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从范围来看，从卷数看也就大致占10%左右，其他的呢？翻译运动怎么就中断了？

康熙设了个算学馆，非八旗子弟，是没有资格入学的。八旗里面，还得是世家子弟，防范之心，很严重的。汉族能人多的是，那又怎么样，一边凉快去。

雍正没康熙那么敏感，直接就禁止传教士入境，已经入境的，驱逐。和传教士接触，都成了非常危险的事，敢继续翻译吗？

从文明传播来看，则不是这样的，能翻译书就不错了。还有人细心教，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文明传播的开始接触者，一般都是敏感和杰出的人物。对老师的需求也不高。比如徐光启，他翻译了之后，自己马上就创作了《测量异同》，《勾股义》。《几何原本》，也是沉睡几百年之后再发掘出来的，哪来的老师。再到西方继承《几何原本》，要过千年了。

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花费了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唐朝中后期），将古埃及、古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国几乎所有著名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并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创新，使得阿拉伯文明成为中东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个过程也不太会有多少老师。

在国内很多人的头脑里，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个理想化的“所有权”，却从来不去思考真实世界的所有权是怎么一回事。总觉得月兄不至于入此误区。

所有权有三要素，自古至今三要素都是不断变化的：主体，被所有范围，关系内容。这三要素古代和今天变化都很大，比如主体：神、国王、贵族、宗族、男/女、国家、集团/集体、个人，用今天法律上的‘所有权“概念来诠释古代，不是关公战秦琼又是什么？

这本书的作者，用今天的概念来套古代的社会现实，然后再用结论 来论证今天的”政策“。这类似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中的段子：”只见他在半空中，左脚在右脚上一点，身形就又上窜了一丈“。

是士大夫阶级搞的鬼。

由此想到两个问题：

1、明代县官不下乡，税赋是否（绝大多数）是通过乡绅里正等帮助收取的？清代情况如何？

2、清代与明代相比，是否在于清代对于收取田赋有明确的“火耗”范围，可用于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了火耗定额，就算“腐败”，是要被‘反腐’的。而明代则没有明确的火耗，实际上明代的田赋的超收比例，大大高于清代？

先谢。

是否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章？

再有：绍兴江南多出师爷，这些师爷们是怎么学习算学的？

理想化其实没有问题，那是共相。只是现实世界都是殊相，需要用具体情境限定。

之前批判的物理主义，大家都知道的普遍主义，芬利批判的近现代学说去套古代，赵鼎新批评的现代概念描述古代现象都是这个。把理想化等于现实。

但这不意味着现代概念没办法描述古代，问题是现代概念往往有相应的知识系统，具体的历史情境。会多出来许多条件或者说预设。所以前文直接说预设不变就行。

所有权、使用权的基本预设是权利方和义务方（买方和卖方），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以及保障这种关系的强制力（不管是信用还是暴力）。所以就算再过一百年，这种关系不变，概念花式翻新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怎么用。

我在上面的说法中添加了两个条件，也就是「使用权长期稳定」等于「私有化」。这两点在历史上、在现代又没什么变化，所以可以用。至于中间的过程，私有化的后果，当然是由所在的时空（历史阶段）表现。

你所说的并不是概念的差异，而是解释的差异，对应的生活有巨大差异。但是，人家就没讨论系统整体，又不是许田波讨论秦朝的言论自由。

至于后面建议的，我直接忽略了，没注意有什么。

有个蒙古正白旗的明安图，算是蒙养斋算学馆培养出的不错的人才。

这个算学馆要搞的，和绍兴师爷的实用算学，应该还是不同的。

但大体脉络还是看清楚了。这是一本典型的文科生作品。

书中提了上百书名/文章/作者，其中北大姚洋被提及多次。这些书/文章，特别是九十年代的“教授/学者”，其只言片语都被作者引为“要点”，没有对一个文章、一个作者提出任何一点异议（不同看法）。而且明确说她写文章的目的是要“补漏”。

作者和其导师，以及他们引以为正确的八九十年代的“教授/学者”，共同观点就是：1、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权是“不充分”的；2、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是“从国有化向私有化发展”的；3、中国农业文明的繁荣，是基于私有化（使用权长期、完善化）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作者也装模作样地搞了三个量化分析图，都比较可笑。因为她引用的史料，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基本没有数量概念：比如均田制“均田”与原有税赋地区的农户中的面积/人口/纳税比重等。对国外的资料引用也是一样。

从学术上说，其导师赵晓雷看起来是个大忽悠：让一个博士生做这么大的题目，很扯。看看黄仁宇/白修德，我虽然批判费正清，但是哈佛中做博士论文，哪个敢做这么大的题目。这有点儿像大跃进时期，于光远找刚毕业的大学生写“全国中医大学教育大纲”。

无论从专业、学术，还是社会大众知识学习，此书都没有什么价值。除了一点：为土地私有化、流转“贡献“砖家意见”。

私有化进程那么厉害，最终结果也不过是清后期的积贫积弱

阿尔—拉奇，通过理性思考，可以直接获得所有真理。阿威罗伊，科学研究需要打破教条，基于合理的根据才能证明上帝。像不像教会在中世纪做的？而且这些还是所谓近代科学的基础。甚至还有比哥白尼更早的日心说数学模型……忘记是谁了。

阿尔—拉奇通过区分病人来控制传染，甚至可以说是防疫的先祖了，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学说的影响。

然而现代伊斯兰就是原教旨的代表，哪怕有当年进步的例子也是如此。可见孙子决定爷爷才是关键。

回到科学传承，同样是耶稣会，他们传回去的书籍多数也没能正确理解，再加上后来的风向变化，甚至到了20世纪才能准确理解……然后再看西学东渐，与其说是传教士的作用，不如说是自己努力去学。

自由理性当然是指西方意义的那种，是被下文定义的。上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神，用超验存在更合适，加上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和超验存在直接沟通。和天人关系相仿。中世纪理性是从研究上帝发展出来的，近现代则是“把神的属性转移到其他存在领域”，也脱不开这种理性。

中国有理性，无自由。不是说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没有作为起点和终点的自由意志。虽然也有近似物，比如独化论的无待。尤其是存在主义式的自由，中国显然不会否认生活有超验的一面。

究其源流，自由本身就是主客思维的产物，源于古希腊的政治独立和奴隶制度，进而构建出理性的代表，即nomos（法，政治秩序）。这在后来民族史上也成立。而中国只有一个天下。同时，法强调行动的因果性，即决定论的。而中国强调的却是过程和条件（因缘际会），即构成性的。

进而，中国并不存在作为理性个体（服从法），在自由这一基本原则下行动的人。只有追求自然（归属天），追求人性的无碍展露，自在的人。

这就回到了之前的文化基因，因为始终有一个更高实体作为自由的起点。自由是他的基本法则。

简单说，国外以目的论自由，中国以体验论自由。

上贴的出处

近东（西方）由分别而自由，是以服从上帝为基础。中国由无碍而自由，是以自然发展为基础。

古希腊-罗马是以logos和nomos为核心的，也即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logos（理性）以nomos（法、习俗，政治秩序）为基础。之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在这个基础之上，变成了以Logos（上帝）为基础的nomos，中间用logos（理性）作为衔接。也就是说只有Logos而没有nomos了。事实上就是用自然法打败了成文法。

但不管怎么变，总归是有一个高于人、先于人的存在，也就是logos。不管背后是nomos还是Logos。也就是理性背后的政治秩序，或者说理念。人需要符合它的原则，并且顺从它对生活的规定。

时至今日，科学主义和国家主义依然是以这种形式表现的。科学代替了上帝，国家代替了法和城邦。人首先是被科学或者国家定义的，而不是自然的人。至少不是中国那种万物一体的自然。

古希腊源于人与自然的分别、城邦与周边的分立。古希伯来则源自作为选民与周边文明的分离。差别从来都是核心所在，在此之上形成认识，构成边界，强化联系……还制造了对立。

另：逻各斯和道一样，即是言说，又是理性和相应的超验存在。太初有道，或者说太初有言的实在结构，实际上就是古代中国的天命。天即超验存在，命即道与言说。天道人理，规定了人性，决定了生活与存在。

但在运动的领袖和创始者中间，明显存在着一种良好影响力的迹象。我们相信并且衷心希望，这种影响力 终会传播到民众中去。其领导层意念真诚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尽管他们正在为使他们的国家脱异族的桎梏而战，急需贏得拥戴者，但他们仍然坚持推广一种从“外夷”那里学来的新的遭人谩骂的宗教，全然不顾这会给迅速扩充队伍带来巨大的困难。

（文翰爵士访问天京的报告）

话说太平天国时期，当然可以说他们的起义都是源于人多地少，地方官盘剥的阶级矛盾，可是不仅仅太平天国喊奉天讨胡，从北到南的各种起义，以兴汉灭胡，驱除鞑虏，反清复明为起义口号的起义一大堆。

这些起义里面哪个没有以民族作为旗帜了？

比如广州三合会，金田起义后，广东三合会也同时行动，他们的活动直进入到广州城，当清朝两广总督徐广缙离广州赴高州抗拒凌十八起义军的时候，三合会就在广州北门张贴一张告示，以明世袭亲王朱名义布告，悬赏一万两，购拿徐广缙。到癸好三年春，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东革命浪潮就更加高涨了。当时有外国人记载说：当这些事情在广州城下进行时，这个大城市的人民都毫不隐瞒地向新朝表同情，并且都竭力祈祷推翻清朝。这种情绪在广东省非常普遍，和平县知县和一个军官把总都被人民刺杀了，因为他们阻止人民给叛军送军火。在各大城市中，愤恨清朝的情绪在官员的眼前高涨。时髦的年青人剪去辫子，穿著明代服装，来进行反抗。接着，天地会的支派小刀会在厦门、上海先后起义的消息又传到广东来了。而对起义尤其具有促进作用的，是太平天国派人从天京经上海乘轮船回广州联络三合会，同谋起义。是以广东各路三合会同时并起，如响斯应。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初三日（夏历五月十三日）何禄先在东莞县石龙墟起义，十三日（夏历廿三日）陈开就领导广东三合会在佛山镇起义，宣言为明朝报仇，蓄发易服，头裏红巾，李文茂、陈显良、甘先、何紫海等纷纷起义响应，成千成万。

写资政新篇的洪仁轩致死都不忘提驱除鞑虏。

他的绝命诗是这么写的：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味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志在擦爽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根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子叹白头。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

验犹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单于犯，明宋辽元鞑與凶。

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

在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这些诗句（原件影印见拙撰《稀见清世史料 考释》,497页

太平天国从上层到下层，各种文书里，从来不用特意去找兴汉灭满之类的玩意，因为太泛滥太普遍了，反倒是没有提兴汉灭满/驱鞑复周的才是异类。

哪个平行世界里面清朝没有以民族革命为旗帜的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