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中国这样文化传统对伟人还是更加“为尊者讳”。

我中学时看到邓小平给张闻天做悼词，其中一句“张闻天同志是个厚道人”，深为震惊。这句话说明中共领导人中还有“不厚道“的人。而一个中共领导是不厚道的，这样的陈述身处当时的教育体制下的中学生的世界观冲击太大了。现在应该不会有这样事情。

比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20年代末到去世，他一直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但是，这么多年，你能指出他故意整过谁吗？ 不能。

是他没有整人的权力和本事吗？ 显然不是。

（周总理文革中说过一句话：任何人，我只要跟你在一起一星期，我保证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比喻给别人上纲上线和挑刺，谁都会。这事不难。）

周总理这一辈子，倒是保护了许多的同志。比如，长征中，保住了张国焘准备杀害的廖承志。文革中保住了许多的老干部。但是，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倒没保住，被人关进监狱活活打死。

朱总司令也是的同样的厚道人。

习仲勋同志说过：我这一辈子，两件事我问心无愧：一是我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二是我没有整过人。

（我补充：习仲勋同志倒是被自己人整得两次差点丢了命：一次是在陕北苏区，“左派”领导人差点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右倾分子”活埋了，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刀下留人”救了他们； 二是文革被关押7年；）

中共党内的有名的“左派”们，都喜欢整人。王明、博古、夏曦、张国焘、康生，以及四人帮等都是如此。这些家伙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因为，除非你自己能永远捏着刀把子，否则，刀把子到了别人和你的对立面的手里以后，你就要倒霉。你的家人也要倒霉。

把一个大铁桶，罩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使劲的敲。取得他们的“口供”后，再处死的。张国焘从王明处听到这个消息后，才决心叛逃到蒋介石那里的。

斯诺和彭德怀语言不通，斯诺在前线采访彭德怀，翻译的水准就成了关键。

拿比较可以验证的事情来考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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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比较清楚的，西行漫记基本是乱点鸳鸯谱，几乎可以肯定是翻译的乱译和信口脑补和发挥出来的。

所谓胡督军应该是湖南督军之误，湖南从没有个胡督军。

所谓学生领袖，就是彭的团长袁植，彭喜欢说袁是保定学生出身，翻译丢掉了长官这个关键信息，被翻成了或被斯诺理解成学生领袖。

彭没参加过反督军活动，彭是杀过一个恶霸引来杀身之祸，这个恶霸的兄弟是湖南督军的参议。这大概就是西行漫记里“胡督军，爆炸案”一堆故事的由来。

案发后，彭在袁团长的帮助下逃去广东，在西行漫记中被夸张成了反胡督军随孙中山逃走，其实和孙中山全不沾边。

至于彭奉程潜之命搞情报更是乱讲，彭的恩人袁团长，也就是那个所谓“学生领袖”，就是被程潜杀掉的，对此彭德怀极不原谅，袁团长和彭德怀当时是在程潜和孙中山对立面的，而这里程潜又被西行漫记栽为“胡督军”杀了“学生领袖”。

对翻译来说，彭德怀不站孙中山程潜，而是服务于军阀部队大概不太好理解，就合理化成跟着孙中山程潜了。

从可验证部分的混乱，可以推论西行漫记中彭德怀的童年故事的可靠性存疑。

没有任何资料旁证，彭德怀有过继母，彭与祖母的要饭故事显然和西行漫记富裕的彭家不同。

彭有具体的记录在当兵期间给祖母和父亲多次寄钱带钱，请假回乡看祖母。而西行漫记中的说法大相径庭。其中翻译的发挥应该是功不可没。

其中童年彭总是由近几年颇为红火的演员富大龙饰演的，按照故事片编的故事，彭总家庭出身可不是富农。网上介绍的剧情梗概：

那么《西行漫记》对教员自述的记载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当时黄华等人在场。

毛主席推出他主要是为了对苏，也希望他有自我。

但是由于中共某些群体的疯狂亲苏性，导致了张闻天没能稳住自己。

是啊，亲苏省力，不用那么绞尽脑汁的处理各种关系和进行合理安排啊。

三、解放之后

家乡解放之后，长期背井离乡闹革命、甚至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彻底与家里失去联系的干部，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家里情况，与家里取得联系。有条件的，可以抽空回家探望父母或家人，或者派人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让老人过几天舒坦日子。当然，很多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以前看过一本回忆录，忘了作者是谁，这几天一直找也未找到。他在战争年代给母亲写过几封信，还寄过他与媳妇的合影，也收到几封回信，他估计是村里一个有文化的人代笔的。后来就收不到回信了，因为母亲去世了。过了若干年回乡，他找到了给母亲代笔回信的人，却再也见不到母亲了。代笔的人当时凭信中的内容和相片猜出他当官了，告诉他母亲，母亲很高兴，但最终没等到儿子的归来。

网上有王政柱少将（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在彭总身边）之子王岩讲的一个故事（本文其他内容基本都来自当事人晚年的回忆，相对比较可信）。

王政柱1950年10月写了一首诗：

十五里家当红军，辜负母亲养育恩。含泪告别众乡友，盼望穷人早翻身。

三十五岁回麻城，一心只望见母亲。三步当作两步走，只见新坟不见人。

儿走母亲受尽苦，东讨西讨求生存。敌人恨娘赤匪婆，逼娘交出儿红军。

刘邓大军回老区，母亲带病把儿寻。希望变成了绝望，未等儿子尽孝心。

这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1949年9月，当时在湖北军区任职的王树声，把麻城籍还活着的红军的消息，分别派人通知他们家乡的亲人，王政柱的母亲因而得知了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王政柱随后得知了母亲还健在的消息。但他当时正担任一野副参谋长，军务繁重，无法及时回家探母。

1950年9月28日，王政柱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才得知母亲已去世。他当时就愣住了，就因为自己晚回家几个月，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知道他活着，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左等右等等不来儿子。村口有一条河，六七十米宽，过膝深的水。她看见对面有穿制服的解放军和土改工作队，就趟过河一一询问，结果一次次失望。冬天河水刺骨，老人回家后一病不起，再加上以为儿子出了事故才迟迟不回家，最后在绝望中病故。

1932年底，王政柱随部队撤离苏区，母亲被抓到乡里吊起来打，被硬逼着交人，她交不出来，家里唯一一床棉被和棉袄被抢走。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找红军，在河南境内乞讨了三年之久，受尽了苦难。得知母亲这番遭遇，王政柱嚎啕大哭，原打算接母亲到兰州安度晚年的愿望成为泡影。

不幸也发生在王近山身上。渡江战役之后，时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的王近山，派人去湖北黄安老家接老父亲。返程路上，因为工作人员疏忽，出了意外，老人家在火车站被火车碾压身亡。眼瞅着离别十几年之后即将与父亲团聚，却发生这种意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949年底，中南军区成立，军区领导机关设在伍修权的故乡武汉。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从1925年之后就没回过家，于是向高岗请假回武汉探亲。他没带警卫员，只有一个表妹陪伴，乘火车回到了武汉。

这时他家已搬了地方，全家人住在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老房子已经没有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家。看到24年杳无音讯的儿子突然出现，老母亲惊喜万分。他父亲、3个哥哥、1个妹妹早已去世，家里只剩下3个兄弟姐妹。

伍修权没有住招待所，就住在自己家里，陪着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同睡在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家人做的粗茶淡饭，觉得无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亲人们有说不尽的往事，诉不完的别情！他在家里住了个把星期，突然周总理从北京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他立即到北京执行新任务。就这样，他又一次告别了家乡和母亲。

1974年9月底，伍修权被解除“监护”，但并未安排工作，赋闲在家。之前，他听说母亲和家里的亲属都因为他的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于是利用这段时间回武汉探亲。11月，他与夫人、大女儿回到武汉，安顿下来之后就回去看望久别的年迈老母和其他亲属。这次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原来伍修权在北京被“打倒”后，武汉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马上在他家里内外刷上大标语，糊满大字报，在外边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他家大门吼叫，把家也给抄了。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从来不问外头事，也受到训斥。1975年元旦，全家人好不容易集合起来，过了八年来第一个团圆年。老母亲高寿，一直活到1985年去世，时年104岁，10个子女中，只有伍修权和另1个儿子走在了她身后。

1953年，未来的（上世纪80、90年代）公安部部长、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把母亲接到北京，想让他过一下清闲日子。

他1917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侨眷家庭里。父母都是马来亚华侨，母亲不到10岁就到刘家当童养媳，1972年在梅县去世，享年94岁。母亲身材矮小，健康结实，不识字，从小务农，勤劳节俭，小时候对他十分溺爱，呵护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刘复之1934年从梅县到香港打工谋生，1937年冬天到延安参加革命。

到北京时，母亲已经75岁，手脚灵活，腰板硬朗。她一看到刘复之，就怪他多年不回家看看。前几年，母亲曾放言，儿子再不回家就要跳河了，特意传话来吓他。秋冬季节，干燥的气候使老人家的皮肤“冬痒症”和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再加上儿子也讲不了客家话，便感到生活得不自在。住了几个月，母亲一定要回老家去。于是他就托到广东出差的同事，把母亲送回广州。

1957年春天，刘复之到福建出差，随后经汕头回到梅县。一进家门，年迈的母亲二话没说，拉着他的手径直走向厅堂角上的神祖牌前烧香作揖。那里有祖父母和父亲的牌位。第二天，母亲还要拉着他去一个山谷中的小庙还愿。

1950年，吕正操上将接母亲到北京，与自己住在一起。母亲家很穷，不识字，手很巧，为人精细善良，思想开通，性格随和，吃苦耐劳，人缘极好，活到了九十多岁。母亲生他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他藏到柴草垛里。

到京后，他母亲与全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邻居和睦相处，始终保持劳动人员勤劳简朴的习惯，缝补、洗涮、种植，整天闲不住。文革期间，她是非分明，对到家里打砸抢的毫不客气。吕正操被关押后，她回到家乡海城。专案组三次派人去海城搞外调。她在乡亲们的簇拥下，与前去外调的人讲理，理直气壮地说：“闹到多会儿，我这个儿子也是好人。在国民党时官不大，钱花不完，现在官大、事多、挣钱少。还是共产党好。国民党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捞，钱有的是。你们别跟着胡折腾，迟早会清楚的。”

运动来了，母亲跟着受苦的不只吕正操。1954年，张秀山受高饶事件牵连，被打成“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高位，下放到盘锦农场担任副场长。其年迈的老母亲后来也跟着到农场生活。农场条件很艰苦，老人最后在农场去世。

文革期间，杨成武一度担任代总长，红得发紫，后来也被打倒、关押，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母亲也跟着受罪，临去世前想吃个鸡蛋都吃不到。

叶飞上将有两个母亲，生母是菲律宾人，养母是福建人，都活到了解放后。

叶飞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父亲是福建南安一个贫苦农民，新婚几个月后到菲律宾做苦工，后来做小买卖，在当地又结了一次婚，所以叶飞有两个母亲。

叶飞生母有文化，英语很好，往来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还教叶飞学了一年英语。叶飞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生母特别疼爱他。他五岁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逐渐音信断绝。

1930年7月，叶飞在厦门被捕。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他二哥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探望。家里每月寄一些钱回来，二哥每星期探视一次，给他和两个难友解决了大问题。二哥还带来了他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有菲律宾领馆，可以要求引渡。他父母曾准备通过领馆交涉引渡，但此时叶飞已判决，刑期不长，他担心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最终他在狱中熬了一年半。

解放后，叶飞上将得知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已于抗战期间病故，生母依然经营米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有高血压，家计重担由他没有出嫁的大妹主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妹突然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担心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他能借钱支持。

接到大妹的来信，叶飞十分为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员这样的高官，却没有钱可以寄过去，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他给大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希望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他负担养家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后来他没有收到大妹的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他生母1965年病故。

1919年，叶飞的父亲带着他和他二哥回到福建南安，回家不久就被土匪绑票，被赎回来之后就匆匆出国，以后再也没敢回来。从此，叶飞弟兄两个就由父亲的原配抚养。这个母亲一直没有生育，把叶飞哥俩视同己出。以后叶飞投身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

1949年，叶飞率部解放福建，母亲没有主意，十分惊慌，并不知道解放军首长是自己的儿子。1949年9月，10兵团进军泉州，叶飞才把母亲接来。母子相见，惊喜交集。以后老人家到福州与叶飞同住，总算享了几年福，1963年病故。

与叶飞一样，张震也有两个母亲，一个生母，一个养母。

上海解放后，虽然军事斗争的任务依然很重，但毕竟生活安定一些。张震先在上海安家，后来又搬到南京住。工作之余，他十分想念自己的母亲（养母吴命媛）。前文提到，抗战期间，他请假匆匆回家探望母亲后，多年来杳无音讯，生死不明。他曾写过几封家信，打听母亲的情况，因地点变动，均无回音。每想起少小离家，从军远行，戎马疆场，而不能照顾母亲，尤其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作为儿子却不能在她身旁，他感到抱憾终身。

但作为一名军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一生在人民军队里度过，努力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自认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张震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时常梦见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张震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母亲。不久传来消息，他母亲在一个破碉堡中被找到，已沦为乞丐，而且精神有些失常。按照黄克诚要求，张震家乡派人将她送到武汉，托付给华中局书记邓子恢。邓子恢派人给她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并亲自打电话通知了张震。

得到消息后，张震彻夜未眠。1949年12月22日，天刚亮，他就赶到南京下关码头。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母亲坐的那艘船。母亲由他的一位表兄陪同，手里提着印花被，好像他小时盖过的那一床（作为信物吧）。他不禁泪如雨下，感到悲喜交加。离别10余载，母子终于团圆。但母亲憔悴苍老，神情呆滞，他都不大敢认了。

张震跳上甲板，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没多大反应，只是说：“你的话好懂呀。”他忙说：“我是你的儿子!” 母亲双眼一亮，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几十年过去了，张震仍清晰记着这个场景。

张震把母亲背下船。回家之后，他爱人马龄松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婆婆换上，换下来的衣服已破得没法再洗。他与母亲交谈得知：

1933年8月，父亲病故之后，家里境况更加困难。1938年张震回家探亲之后，与童养媳解除婚约，家中只剩母亲一人孤苦伶仃，亲友接济也难以为继，先是靠变卖家中用具为生，最后连父亲去世时准备留给儿子作纪念的一把篾刀也被债主拿走。母亲不得不离开一贫如洗的家，住在破碉堡中，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

张震与母亲团聚后，想留她一起住在南京。但母亲不习惯城市生活，只住了半年多，就闹着要回家，有时病情发作，到处乱跑。当时，解放军正筹划解放台湾、准备进攻舟山和再战金门，军队建设的任务也十分繁重。马龄松要上班，除节假日外，也没有更多时间陪伴老人。他担心母亲跑出去被汽车撞伤，只好同意她回家。

张震将母亲一直送到船上，由两位表兄接回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紧张，张震和马龄松定期将节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母亲。想到母亲年事已高，1960年春节，张震带全家回平江老家看望。母亲看到孙子、孙女都长大了，非常高兴，紧紧拉着孩子们的手，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分别时，母子之间难舍难分，张震又特意把母亲接到长沙住了两三天，为她购置了棉衣、棉被、暖水瓶等衣物，并留了一笔生活费。1961年11月，78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闻讯后，张震失声痛哭，彻夜未眠。

在张震接养母吴命媛到南京以后不久，他又收到家乡来信，说来南京的是其养母，他还有一个母亲，即生母余朵莲，仍生活在长寿镇上。得此音讯，他颇感突然，不信其真。他过电影般一幕幕地回忆儿时的生活情景，觉得养母始终对他十分疼爱，关怀备至，只有亲生骨肉才能如此。

后来，家乡人不断来信叙说实情，旧时的邻居也来信证明。一天，张震忽想起自己4岁时有人对他讲“你不是你娘生的”，他把这话告诉养母后她痛打自己的情景。抱着弄清情况的想法，张震给家乡政府去信，最终确认了这一事实。生母也给他来信，诉说40年来生离之痛，并表达而今年过八旬，烛近风前，“但愿一睹容颜，则九泉无恨”的心情。当年的介绍人也写信证明了出继情形。

张震起初确实不大相信。因为他对养母的感情太深了，每一念及，总是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既然大家证明了，就不管是养母还是生母，都是母亲辈的人了，他都有责任照顾好她们的晚年。

但张震也担心养母难以接受，不愿意因此伤她的心。所以在回乡探望时，他背着养母，利用晚上与妻子去看望了生母一次。生母由她的长孙照顾，晚年四世同堂，99岁高龄时因病逝世。

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有多少革命军人的家属或死于敌人的屠刀，或死于饥寒交困，没能亲身体察到新社会的美好生活。张震的两位母亲，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饱经了旧中国的苦难与艰险，但毕竟活到了新中国，看到了儿子、儿媳和孙辈，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幸福的母亲。

1987年秋天，即将卸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特意到三线转了一圈，跟大家道别。他还顺道视察了云南前线，并回到了阔别58年的家乡四川达县。1929年离家时，他是一位19岁的热血青年。回乡时，他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

航天部几个厂所设在达县和达县附近，张爱萍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几过家门而不入。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回乡后，张爱萍站在母亲坟前，任凭雨水浇淋，老泪纵横。他当晚写道：“惚见依门依闾望，犹闻唤儿声。”他看见母亲依着门栏翘首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起初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时，张爱萍正处于事业的无奈和爱情的失意之中。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在一天晚上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负责组织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上海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张爱萍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他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张爱萍感到，太可惜了！

南京沦陷后，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国民党败退时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

张爱萍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向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要他立即撤回武汉述职。中央代表团当时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并没想组织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斗争。

中央代表团的思路，还是要依靠、依托国民党抗日，这显然与毛泽东的思路不一样。当然，在敌军力量强大的沪杭宁地区（即使是郊区）搞武装斗争，很难坚持下来，但起码在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能拉起一支队伍，像冀东大暴动那样，暴动失败之后也能撤出几千人的队伍。

张爱萍撤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后，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后来，他被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那里，担任政训协理员。经过多次战场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准备一旦浙东为敌占领，就与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

这又踩上红线了。中共长江局（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这时已经成立）的密件到了，要求他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使张爱萍感到委屈的远不只这些。之前，周恩来派他在武汉一个抗日干部培训班授课，他一来二去与一个叫孙力（张爱萍还给她改名叫孙莉）的女孩相互产生好感。老铁李克农告诉他，孙力可能是托派分子，不能再来往了。他俩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他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

事后组织查实这是诬告。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张爱萍，张爱萍没有理睬。后来，她知道了张爱萍与孙力的关系，想拆散他俩，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是事后李克农告诉他的。但时光不再倒流。一对有情人去了不同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再见面时，几年之后的事了。

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张爱萍的三弟张灿明（建国后曾任最高检副检察长等职）从家乡来了。他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他上来就问三弟，母亲怎样了。三弟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母亲已经去世了。他号啕大哭。这些年来，他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都没有掉过眼泪。但听到母亲去世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张灿明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兄弟俩晚年，张灿明有一次闲聊时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张爱萍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小时候常听他说，他父亲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而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他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孩子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

张爱萍的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他大姐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作为儿子，张爱萍有遗憾，双亲故去，都没能在床前伺候。但他的一生，足以使他的父母为他骄傲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生出个好男儿来，那也都是为国家养的。

离开了家乡，和亲人分开了，也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有关，或者是自己的纨绔身份。

总之没这些情感，解放前，我姥姥家是八路军的号饭户。多少也算有点关系，但是，解放后也没有为姥姥家说句话。

解放后几次荣归故里，也没给姐姐家说点啥。可谓冷酷无情。

但是，他们投身革命事业，经常路见不平，这种风范还是有的。

不管怎么说，革命的人要抛弃家庭小情感，很多老革命在这里栽了跟头。

在这里，我舅姥爷但是革命者风范，没有给孩子一丝好处，也是牛人。

当年文革反右，居然还都是被打倒的那一批。

世事无常。

斯诺采访前提出了问题清单，太祖超过斯诺预期和斯诺长谈了十几个夜晚，太祖的经历本来就是传奇，由太祖本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翻译吴亮平是资深的革命者和翻译家，黄华做笔记，每次结束都送中央审定，可靠性是很高的。

斯诺上前线是吴亮平鼓励的，但吴没有参加。斯诺对彭德怀的风格印象极深，他住在前方总部，采访了很多人，经常看见彭。但是采访彭主要是一起吃了好几次饭。斯诺有一点抱怨，说彭的南方口音很难懂，只有说得慢的时候才听得懂，而老彭总是连珠炮一样。这应该是黄华的抱怨吧？所以彭的采访内容不少是斯诺和黄华采访后填补和合理化出来的。当时黄很年轻，斯诺书里似乎没有提他的名字，称之为北京来的大学生。

还有一个因素是斯诺的修改和润色。海伦.斯诺读过太祖的访问记录，非常感动。她对西行漫记的一个大贡献就是建议斯诺对太祖访问部分一定不要改，斯诺采用了。

网上还有父母是祸害的帖子集合，你看了也会同情那些孩子的。

而且做坏事没下限，王明没下限到对同志下手都使用阴损手段，全是因为他的本质坏，苏联契卡的那一套肃反手段，当然影响了他，同样是二十八个半，张闻天、王稼祥自始至终保持了红色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同志斗争时尽管无情，但是有底线。

李特和黄超两个人，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伤害大于贡献，黄超对董振堂同志战死和五军团丧尽高台要负直接责任，说他间接杀害了这些同志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