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投票邓氏改开真的让孩子们无书可读吗 -- 老乐

总有人用个例来争论，这个逻辑就是强辩。一共有几个揍老师的且不论，冤有头、债有主这句话不是当代用语吧。我原以为批斗老干部、老师时出拳脚是很不对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年来看到那些公布出来的干部、及其子女和个别老师的问题，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不管什么时期。不是所有的老师被批斗、被肉体折磨，不是吧别人逼得没有办法，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我曾经响应号召给老师贴过大字报，但是，还有老师照样揍调皮捣蛋的学生，也照样不会因揍学生被批斗。前三十年“歧视”知识分子？那是某些知识分子自己的认识，反正被揍学生的家长还要给老师道歉，“熊孩子惹您老生气了，下次调皮狠揍”。当下的知识分子几乎整体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奴才，还不自知，反倒怪起以前遭受“歧视”了？被当人看的时候自以为遭受“歧视”，不被当人看了，还挺高兴，悲哉。

另：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更厉害，比工农大众批知识分子“翘尾巴”狠多了。

我相信，再来一次文革，还会有被批斗致死的老师，因为有的老师已经积怨深深、甚至造孽。

还不用背刑事责任，是什么父母，你装是吧。

几个反人民的文人被批了就把全部知识分子拿来陪绑，几个反动混蛋恶棍教师被批了就拿全部教师来陪绑。这些反人民的混蛋恶棍被批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祸害人民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或身份。

这里是论坛。发言不是写论文。没有要求规范。

flyingcatgm对这个数据的解释很清楚，大家都看到了。

你还在这里做出一副指导本科生的样子。不但无聊，而且有点讨人厌了。

我完全可以说你跑题了。足球运动员的数据与正在讨论的事情没有关联。

而且当你要比较一个 社会现象的时侯，对统计数据也要选择。你随便拿出两个数据，问我这两个数据提出什么问题。我看你有些机械。没有人仅仅把两个数据并列就得出结论。flyingcatgm根本不是这样。

后来才有了严打

如果世界上存在着真理，那么2006年德国足球水平比中国高，这应该是真理。而中国足球运动员比德国多出一千万，这个统计数据，对于推导出这个真理没有用处，甚至可以说有相反的作用。

所以，对于统计数据，要进行思辨，才能推导出真理。我们应该追求真理，而不是数据。

------估计，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求同。

就事论事到，文革期间的中学入学率，就学率的数据，是否可以不经过思辨，就可以推导出真理。

你大概认为f网友已经思辨过了。

而我的看法已经表达了，文革期间的名义上的中学生（尤其是66年到69年），其实没有受过中学教育，他们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中学生。

这件事我们就存异吧！

这是事实。

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

我不是吃饱了撑的要去“指导”flyingcatgm，即便他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距离“严谨”还差得远。

我是被他强行拉进来讨论的，我完全是被动的。

普及高中教育： 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文革”时期的教育现实比我们记忆中的更为丰富复杂，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 在“读书无用论”泛滥，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为时代英雄的同时，农村教育也迅速发展，进入大普及和大跃进的时期。

　　继1958年“教育大跃进”之后，“文革”期间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强调教育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使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类似的，“文革”期间也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

　　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的目标很相似。1970年，湖北省文教局在《1971—1975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中提出： “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到1975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学开始急剧增长，生产大队基本都办了初中，有的还办了高中班。到1976年，全省中学达17949所，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为1965年147所的27.4倍。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55

　　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是1965年的6.25倍，初中生数是1965年的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到原来人数的11.3倍。见表1-3（略）。

　　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如表1-4（略）所显示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这是十分惊人的。

　　“文革”期间，整个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础教育，但基础教育的重心却不切实际地上升为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成为发展最快的部分。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限制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半农半读技术学校等大多变为普通中学，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调到中学任教，反而削弱了小学教育。由于将农村中小学的公办教师转为民办，下放原籍并转为农业户口，不拿工资，改记工分，极大地涣散了农村教育的师资队伍，降低了教育质量。据统计，全国农村中小学教职工中民办教职工所占的比例，由1965年的52.6%上升到1978年的73.4%。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08将办学权直接下放到大队或生产队一级，而且经费大多自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出反而减少，这是很荒诞的。教育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66年为6.36%，1970年最低，为4.24%。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中将教育事业费支出单列，加强管理，这一比例有所回升，1976年达到6.29%，与1965年的6.24%相当。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8

　　如同“大跃进”时期，“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当时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容十分简单，因而实际的教育程度并不能真正达到初中、高中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是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际，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们深入认识基础教育的功能。我们通常说，由于“文革”时期的教育荒废，耽误了一代人。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尤其是对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但对于在“文革”时期上四年制中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许多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废时期的中学生。今天回头看，“文革”时期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它启示我们认识人才与教育的功能。这至少说明两个道理：一是优秀人才是制度挡不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教育、考试制度。二是基础教育对人才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自由、宽松、“低水平”的教育，同样可以生长出优秀人才。一些过来人将那完全没有权威的时期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从中获得了实在的生长。当然，这是一个极端；我们现行的严酷的、令学生透不过气的“应试教育”是另一个极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后者更利于人才的成长，真理应当是在两端之间。

网上可以下载。

首先是信息比较多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实例都有人介绍讨论。很多价值观是媒体、人民群众讨论甚至论战产生的，而不是从上往下灌输的。我还记得一开始放日本的电视剧《血疑》，就引发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

比“升学率变化可以证明邓氏改开让孩子们无书可上”的武断结论靠谱多了

工农业实践知识被严重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