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邓特色，其一开始就公开宣扬：自己是开历史倒车 -- 海纳
先说教育。
1949年小学入学率是20%，到1957年就达到61。7%了。当然在人民公社时期增长也不慢，但看这个增长率，我想即使不办人民公社，增长率有什么理由慢下来？
当然，改开后出现了倒退，这也是事实，我就是弄不懂为什么要用更差来表明前面不差？而不是用更好的来比？
当年的黑五类确实是社会底层，政治上的歧视很明显。虽然也有看出身不唯出身的政策，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往往一搞运动就把黑五类当死老虎打。真正该运动的目标反而不去触及了。
黑五类以及受影响的人总数大概是一亿人的数字应该是来自这篇文章：李若健的《中国当年的贱民阶层——“黑五类”》，这个数字也有争议，毕竟当年黑五类的认定标准各地情况都不一样，很难有准确数字。
现在改开了那么多年，没有四类分子阶层后，社会从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锥形变成了上面小下面大的金字塔形，今天社会底层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年的四类分子阶层。当年社会对四类分子这一社会底层的歧视与冷漠，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象改变而已（比如对贫困、对农民工的冷漠）
这是官方定性。
这是楼上的定性。
官方的定位实际上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执行时有问题也很正常。但把官方定性进行偷换概念，然后再用执行偏差作为证据，颠倒黑白就是这么做的。
文革时批判人有个要点，就是要把人批倒批臭，要先给人打上一个恶的标签。楼上的做法可谓深得此中精要。
还有这段，我就呵呵了
真是讽刺！
1968年侯王来信之后，小学下放到大队。入学率猛增。建议你看看相关教育史料。
李风华《中国经济崛起的十大秘密》指出，通过公社大队办学这种集体供给的方式，避免了私人供给的弊端，又让财力有限的国家（公共供给）得意以真正普及义务教育。否则印度老早免费义务教育，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没上学
的代表们自觉抵制“人民公社”错误路线的结果。
这逻辑有点绕，但挺耳熟的！
陈小鲁，邓溶、孔丹、孔栋、秦晓、王向荣、薄熙永、薄熙成、胡德华、刘亭亭、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乔宗淮、谭力夫、韦国清等人，哪个被当三种人抓了？反倒是张钦礼进去了，吴芝圃平反了。
还有红旗渠的领导人，也是三种人？
1978年改革开放后，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县委干部雷庆祥，借着中央“清查三种人”的机会制造冤案。林县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处分，任羊成和一批红旗渠元老，成为“假劳模”、“真帮派”，数千人被关进“学习班”。有3人被迫自杀，3人自杀未遂。第一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周绍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含冤而死。副县长、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逼服毒自杀未遂，赶回农村含冤而死。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英难炮手常根虎被批斗后免去职务、清除出党。过去宣传过红旗渠的人，如作家华山、诗人郭小川受到点名批判。
还有公社南堡大队支书李金荣，知青朱克家、李庆霖，吕玉兰、 叶颖芬、范念民、当年三结合中的年青干部，坚持集体化的农村基层干部等等，都是打砸抢分子？
反右扩大化55万人，造成的冤案真不少。清理三种人清理了40几万人，都是个个正确？里面冤案能少吗？
P.S，关于西纠的王向荣，也有地方写的是王尚荣，可能是有误，现在改过来。
以前在河里和熊起兄、然后203兄等聊过前三十年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和保障，从数据来看，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中央层面一直非常注意农村负担问题，通过统征统购方式从农村拿走的农业剩余占农村总产出的比例从60年代开始一直呈稳中有降的趋势。
而非农业的产出剩余，在低标准保障人民生活必须之后，当时的主要投放方向是国防和第一部类产业，能用来向人民提供各类保障和服务的资源，很有限。
这种情况下，利用公社、大队这个平台，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向农村提供了最基本的服务和保障，这是很大的成绩。
以知青下乡为例，大部分知青下乡年限都在3年以上，据我所知，相当多的下乡（回乡）知青在生产队劳动一段事件后就到小学代课，当赤脚医生、农技员等，他们的劳动报酬是通过公社、大队在整个经济集体范围内统筹农业产出来支付的。
从一个角度讲，国家在支付能力不强的情况下，通过很大程度上的以物易物方式为农村超前提供了公共服务，但必须承认，这个公共服务的标准不高。
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这个公共服务的成本很低，但还是有成本的，还是需要农民用劳动剩余买单。
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公社时期为啥国家拿走的并不多、生产增长还比较快，但农民直观感受到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快。
当然，如果不搞农业产出统筹，将国家拿走之后的农业剩余全部留给农民个体，由农民自主决定劳动产品分配流向，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根据伍晓鹰教授和已故的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的估算，中国1978-2003年的GDP年增长率是7.85%，而不是官方的9.59%。他们的研究也影响了学术界广泛采用的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对中国GDP数据的处理，该表调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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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
1.工业化的首先要有工厂，有工厂必然有城市。工厂里面的工人一定住在城市成为市民。
所以一个结论，工业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工人化。所以城市化率成为工业化的一个容易量度的指标。如果要号称工业化国家，那么工业人口至少要在50%以上，城市化率在50%以上。
2.工业化也是标准化，工业品应该指的是在工厂大规模生产的，有一定标准的工业品，而不是手工作坊出产的手工品。
3.工业化国家一定要有一些在世界市场上有一点点优势的工业品和工业门类，能够换一点本国缺乏的资源。道理很简单，这个时间上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苏能够占有所有的工业资源，自然资源。总是或多或少的缺少一些。那么就需要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要么是工业品，那就是工业化国家，要么是卖资源，叫资源出口国家。
4.更进一步，工业化国家或多或少总要有那么几个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品牌。
对照上面这几条，毛时代的中国算不算一个工业化国家？当然不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去工业化国家。
毛时代的中国主流是农村化，把整整一代中国人放弃上学，放弃做工，送到农村变成农民。
毛时代的中国城市是停滞甚至萎缩的，搞三线建设，把工厂从城市搬到农村山沟沟里，但由于都是军工保密工厂，这些三线厂和周围农村完全是隔绝，互相老死不相往来，也不大规模招收当地农民做工厂工人。完全成为一个个孤岛
这些军工厂的军工品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品也很可怀疑，很大部分其实也是手工作坊，土法上马的手工品。
所以毛时代中国没有任何在时间市场上有稍微一点竞争力的工业产品，能够出口的只有农产品，资源，煤炭，后期是石油。不折不扣一个资源出口国。
当然，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品牌更无从谈起。
这样的国家，算工业国？算有完整的工业能力？
定义不同，结论真的很不相同啊
回过来再讲文章，前面大讲特讲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工业化和工业能力，然后又讲毛时代的工业如何伟大，然后直接剪刀+浆糊，把这两段拼起来，美其名曰“包子论”。毛时代让中国人吃了7个包子，邓时代是摘了毛的果子。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
但这种简单拼接的包子论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太简单粗暴？你首先要证明毛时代让中国人吃的是包子，而不是毒药，邓时代不是摘了桃子，而是给中国人一付解药。对不对？
你还要证明邓时代是直接继承了毛的做法，而不是另起炉灶甚至彻底否定。
但恰恰历史告诉我们，邓时代是百分百的另起炉灶，甚至是彻底否定毛时代的做法才取得成功。比如，解放思想，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包产到户，建立特区，对外开放，允许乡镇企业，私营经济，个体工商户，吸收外资，百万裁军，停止三线建设，军转民。
林林总总，所有的一切都是和毛对着干，彻底反方向。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毛也是包子，邓也是包子的包子论，怎么让人信服呢？简直是胡说八道嘛。
你的问题问的很好，我正想说，这是第三段
那就是完全靠军工是否是工业化。再明确点，苏联这个军工怪物算不算工业化国家。
苏联的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疑义。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工厂。
苏联的军工产品在世界上也算有点竞争力，能换点硬通货。
那么苏联算不算一个工业化国家？可以算，也可以不算。为何？
因为苏联这个工业化国家是个无法自我维持的怪物。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要能自我循环才能让社会自我维持。简单点说，就把把自然资源通过工厂变成工业产品，然后在货币的媒介作用下，送到社会手里消费，提高社会的满意度，幸福感，然后迸发出更高的活力，创造力。这个创造力不仅包括体力，也包括脑力，智力，还有人力（生育，养小孩）然后能够更大规模，更有效率的去挖潜资源，生产产品。
这是一个循环，社会就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一步步发展，创造，进步，人类社会繁衍，发达。
苏联的军工体系恰恰无法完成这样的循环，苏联的产品，大部分是军工产品，无法给人带来幸福，舒适，却恰恰是人类社会的毁灭品。所以也无法使用。除了很少一部分能够出口换点资源，大部分只能放在那里生锈。
于是这样的经济循环被打断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甚至苏联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都养不活自己的人口，社会慢慢猥琐，最后自我毁灭。
中国毛时代，也是这套路子，一切围绕军工转，美其名曰工业化，其实是个无法自我维持的伪工业化。美其名曰完整的工业产业，其实连一支圆珠笔都无法生产，家电，轻工，电子手表，邓丽君的歌声，一切让社会美好，舒适，前进的因素统统不存在。
这算工业化？这算完整的工业体系？
顺便说下计划生育，其实很简单，就是毛时代的中国搞了三十年，最后崩溃了，连人口的自我维持都搞不下去了。知乎上有篇先的文章，转过来大家参考下：
在彼得泰尔的《从零到一》里，把中国归类为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从这个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基于最悲观预期的政策。这个政策隐藏的前提，就是资源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我们一定得控制消费者的数量。
这个七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在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当然就体现了当时的悲观气氛。因为就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来说，人口绝对就是负担。
《人类简史》中，把现代经济的两大动力—科学和信用，都归结相信“进步”。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经济规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到现代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此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让 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按照“进步”的概念，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只要是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各种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人类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付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以上的这个由于相信进步而相信未来而产生信贷的程序， 其实也就是《从零到一》里所谓的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而在《中苏关系史纲》里说， 苏联给中国的信贷总数虽然不少，但大部分用在军事上。 经济信贷还不如给印度的1/10。作者沈志华分析说，原因似乎不是苏联不愿意贷款，而是毛时代的领导人对于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保持消极态度。到了1965年，外交部长陈毅愉快地宣布，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外债了。可是，如果没有外面的融资，那么经济要发展的资金来源，就只能靠压缩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把消费品出口去换外汇， 再加上用剪刀差去压榨农民，这样有限的资本来源，很容易陷入死胡同。
人口增长如果在没有充足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就会陷入“马尔萨斯模式”，成为经济的负担（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只能通过限制农民的流动和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来缓解就业），控制人口就是势在必行； 但是如果能得到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劳动力就可以成为资本而不是负担， 可以进入“亚当斯密模式”的良性循环。
所以可以想象七十年代末中国的主政者是处在怎样悲观的形势下，所以才会把控制人口这么消极性的行为作为基本国策大加推行。当时一打开国门，不仅是普通公民，上位者们也傻了， 这些年中国竟然落后了日本、香港、台湾这么多，宣传上怎么解释呢？而且，“限制农民的流动和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来缓解就业”这两招，在文革后农村极度贫困和知青要求回城的情况下是坚持不住的。 经济非常困难，而且从当时人的角度看出路并不多，因为谁也不敢说改走资本主义路线，原来的那些理论又都失败了，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时候计划生育变成了一个现成的借口。领导哪里会有错，肯定是因为你们这些群众出生太多了嘛。
所以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说到：“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捡起的一个廉价借口：我们经济困难因为我们人多。重复无数遍，始造俑者也信以为真了。”。这个未经验证的政策由此被上升到基本国策的地步，并且在国内持续执行数十年，并培养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变成了一个从悲观的预期出发的自我实现的悲剧。
然而正如一个笑话说的“某主义要是像它自称那样的科学的话，那要先用狗做实验一下才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九零后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小白鼠。
除了现在说的过早老龄化，《吾国教育病理》也指出了计划生育造成的几个意外的恶果：
一． 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要控制人口， 本来是为了减少必然要消耗的很多自然资源。 但是孩子数量少了，父母还是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这么一个孩子身上，最终也没有节省资源。异常的心态与过多的情感作用于唯一的对象，溺爱必然发生，只是造就了习惯高消费的新一代。 与节省资源的论证背道而驰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毁于一、二代人。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还算年轻，但是制造业已经开始衰退的原因。家境不丰却习惯享受的一代，是没有办法成为辛苦枯燥的制造业的工人的。那么，也许他们可以发挥创业和个性，开拓另一条路呢？
二．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人口生态，从而改变了几乎每个父母的心态，每个子女的性格。 在现实中，多子女有一项隐含功能：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风险的担忧，他们因此变得坦然、举重若轻。相反， 他们则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在只有一个独生子的情况下， 家长们背负着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 。他们规避风险的策略之一，就是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而不顾孩子的兴趣和秉赋。 这就造就了受到过多关注和人生道路被早早限定的一代人，不敢试错的一代人。 《致青春》里陈孝正的台词“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就是这种境况的写照。 可是结果和期待背道而驰，对家庭来说独一无二的孩子，被这种压力塑造成了模式化的千人一面的年轻人。 苏斯博士有句名言“Why fit in when you were born to stand out?”(生而出众，为何从众？) 但是在这种整个家庭未来取决于一人的压力下， 独生孩子的生活道路，反而被安全感压迫得失去了出众的可能性。
所以计划生育其实和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试验一样，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社会工程。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而归结其原因，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表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种社会政策，造成的是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但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悲剧。
“-------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大概我就是那被宣传的全体人民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