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普通民众被谁剥夺了? -- 蛋卷俱乐部
首先中考50%淘汰率，淘汰的是谁？
绝大多数是农村子女。
高考，压缩公办名额，扩招民办名额，这是对穷人子女关闭求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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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毒教材的国家，其明目张胆的从制度上扼杀了普通家庭子女的前程。
你认为这仅仅是巨婴的问题？
这是司令部里是否还有自己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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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个叫习大大的只是在扮演提线木偶的角色。
我在这楼里的第一个帖子就写明"我们那里，尤其是山区，顿顿红薯不是指只有红薯，而是在红薯收获的季节把红薯搓成丝晒干，然后煮饭和粥的时候根据家境混入相应数量的红薯丝，特别贫困的家庭和地区就几乎没有米了。当然红薯收获的季节也会直接把红薯切块和饭一起煮。烤红薯是没有的，太费柴，一般我们只烧稻草，只有办喜事或来客人的时候才烧柴。"
另外我的老家温州不是江南鱼米之乡，苏南和浙北才是江南鱼米之乡。温州七山二水一田，温州的永嘉县更是山区县，吃红薯很正常。
我说我家在70年代末还吃红薯饭，我父母小时候还每天一到两顿红薯粥，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家不是个例。再重申一遍，我没有代表全国，但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温州地区。
再贫困的矿山也是国营企业。我们温州地区唯一的矿山是苍南县(原属平阳县）的矾山镇，生产明矾。虽然现在没落了，当年的生活水平可比温州的平均水平高，远比现在非常发达的乐清市柳市虹桥地区富有。正泰，天正等企业发源于乐清市柳市虹桥地区。
我75年的。原来的米不够吃，一是菜里没油水，二是从事重体力劳动，消耗的热量多，需要碳水化合物补充。当时我们那里就是大米不够吃，我父母那时候早饭喝红薯丝稀粥，能当镜子的稀粥。
我要比你稍大个七岁。我小时候，隔一两个月，我们住的宿舍区内都会来个爆爆米花，同时收牙膏皮换麦芽糖的农村大爷。
我们那时候，早餐也经常是稀粥加红薯，或是你说的红薯藤或一些野菜。但来了爆爆米花的，除了家里刚好是发育的孩子多的，几乎家家都能拿出几筒米来爆爆米花。有的好一点的家庭还能拿的出干玉米粒来爆。
我们宿舍区旁边就刚好是一个农村，是专门给全市提供蔬菜的菜农，原来也很穷的，现在是城中村了，家家都资产上亿了。他们那时吃的是定销粮，也跟我们去的粮站是同一个，但他们拿的购粮本，跟我们的不同色。他们也会来爆爆米花，但很少会直接给现钱的，一般是用晒干了的干豆角啊、咸菜之类的来抵加工费；或者就直接用大米来抵加工费。
也就是米，不是不够吃，而是光吃这米，吃不饱而已。
你说你是温州的。我不知道浙江江山人是不是你们温州那一带的。
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每年油菜花开的时候，就必会有浙江江山的养蜂人。那时候，江山人在我们眼里就是有钱人了，每个蜂棚都有好几辆凤凰二八自行车，男主人都是戴钻石手表的，从窝棚经过还经常能听到里面有收音机的声音。
哈哈，那年头，有这些是真的很有钱了。
马上要开大会了，你说这些，是想干啥？
另外，不要低估刘少奇。刘少奇要是接了班，
他会搞出一个苏联式的僵化社会主义，还常常
搞“四清”啥的，但也还是社会主义。
河里最近就这些问题吵的不亦乐乎。吵就吵吧，我就不明白你们吵成这样，吵的这么执着，这么入戏是干哈呢? 是一定要达成什么目的，还是真的要带啥节奏?
一个政党固然有他的初心，理论和理念。但实际执政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完全机械地按理论和初心来啊，必然也得有取舍，也得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各项政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更何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完成任务后还能给后一代留下发展的基础，你们还嫌这嫌那，是不是太不知足了?
要挑毛病，只要想做事，真做事，拿着放大镜去找，还怕找不出来毛病? 但这10/30/40/70/100来年下来，总的趋势还是明显的吧? 你们这些痛心疾首的，要不拿前朝的鸡毛想斩本朝的官，要不就拿本朝的马去笑前朝的驴。有没有想过前朝本朝基本理念也许是一脉相承, 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矛盾呢?
都需要成员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去认识问题并有相应的觉悟去维护。例如你和假日河友提到的自觉交税。
你是来反驳我的说法的，不是么？
反正我看不到你支持我的意图，你说呢，大部分你针对我的帖子，几乎都是反驳我，这是你的习惯了，就好像你这次后面的话。
这当然是无所谓的，我也是直接怼回来。
描述苦难，进而攻击毛时代，这是你一贯的作风，大家这都能看出来，以前也有河友指出你的这个特点。
温州山区吃红薯很正常，这点我一直没有否认，我否认的是顿顿年年，贯穿毛时代。
我认为只有信阳等重灾区才会有这个现象，不是重灾区是做不到的。
我家在矿山，恰恰也是当地重要红薯（我们叫白薯）产区，所以对当地的了解还算多。
就是农村确实差一些，红薯是重要粗粮补充，矿山相对好很多，粗粮管够。
但是，我们是北方，自然物质条件差于南方。哪怕是山区，你们那里不是山区，是丘陵，我们是矿山，真正在山区。
国家会保证供给，这是实话，但是品种实在不行。
我估计你们大概也就是青黄不接时期，会有剧烈粮食短缺，但是总归会有补充。可能，籼米会少一些，要交公粮，但是，也不至于顿顿只有红薯饭。
你最喜欢说你家代表温州地区，我个人认为，这是涵盖不了的。温州市是鸡毛飞上天的重点地区，怎么可能和北方农村一样呢？恐怕还要超过一般城市。
10年前就说了，习大大不就是刘少奇吗？
文革如果刘少奇获胜了，会怎么样，看看习大大这10年就知道了。
僵化社会主义，从上到下定于一尊，一把手巨贪。
内蒙古刚查了一个30亿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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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30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132934851339892
法院审理查明，李建平犯四罪——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李建平案涉案金额高达30亿余元。这个数字远高于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17亿余元）和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7.17亿元）的涉案金额之和。
其一，贪污罪。
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李建平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国有资金14.37亿余元，其中2.8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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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2012年的时候，还是亿元巨贪，习大大反腐10年，这个金额膨胀到了30亿，反腐/和/腐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年温州有三个省级贫困县，分别是永嘉，文成和泰顺，以及一个海岛县洞头。另外温州还是对台前线，国家在解放后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如果温州这样还超过全国的一般城市，你这不是给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抹黑吗?
就算这样，温州还不是浙江最穷的，边上的丽水地区比温州还穷不少，他们几乎全是山区，还不靠海。浙南另外的台州也和温州水平差不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温州和丽水一直到98年才通火车，台州还更晚。
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温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分析与展望"，里面写道" 农民人均收入从 1978 年的 113 元, 增加到 2006 年的 7543 元,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1980 年的 59． 1% 下降为 2006 年的 42． 6%"。这就是说78年温州农民月平均收入不到10元。而当时温州农村人口比例高于90%，你说这样的收入水平超过全国的一般城市，这不是给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抹黑吗?
http://47.94.233.156/RMBase/SysJP/Multimedia/Pdf.ashx?ID=15149&contentid=53167&form=browse
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江山还是戴笠和毛人凤的老家，属于内陆，浙赣线经过那里。解放后，政府在浙江内地有一定的投资，巨化集团就位于衢州，金华有兰溪味精。它们一是在内地，二是靠铁路。但是浙南的温台丽就不行了，没有铁路，金温铁路98年才通车，还是对台前线。
我记忆里村里的自行车是很少的，肯定十家里面不超过一家有自行车。我的四舅有一辆自行车，因为他本人是壮劳力兼生产队长，我舅妈也是壮劳力，另外我的大舅和小舅在海外，我外婆在四舅家吃饭，所以大舅和小舅给我四舅寄点钱，普通农民很少有自行车。但是城市里自行车就比较普遍，我上海的二舅和温州市区的大姨父就骑车去上班。
你接触的菜农毕竟是特例，有点类似城市郊区农民，是农民里生活比较好的。但是像我们那样的普通农村更艰苦，我们那里不仅承包前只能种粮食，承包后挺长时间也规定只能种粮食。承包前征购的粮食很多，确实不够吃，白米饭就是最好的东西。我父母现在看到饭粒掉到地上，只要不是明显很脏，肯定捡起来吃掉，剩饭只要不是明显馊了，热一热还是要吃。
打爆米花的人一般过年前才过来，那时候谷仓里的晚稻还比较多，又过年过节的，去打个一两斤给小孩国内的气氛是有的。但是普通季节打爆米花的人很少过来。
文革宪法都包括了。政治决定分配，没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说一套，做一套，都是历史上常态。美国将奴隶制吹成民主自由制度，比封建制度都野蛮落后，就是典型。
最核心的就是国家来源问题。
在近代，公共利益取代了每个人的利益，形式正义取代了实质正义。通过只有国家（契约）才能实现个人自由，没有形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也即事实层面取代了价值层面。
这涉及近代人论和权利观念的变化。首先人从人类（human being、humanity）变成了自然人（natural person）的集合。然后每个人都为己生存，在此之上的才是自由。接着共同的善（common good）这种价值与事实、公共与个人兼具的学说，被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这种来源于私人利益之协商共同，倾向于事实层面的学说所取代。并且，它强调形式上的可操作性。
在此之上建立的所谓国家，实际上就是个人利益必须通过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虽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所冲突，但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就必须渡让自己的权利。为了保障自由与自利，不得不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达成共识（最小自由）。政府的目标是对个人利益的促进和保护，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而，没有公共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
说白了就是从性恶论、自我论出发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本质是个体的延伸。问题在于契约或国家建立起来之后，部分层面违约的成本太低，尤其是官僚阶层通过垄断知识和信息占据行政职能，将民意驱逐出去。通过公共利益取代了个人利益。
国家从维护全民变成维护国家自身，然后一去不返。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官僚化并与人民割裂。同时为了维护根本利益也就是政府（组织），进而内卷，制度外成分开始参与，原本的形式（程序）变得很难走通，结果形成所谓法外之地和利益集团，对制度形成挑战。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结果就是失去活力，进而恶性循环。且不论这是常识，相关学术研究不知道有多少了。比如曼德尔称其为组织拜物教，沃格林称国家是宗教进而和个人无关。
苏联的统治阶级实际上是国家自身，官僚集团的利益虽然是大问题，但始终没有超出国家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最终会死在经济改革手里，因为造成问题的恰恰是经济问题，倾向于满足官僚集的专断结论，结果生产无法满足民众的需要，而非生产性（如政府和军备）投入过多。既然官僚、行政或者说制度导致了问题，那么用制度解决自然是最简单的办法，尤其是看上去非常成功的自由经济。但即便如此，苏联也尽力维持了全民所有，只是没有意义而已。就像包产到户以后，权利实质上由大户（村长、人多、钱多）所有（主导）。所以这根本不是经济制度问题，而是任何组织都可能有的问题。只是表现被经济制度激化了。就像很久以前说的，这是人类组织的问题。
细节问题不少，看大体思路就够了。只是没有涉及民主在形式上如何运作，如投票等决策问题。
这里的组织问题，指的就是这种由微而宏的构建，个人和公共必然会有利益冲突。不讨论政府，只讨论经济层面也是如此。主流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微观行为所构建的市场，导致实质上对缺乏个人层面的关注和激励，事实上有利于资本家拿走剩余价值。所谓活力，其实并不是这种经济学或者相应体制带来的，而是经济增量和相应价值观带来的。尤其是这种增量主要通过不均衡实现，对国家而言，需要外部剥削对象。对国家内部而言，一定会有不发达地区和无产阶级。因此，想要一直维持活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建构可以，因为不再会有“强制劳动”，不管是官僚的还是资本市场的。问题在于，一国是否能够建成，还有，实现过程中如何克服人民的自发性。
终于到了审兄所说的主题。那就是你说的自觉，其实就是克服自发性。马列传统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与灌输（宣传带动、引导行动）实现的，行政上的强制性位于次要。只是官僚主义会异化成主要靠强制性维护。类似的，西方其实没有区别，于是出现了大量公民权利运动乃至无政府。这些姑且不提，问题在于，这反而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并维护“官僚集体纯洁性（革命性）”的政府。即便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优选，这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该如何做到？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只是在说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和现实政治已经没多大关系了。不管世界体系还是政体运行都有他自己的惯性（加速主义好像就是解决这种惯性的），都有实际如何运行。而不是我们讨论的应该如何。两者的边界是不同的。
这其实也是之前回应真理兄农村问题的思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均衡（现有的集体所有制在实质上剥削外地人）的时候会被投草。这不是现实吗？宏观事实上就是如此，不是说微观或意愿如何。
补：想起来可以参考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其当代命运 ，尤其是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在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