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邢台事件，实力嘲讽，神转折1+2+说明 -- flyrathabu

社会是复杂多面的，媒体一边倒的报道，不说别有用心，也是智商不足

其实，流氓无产者和底层行业行会结合，很快就会变成黑社会和准黑社会。

我前面的追问显得有些咄咄逼人，海峰先生在河里是一直不惮于批评左派的，这点我很敬佩海峰先生的坦诚。

然而问题还是问题，我不知道海峰先生意识到没有，这个“普通人”的界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拿您举的例子来说吧，您在例子里一点也不普通，真正普通的，是那群围观的“蠢货”们。

海峰先生总不会说，那天恰巧遇到了一群不普通的刁民和蠢货，或者，北京城里的人都不普通吧？

海峰先生说喜欢有第一手社会调查，从实践中来的左派，很巧，我有一点，尽管我出国已经很久了。我曾经在北京某民工小学当过义教，也曾经在京郊做过农民调查，我的结论是啥呢？

失望，很失望，一方面为自己的无力而失望，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说，我遇到也是一群“蠢货和刁民”。

先说民工小学吧，应该说，民工小学的师资力量一度是很强的，当时不少来自顶级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在做义教。然而教学质量一直很差，当然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缺陷，但以我的观察，重要原因之一是家长普遍不上心，完全是把学校当成托儿所在用。姑且举一个例子，这个小学附近有个很有名的“辅导班”，叫“信望爱”，说到这也许河里有人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小学了，而这个“辅导班”的性质，大家也该看出来了。这“辅导班”是很火的，很多学生放学就去那，我曾经和其中一些家长说过，那是宗教的东西，少让孩子接触，再说在非宗教场合传教也是违法的——家长看我的眼神，基本就是看着一个蠢货。

那个辅导班的好处，在于放学之后，还能看住孩子四个小时，据说（我没有亲身调查过）还可以免费供一顿晚饭。比起这些现实利益，不接地气的说教苍白得很，更何况我的担心确实挺蠢，据我所知，真正信了教的没有几个。

但家长确实不上心，我相信海峰先生如果看到这样为一点利益让孩子接触宗教宣传的人，会批评为蠢货。而且这种不上心，还并不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当时的学生里，就有很多家里在北京有住房，只是谋生辛苦点，不如白领工作那么光鲜，要说家底，恐怕比很多小白领还丰厚些。但就是这类家庭，对孩子教育最不上心，道理很简单，继承家业就行了，开个小餐馆，修车店，需要在学校里学多少东西？我知道的，九年义务教育没念完就在家里独当一面的孩子，前后得有一个班了吧。

顺带说说后来的事，后来我对学校的情况没有第一手资料，但我听说宗教势力都蔓延到校内去了，再后来，学校因为办学资质不满足，要被关停了。当然，这种关停民工小学的事，必然引起一大波公知的高潮，因此事情又出了一些波折，但我看来，关停这样一个已经被宗教侵害甚深的学校，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了。但我有时挺想发出一个很公知的疑问：教徒们给民工小学捐钱捐物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干吗去了呢？有意思的是，喜欢质问政府的公知们，好像都没问过这个问题。

再说在京郊的调查，我记得海峰先生讲过劳动的重要性，我在京郊真没见过多少劳动的农民，参与劳动最多的，是出租车司机——我是那时得知北京出租车司机多是顺义人的，这是第一手资料，或许有错，但颇有参考价值。北京京郊种地的多是外地人，租了本地人的地，整合一下，一般也不种粮食作物，专门种菜，供给北京城里的饭店，签订供货合同的，很正规。有心思种地的本地人，则往往是利用当地关系，搞成农家乐的形式，后来流行的把地租给城里人种，让他们尝尝鲜，当时还没听过。

有人或许要问了，这没什么啊，哪怕是把地租给别人，都改革开放了，也谈不上剥削了吧？这一点大概得在北京工作生活过的人才能感受深刻——京郊的农民们生活也太没有压力了吧？其实还真不是，北京城近在咫尺，郊区人也未必没有一些远大理想，只不过，他们的理想，主要期望在拆迁上。

拆迁中的一些丑态大家应该都听过，我自己其实也并没有亲见多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说我看到的结果：毕福剑去年搞得身败名裂，我其实早就对此人没有好印象。我亲眼见到毕福剑是在北京北部（已经不能叫北郊了）某村村支书子女婚礼上，此人担任司仪，很做了一些丑态，我当时就在想，这得给多少出场费啊。顺带一说，那场婚礼出席的明星阵容，压过一场地方台晚会问题不大，村民传闻，村支书的可支配财产是在九位数的，从当时的气势来看，我并不怀疑。

前年回国的时候，北京东郊某乡开发完成，我去了一次，不能算调查，就是走走看看，和路遇的一个回迁居民交谈，据他说，他拿了四套房，外带七位数的补贴款。我恭维他衣食不愁了，他说不算什么，村里的能人们把门市房占了，那才是摇钱树。他又不无欣喜的说，他也算机灵，要了两套门市房上的二楼，门市房是突出一块的，二楼相当于有临街走廊，到时候其实也可以开门出租……

二楼开门出租违不违法，二楼做生意，会不会影响到居民小区的生活秩序？他肯定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从他的表现可以看出，二楼当门市出租，也是不怕租不出去的，对基层人民的精明狡黠，我从不怀疑。

从海峰先生举出这两位左派看，都是关注农村问题的，因此我其实也在怀疑，海峰先生是不是也有点坐在象牙塔里的意思。难道海峰先生认为，城市基层的问题，全是来自于蠢货和刁民吗？不说别的，被城管驱赶的那些“刁民”，我认为他们看病不会去北医三院，围观的“蠢货”们，大概也有很多早上要到“刁民”那买一套煎饼果子果腹。海峰先生的“秩序”，哪里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了呢？

北医三院的煎饼果子，我还真吃过，我吃的时候一块五一套，前年回国在北京别的地方看到煎饼果子的小车，车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样子，煎饼果子已经是五块五了，北医三院那里，大概不会更便宜吧。海峰先生现在能说出多少北京可以吃到十块钱以下的早餐，而完全符合法律法规，不是占道经营的地儿？

在北京的人，有多少吃得起十块钱以上的早餐？

对不起，我最后这是在煽情了，我没有什么过硬的逻辑，我很希望我说的是错的，从而知道不用破坏北京城里很多国际化大秩序就能生活得很好甚至更好的人是多数——从海峰先生得花得宝的情况看，河友觉得我说错的也许不少。但我觉得吧，西河这么一个平均学历很可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地方还不算象牙塔，那也没有多少地方算了。

最后再白痴左派一把，讲点象牙塔的吧，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被统治阶级迷恋法律，有点奴隶迷恋皮鞭的意思。当然，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我们要坚决捍卫法律尊严和秩序稳定。

只不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总觉得这句话说起来有点越来越没底气。真起了社会冲突，“人民”可不见得必定胜过“刁民”，从历史常态看，胜利的永远是人多的那一方。

所以毛的秘笈才说，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谢谢第一手的资料。

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劳动者的勤奋、智慧和团结协作。

而一个社会的败坏，是社会的食利阶层，从社会中攫取太多不合理的利益。

就我在这个帖子中的观点，我批评的是某些左派，以政治正确作为工具，成为以侵害社会公共资源而自肥的某些人的代言人。

回到占道经营上，占道经营有没有侵害正常行人和车辆的利益？为了保障某些人10元一顿早餐的权利，然后让无数赶着上班的人，每天在路上多浪费10分钟、20分钟甚至更多时间的时间和生命，那个更加重要？

为了保障某些人10元一顿早餐的权利，逼得行人、自行车和汽车，在马路上乱作一团，行人、骑车人的安全，开车和坐车人的时间，难道就不重要吗？

本来是一个社会利益如何最大化的问题，在白痴左派的论述中，先树起一个政治正确的大牌坊，然后舞动政治正确的大棒，攻击所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对白痴左派最反感的地方。

原来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政府行政行为；什么是法律行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

占道经营：那是典型的侵占公共空间、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政府必须要管，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要管，管不好就是失职，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只要依法行政，尽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管，保留证据，社会一定会支持的；

占用河道：还是政府行政的问题，规划好就要去管理，不去管理就是政府不作为，就是政府失职；把这个作为理由不去管理，甚至洪水来了冲走了算屁民倒霉那是典型的渎职，是犯罪！

黑社会那是法律问题，对于犯罪的就要去打击，去执法，需要讨论吗？不需要；

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其实你随便找找就可以学习到。

看懂了吗？专政是暴力层面的事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是针对于阶级来说的。

让俺这种笨嘴拙舌的膜拜，只有送宝以示感激了。

——太奇怪了，居然送宝失败，补送。

继续讲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前年回国的时候，他联系我，说搬了新家，邀我去聚聚。我欣然同意，他开车来接我，开到一个路口，他突然转向，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我吓了一大跳，刚要问他怎么这么开车，他又是一把轮，到家了。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按照交通规则驾驶，他回家必须得多开一大截，在前方路口调头。

我这个朋友不是什么权贵，这么开车被警察抓到一样得扣分罚款，撞到人一样得赔钱坐牢。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以破坏规则来显示自己多有能耐，简单的利益驱动而已。我很想劝劝他，这样做害人害己，但是想一想，算了。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么开车会被警察抓，容易撞到人，他不过是相信自己的车技和运气而已。至于这种自信有没有道理，我不想和他争论，我这个朋友可能说不出“机会成本”这个词，但以他白手起家挣下偌大一份家产的经历，我没有资格和他讨论成本控制。

海峰先生也许要指责了，这么无视他人生命安全，简直自私极了，没错，我也这么认为。如果我的朋友有兴趣参与这种讨论，他大概会说我们是坐在象牙塔里的人，实际有很多人思路是他那种样子的。当利益和一定概率的生命威胁摆在眼前时，他们毫不犹豫的无视后者，资本论有这样一段名言：“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具体的数字就不要细分析了，利润核算的大师往往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成功的商人。

我讲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命高于一切”这个假设，很多人眼里看来是不正确的，他们的证明方式是以命换钱。我想不出什么比这还有力的证明，于是我只能承认，“生命高于一切”，不过也是一种政治正确，是不缺钱，或者不必以命换钱的人的政治正确。

海峰先生又说劳动，想必海峰先生不会说，小贩不劳动，是食利阶级，实际小贩的劳动很可能比海峰先生您要辛苦，这您大概不会否认。您或许会问，小贩为什么不遵纪守法的劳动呢？这是不是“侵害社会公共资源以自肥”？

我想反问一下，海峰先生您知道，在北京遵纪守法的劳动成本是多少吗？据我所知，两年前北京菜市（没有任何硬件建设，在指定时间指定路段上摆摊那种菜市），一个月的管理费是两千块左右。而租一百平米左右的小饭店只做早点（早点时段过后饭店由饭店业主营业），一个月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北京这种合法的占道菜市还越来越少，而一百平米的早点铺，桌子必然会摆到店外面，倘生意没有这个程度，这店恐怕也没人租——海峰先生目前在北京吧，您说说是不是仍然这样？

而新发地、回龙观、明光村等农贸批发市场的入场费，那甚至不是北京一个小康之家能一时筹措得出的，而且，据说光有钱还不行。至于租个大门面做早点，租金且不说，大饭店的位置往往对吃早点的人来说并不方便，从买卖的角度来说，并不见得好。

所以呢，小贩不遵纪守法地劳动，有时是不得已的，这里我做一个不太尊重也不太雅观的比方：现在对嫖娼的问题，主流意见是应当严惩嫖客，是因为有需求才有市场，那么类比一下，北京城里对小贩有需求，助长了小贩违法气焰的居民得有多少？不说应该打击，他们的觉悟是不是都低了点啊？

我看，北京城里从不光顾小贩的人肯定有，但是些什么样的人，大概可以想象，我觉得说他们“中产”，没准都说低了。在海峰先生目前提到的秩序层面，我相信他们肯定遵纪守法，但海峰先生也不会觉得他们是普通人吧？

我拉拉杂杂和海峰先生讲了这么多，海峰先生也许觉得其中有些强词夺理，胡说八道的地方。譬如有个流行语这样讲：“你弱你有理啊？”，我这套说辞，很像是为这种行为张目，但我是想说什么呢？我们都是读过书，有时间在网上闲聊的人，自然不妨讲讲理，而且应该讲理，这是我们的规则和秩序。

但是呢，面对要玩命的人讲理，用海峰先生的评论，那可真是蠢货，我也讨厌这样的白痴，不管他是左的还是右的。

我不能确定的是，现在国内不怕玩命的有多少，可是看海峰先生的经历，真是触目惊心，我问海峰先生“这是想说啥”，看起来像是反问，其实是疑问。没有不相信海峰先生的意思，但我衷心希望，海峰先生那天碰到的真是一群不普通的人，或者，海峰先生因为紧张或其他原因，没注意到大部分人其实是可以分辨是非的。

不然的话，我觉得又该引用毛语录了：“造反有理”，“不革命行吗？”

海峰以及那些对大贤村不甚同情的人，强调的是秩序。而同情者强调的是正义。

所以说来说去，无非是后者想问前者，你们是不是认为为了秩序可以牺牲正义，想牺牲多少正义。而前者想问后者的是，你们是不是觉得可以为了正义去牺牲秩序，想牺牲多少秩序。另外，这里的秩序和正义，并不是对等概念。大部分情况下正义是从属于秩序的。比如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以荣誉谋杀的方式手刃自己的女性直系亲属，某种程度就也算他们社会的一种正义。但少数情况下，旧秩序瓦解了，那新的主导力量往往会将他们的正义作为新秩序的基石加以确认。因此不论是秩序还正义，本质还是利益博弈。

而回到大贤村这事，我相信解甲兄你和逍遥那个清风都不认为你们是想建立一个新秩序，应是觉得当下秩序里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不能因为大贤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因噎废食。而海峰他们则觉得，秩序的崩坏和强调片面的有瑕疵的正义有很大关系，要改善秩序伸张正义，首先就要废止以片面正义来挖秩序的墙角自肥这种行为。所以大方向上，双方都是针对当下的秩序如何改进的问题，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双方都应该是认为当下秩序应该更能有效全面的体现公平正义。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是海峰的方法对路，还是你的思路灵光。而要怎么检验呢？我看无非是个导向问题。首先要承认，刁民文化的再度蓬勃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党国在改开后上梁不正给带歪和变向鼓励出来的。最终这种刁民文化使得维稳和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又迫使党国反过来要以身作则，搞自上而下的整风整顿。但不论始作俑者是谁，既然谁都没指望颠覆原有秩序，那解甲兄你这个主张所产生的导向和两少一宽有区别嘛？这就像无人机反恐中对平民的误伤，歹徒在犯罪过程中挟持的受害者。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完全以平民和人质的安全为第一要务。但有没有想过这种绝对化的强调产生的导向，难道不是鼓励恐怖组织和歹徒去挟持平民和人质做自己的人肉盾牌嘛。

解甲兄你问海峰兄我们是谁，其实意思无非是刁民和人民难以有效界定吧，隐含的意思是像海峰兄这样的人民，在特定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事出有因的变成刁民。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动辄就能把局部事件上升到阶级层面的博弈，搞牵一发而动全身，那社会撕裂和对峙矛盾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正常的秩序难道不应该是社会各部分彼此各行其是，遇到问题就事论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你认为前三十年更有正义更稳定的秩序，不就是太祖为了筹集强国所需的原始积累，以人民公社、城乡剪刀差、配给制、统购统销这些制度，使各个局部利益最大限度服从于全局利益的一个体系么。像李井泉之流如果私德无缺，又该怎么评价？

最后说说太祖的政治就是把自己这边的人搞的多多的。我看这个人，应该叫做同志，是在同志的范围内争取多数。而不是抓到篮子里都是菜，能收买就尽量收买，能妥协就尽量妥协，那是国民党的做法。什么是同志？我觉得是在理念上认可要达到特定目的所要经历的特定过程和道路。严格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理性思辨下做出的选择，而不应该是道德归属感上的选择。这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理性思辨本身就囊括了道德因素。因此我反过来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好”人，在前三十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多数人很难客观评估感性在理性判断中所该占的权重，结果就是很多人暴露出自己实际上只是个自由派而非左派的本质。所以像大贤村这种事，最好的处理办法在我看就是依法依规处理，公共资源应该放在维护公平秩序上，而不应该对破坏秩序的行为仅凭死了人之类的因素，道德上的因素给予过多倾斜。认为大贤村的灾民应该获得更多补偿的人，如果想主张其正义，可以自行捐款民间补贴之。

知法犯法、明知故犯该知道吧。

制度、法律是为了提高相关行为的成本，通过事后惩罚形成威慑，从来不是说有责任要杜绝什么。有些人为了泄私愤，情愿抵命也要手刃仇人。有些人为了解气情愿坐牢也要开斗气车。邯郸那个金库库管为了玩彩票，明知盗窃金融机构要从重判处也要监守自盗。魔都以前有个女会计为了讨男友欢心情愿自己坐牢也要贪污挪用公款去包小白脸。这种违法犯罪怎么防？怎么治？在河道里违建的人难道认识不到河道是行洪走水的地方嘛？一旦来水就会面临家破人亡的危险嘛？这是需要特别教育和公示的非常识性知识吗？

另外，政府有多少人，给多少待遇，你先想好有多少米再去想能叫几只鸡——这也是太祖语录。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有几个人相互掩护， 在那里自嗨呢。 我直接干掉他们几个， 世界就清静啰。

1. 土共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什么状况？

2. 现在中国是什么状况？

3. 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个党或者集团或者哪个国家取得过如此业绩？

这帮人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他。 不要跟着他那有限的思路走， 那样你就输了。

我争取把话说得简洁点。

我并不同情大贤村的人，如果我同情，我早就为他们说话了，我同情的是弱者。当然“弱者”也有个界定问题，我的标准也相当明确：我所谓的弱者，就是被剥削者。

主席关于秩序和正义的总体观点，我很赞同。但我觉得，我和海峰先生讨论，也不是秩序和正义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秩序是谁的秩序，正义是谁的正义。我的根本看法就是，海峰先生所重视的“秩序”，能从中获利的并不见得是多数人。

主席觉得我不主张颠覆现有秩序，这有对的地方，法律也是秩序一部分，还有一些硬性秩序，不一一列举，这部分我确实不主张颠覆。而海峰先生举出的例子，不能占道经营，或者推广一点，保证整洁有序，云云。这种“文明秩序”，我觉得要不要也就那么回事。

更何况，这种“文明秩序”，大概在中国从来就没真正实现过，可以用下面的假设来证明一下：假设现在北京一夜之间实现了海峰先生理想中的“文明秩序”，不“文明”的人事物全没了。北京就好了吗？我看相反，我敢打赌北京绝不会就此变成一个文明都市，而是更大、更重要的秩序要不稳定了。

我并不是讲情怀，我是讲利益。我认为撑起北京城主要秩序的大部分人，其中大部分的生存，还占着“不文明”的便宜。“不文明”，从利益角度看，是割利自肥，但我认为不光是自肥，是分肥。所割的利，也不完全是“公众利益”，有一部分是“赵家人利益”，这是反剥削。没错，反剥削，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我所知，北京城里很多买卖如果完全依法经营，利润至少折半，这不叫剥削，还有什么能叫剥削？

主席觉得我质问海峰先生，潜台词是人民刁民可以相互转换，这个真是误解了。海峰先生表述的“文明秩序”这个层面上，我不觉得会相互转换，譬如海峰先生，譬如你我，我相信哪怕一时沦落窘迫，文明习惯肯定还是比很多人要强。我的意思是，海峰先生所关注的不是重点，我不赞同以这么简单的规矩，把人分成“人民刁民”这样两个对立群体。

因为有误解，我就不顺着主席的逻辑解答了，我说点别的。“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在网上常常被用来讽刺蠢货。我看正好相反，大部分屁股决定脑袋的，是聪明人，因为脑袋想一下就可以千回百转，而屁股挪一点也得出力气，屁股决定脑袋是实事求是，脑袋决定屁股，除了极少数人，那是痴心妄想。

所以说，我觉得在定位脑袋之前，最好看清自己的屁股。我前面说，西河是个小资论坛，有人不爱听，对我投弹了，投得很好，我据此认为我说中了事实，刺痛了一些人。小资是什么意思？就是虽然资了，但资得还不够，用前面的例子说，就是虽然可以讲一讲文明，但实际生活还离不开不文明的那些人。“文明”，可以算是小资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同，“不文明”，却是现有生活水平的保证，这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共存，然而孰重孰轻我想谁都看得明白。吃饱的时候固然不妨扯一扯“道德的血液”，但万万不可当真，当真了，怕就要就吃不饱了。

说到这主席应该不会误解了，我不主张让利，我主张不要把人逼死，要留活路，我的主张带来的后果和两少一宽会有什么分别，主席应该不会质疑了吧。

再说“人搞得多多的”，这个我坦诚点说，主席这里的认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人不那么容易改，但确实是可以改的，我这两下子，托大点说，也影响过那么几个人，以主席的聪明才智，对这点大概不会反对。这种影响能力，是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能力， 是权力的来源，毛之所以是不世出的英雄，就是因为这个能力特别强。

当然，之所以毛叫不世出的英雄，就是毛的能力没法再现，对一般人来说，想在宏观意义上有意义的转化一群人，是不太容易。但我看也不必机械的把“同志”固定在一个范围，判断标准上，也有团结人数多少的奥妙。譬如讲社会主义，团结的是穷人；讲民族主义，团结的是中国人。这讲文明、讲奉献、讲互助么，讲一讲不妨，靠这个来搞团结，还是省省吧。

大贤村的秩序与整个社会的秩序，大贤村的正义与整个社会的正义。大贤村的秩序是建立在占用河道建厂房发大财的基础上，谁挡他们发财谁就破坏了大贤村的秩序，但是这个秩序是以所有村民在汛期会被水淹为前提的。占用河道建房，对于大贤村的村民来说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没有这场大水的话，谁都不会对占用河道建房有抱怨，最多抱怨的是占用河道的不是自己家。

在没有大水的前提下，大贤村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没有的太大冲突，这也是邢台市里的干部没有动力下大力气去整治占用河道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而波及自身，如果没有这场水，占用河道上的建筑应该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导致二者产生的极大的冲突的是因为一场大水淹了大贤村，害死了村民。这里大贤村的正义是要为死者讨公道，要有人为死人负责，而这个事件对于其他非大贤村民的社会正义来说，这纯属自作孽不可活的典范。

这里小正义与大正义产生了矛盾，开始找原因就会牵扯到了小秩序和大秩序的冲突。整个事件的处理方向，用习总的话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所以必然是政府和村民各打五十大板，责任均摊，至于其它现在来说都是想太多了，等十九大开完看结果再说。

一个村里有很多刁民作恶，结果害的村里有人死了，因此死了的活该？

同样的逻辑，小区里有很多邻居作死，结果把小区里的某人给作死了，那人也是活该，就是因为他在同一小区？

每位网友去想象下一个场景：比如，你们小区煤气管道有问题，但是要通过你邻居的房子才能修，你几位邻居又非要很高的好处费才给让维修的人进来，政府、警察派人来护着煤气公司的人员，都没办法执行，晃悠几下没办法就走了。结果最后煤气爆炸，把你家人炸死了。然后大家的结论是“小区的人作死不让修管道，你家人炸死活该”？这还有没有逻辑了？

难道只要人不是政府直接弄死的，就都是死了活该？要真是这样，还要政府干什么？还要警察干什么？按这个逻辑，有人屡次酒驾，警察没有吊销驾照，最后此人把路人撞死了，也是本市市民作死把市市民作死了，死了的活该，谁叫你酒驾的？有人不遵守警告非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公交，结果把一公交的人烧死了，本车人作死把本车人作死了，一车人也都是死了活该，谁叫你不遵守法规的？这逻辑在哪里？

要是真这样，还要警察、法律、政府干什么？政府的职责就是维持秩序，执行法律法规，保护人民群众不受其他人民群众的侵害。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作为某些不合格的政府官员，看见张三作死害死李四，觉得是人民内部矛盾，和稀泥想偷懒不管，这还从逻辑和动机上说得过去。作为平民，指不定你哪天就成了李四，被张三作死、政府执行不力和稀泥没能阻止，给弄死了。这种情况下还为和稀泥、执行不力摇旗呐喊。难道都刀枪不入，这么有信心一辈子都不会成为被作死的李四？

稍微有点不同意见。

解甲兄强调的不是“公正”，而是政治正确下，对弱智的所谓“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