几个行业都是严重过剩。 消灭这种产能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但首先遭殃的是这种经济的组织形式：即大政府和国企。
大政府和国企成为导致当时经济困难的元凶，这种经济的组织形式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结果是私人资本的崛起，在苏联崩溃后，这种崛起的私人资本主导了后来的全球化，一直被认为是
唯一正确的经济组织形式，中国就是参与到西方经济的“大放水”的洪流中，这场盛宴在08年危机后，戛然而止，留给了中国一个西方80年代面临的问题：产能过剩。
当年里根杀死大政府这种经济组织模式可谓经典，里根一方面放松管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导致经济放缓，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里根推出了“军事凯恩斯”，其规模是其谴责的大政府做梦也做不出来的，里根可以说是 做着大政府的事情杀死了大政府的组织，这事情不是好莱坞演员做不到，里根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是有道理的。
李拿这个技术官僚体系开刀，如果经济好转，那么大家就会相信这个技术官僚组织确实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那是这个组织将进一步受到打击，技术官僚能配合李自杀吗？ 现在大家撂挑子是在证明李错了，要证明这个组织的不可或缺性，让李赶紧退休。
中国的技术官僚在文革中顽强的生存下来，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其生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为什么每次经济危机都要从组织下手？ 不能在既定的组织下解决经济问题吗？
有手艺的木工自己出手给人做做家具远远不止这个价了
所以说这是的“放”跟以往的经验是不同的。 更可能的是反腐导致官员不想做长远规划，亦或者是宏观经济的条件已发生变化。
……
个人直觉这次究其原因是后者更甚，以发达国家为首的技术升级没有大的突破，中国这靠山寨起家的下游生产跟着萎缩，而逐渐增加的人工成本和内需市场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加重了对这种人工密集型粗放生产的困境，随着国际大宗商采购价格下跌用小强的话说中国本身不通缩却在被通缩，且中国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基数还必须保证就业率，不能大规模机械化，而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应对教育市场化后的反噬，高学历没有带来高技术高突破却无形中提高了蓝领技术工种的入职门槛，压制了薪资待遇，这一代人没有了前三十年的奉献精神也缺少了后30年那勃发的动力，所谓改革只能是对改开30年的漏洞打补丁，至于土共大型机的系统升级能稳则稳吧
中国到了临产的危险时刻
对忙总有质疑的河友请重温忙总的读书笔记
毛主席会怎么干
文中忙总的那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感慨，看来国人今儿也得所有感悟了
还有陈经政委说过的那句，现如今谁要想探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谁就是找自找麻烦，可现如今走资派的麻烦还少吗
这个话题推荐阅读爱因斯坦的
为甚么需要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刀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本文选自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
资本主义的荒诞：纵欲和浪费是其存在的基础
2009年09月26日 13:06:00
资本主义的荒诞：纵欲和浪费是其存在的基础
——《普世金匮》（132-133）
作者：王世保
一三二
人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作为一个世俗的人类社会，满足生物本能的享乐是必须的，也是正当的，但它必须是适度的。
就像一个人不停地纵欲会提前导致其早衰甚至早亡一样，一个社会如果也是不停地极度纵欲，那么这种极端的本能行为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加剧自己的衰亡。恰恰是从现代西方文化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却荒诞地把这种满足本能的享乐演变成了彻头彻尾地纵欲和浪费，并将这种浪费和纵欲看作整个社会制度存在的基础。
无疑，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状态，即它只有通过无限地纵欲和无节制地浪费生活资料才能保证当下的存在，以致于社会不会瓦解。
一个人的纵欲会加速其夭亡，而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纵欲与浪费也同样在加速人类的灭亡。
一三三
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是从分散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依赖于集中交易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资源规模化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
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被赶进城市，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即土地。城市是一个人口高度聚集的社会，它只有为这些丧失土地的民众提供出卖劳动力的机会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那么依靠谁去为这些没有土地的城市民众提供出卖劳动力的市场交易呢？无疑，就是资本家，资本家的企业。而资本家的企业要想为这些劳动力提供生存的物资基础，前提就是它能吸收这些无业无资本的赤贫化的市民。
然而，一个企业要想吸收劳动者就必须处在获利的状态，也就是发展的状态。一旦该企业发展停滞或者萎缩，那么资本逐利的本性就会让资本家解雇那些多余的劳动者。大量的劳动者一旦被各个企业释放出来，就会因为失去交易劳动力的机会而处在赤贫化的状态。一旦赤贫化的劳动者增加，一方面资本家们就会因为市场萎缩而难以继续获利，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被穷人暴力剥夺财富的危险，这必然会危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处在可持续性地发展之中，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要保证那些企业处在可持续性地发展状态，就必须保证整个社会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而为了增加商品需求量，就必须刺激广大劳动者的消费欲望，使他们处在纵欲和浪费的状态之中。唯有如此，资本家才能源源不断地向市场供货，而他们的企业才能可持续性发展，进而保证广大无产者能够极度纵欲和消费，进一步拉动其企业的发展。
这就是没有纵欲和浪费，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人类的自我毁灭。
小平一恢复工作首先解决的是人才问题，没有人才一来什么也干不了，二来干不出实绩，所以在他取代华总之前首先解决的是人才，当然也是有那么个机遇，而有些人说习学邓的实用，我完全没看出学到什么精髓。还有就是宣传上的自相矛盾，一上台就提了个中国梦，这么虚幻的浪漫主义，开始大家都会呵呵接受，但是后面又急急忙忙的反腐，又自己打碎了自己提的中国梦，这样的自我矛盾首先在理论层面就没有做好，而在实施的时候又搞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缺乏详细实施准则，弄巡视弄调查组，搞制度外的制度，这又是一招自毁，而明显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是不一样的，这样照抄不仅让人怀疑资本复辟，而且怀疑封建复辟，这样就会对国家现行体制和制度造成冲击，而很明显本届政府并不想在这方面做根本性改变。这就造成中层的疑惑，而这种疑惑估计还将继续持续，而您却认为是中层抵制，不管抵制或是疑惑，总之皆是理论和技术都不成熟的结果。所以我不明白本届大佬哪里像小平了？简直差太远了，这盘棋下成这样，苦得还不是老百姓，你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倒觉得，皮尚在自然毛也在，但问题是骨头软了，人才空心化了，没有了创新和生产力了，这个是根本问题。不要把领导力的问题转移到中层身上，中层也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层也需要上层代领，如果上层不尽本分，只会转嫁矛盾，让别人成为牺牲品，是我也会抵制啦！
自然科学还好，产业界的创新背后没有大企业支撑基本上不可能。
现在的产业界的技术前沿都是大企业用每年几亿几亿的研发经费，依靠一大堆专利，依靠庞大的团队，依靠精良的设备，依靠庞大的实验室逐步向前推进的，你一个人几个人能够搞出什么来呢？
李某的政策对于创新毫无帮助，真正帮助到的是一大帮的皮包公司。
我对本届中央也不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主要意见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做的很不够，表现在具体治国方略上就是跟着感觉走，虽然很多感觉我认为是对的，但因为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所以让人不是那么能够信服，因此有人质疑在所难免。但这不是习的问题，而是上两届遗留的问题，甚至从邓全面否定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摸石头过河，就注定要理论缺失了，加上御用的多数所谓马列专家都是圈养的宠物，只知道看领导的脸色下菜碟，同一个王专家，前天是三个代表，昨天是和谐社会，今天是中国梦，完全以领导人的脸色马首是瞻，这样没有独立精神怎么能搞出像样的马列思想呢？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在习主席现在几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反腐的份上，龙眼在现阶段对现政府没有太多苛求，只是希望能在中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上面能有一点点变革和完善，就是提高人民代表监督政府的质量，具体就是人民代表的职业化、专职化、正规化和直选化。
所谓大道至简，越是把马列主义讲得云山雾罩就越是狗屁不通的伪马列砖家。本朝的道统正朔来自于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要代代相传则始终离不开‘革命’二字，革命说白了，就是打破权力垄断，解放生产力，解放创造力，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当年毛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一个从三座大山下解放生产力，解放创造力的过程。而后来到六十年代中期，经过十几年苏派路线的建设，虽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但苏派官僚体系越来越压制广大人民，并因为缺乏人民监督，而开始向资产阶级法权过渡，所以毛的文化革命在政治上是对人民的创造力的巨大释放，当时的人民真正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受。
后来经过十年的文革道路，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都是成绩巨大的，但客观上有两大弊端，一是政治权力逐渐从广大群众的各个不同派系向四人帮高度集中，等于是打破了过去的权力垄断，后来又形成了新的垄断。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而治国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所以成熟的民主制度，在龙眼看来，美国也要，加拿大也好，欧洲也好，其民主政治到目前为止都是民主监督加民主协商，而不是一人一票地投票搞民主专制。我们在国外的政府工作，几乎没有受到过民选议员和民选市长的直接干涉，直接叫我们批谁的项目，不批谁的项目，而仅仅是表示关注、质询和协商而已，这是行政管理的基本规矩，因为民选议员和民选官员不是行政专家，他们有权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监督官员，协商要求，甚至批判政府，但不能夺权干政，他们夺权不是在解放生产力而是在破坏生产力。所以将来客观评价四人帮的问题，关键是靠证据来分析，看他们在毛去世后有没有要全面夺取行政权力的企图和行动，如果监督者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监督的权力而全面夺取行政权力，那么这就是与监督者的身份相违背了。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关于‘革命’的道统基础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中国的经济主要靠国营企业，数量有限，决策人的头脑有限，一个大工厂就那么几个头头脑脑，还要跟着国家计划走，其他广大人民都和蚂蚁工兵一样只动手不动脑，虽然在政治上有权力搞四大，但在经济上没有任何自主权力。而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释放了很多人的能动性，应该也算是一场革命，甚至可以说是文化革命在经济领域的延续。但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因为没有如此理论的基础，而是全面否定了毛的文化革命和不断革命的道统和理论基础，使得政府和官员缺乏群众监督，于是特权贪腐开始蔓延，发展到极端就走向垄断，对多数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都是遏制，需要再一次以革命的形式打破垄断，解放生产力，解放创造力。
我的这个观点希望体制内的专家能抄袭过去，只是希望能表明是龙眼的首创和西西河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