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从起诉莫言看民粹主义对社会的反噬 -- woyan

因为我目前还不是资本家。所以只能算是打工者。我倒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背叛。我的几个朋友背叛了一下。有一两个没背叛成，又回来了。

1966年8月18日，在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作为师大女附中代表的宋彬彬也在激动地等待着、盼望着。

文 | 冯敬兰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读，1965年9月，通过中考她们进入女附中。平时表现不突出，成绩一般，也没有特别的才能。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

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这是去参与抢救的人，宋彬彬应该是地位最高的，那么她为谁遮掩？）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吴德什么困境？开玩笑！）

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这是为工作组歌功颂德啊，其实老红卫兵联动和工作组关系极为密切，呵呵！！！）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

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哈哈哈，主义兵到底是谁？）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

”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隐藏再军队里了？）。

（怎么到了这里就不说名字了呢？）

《我的文革纪事》之：左派还是右派

m.163.com 2014-04-14 09:18

站在今天看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我不禁时时为他们捏一把汗。他们都很年轻，顶头上司胡启立年龄稍长，也才36岁。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究竟怎样搞？没有规矩、没有经验，毛主席揭开大幕，却甩手去了外地。担任一线指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拿不准，只好以他们各自女儿所在中学做试点。于是，高一学生刘平平就读的师大一附中成为刘少奇的“点儿”（你的资料是否有失误？），同是高一学生邓榕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成为邓小平的“点儿”。

工作组尽管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心里也清楚，过激的搞法肯定是要犯错误的，太温吞了显然更不行。反工作组的学生调门越来越高，工作组的任何一项选择，都背负着风险。

召开了全校揭批卞仲耘大会以后，工作组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是组织人力梳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为最后的组织处理做准备。但是，反对工作组的部分教师、学生不吃这一套，他们认准了工作组对待当权派卞仲耘的态度是假批判真包庇。高三4班13人贴大字报揭工作组保皇，她们认为6月22日全校大会是假斗卞仲耘，空洞无内容，未触及一根毫毛。后来以反工作组的教员为主体成立的战斗队“星火燎原”在当年晚些时候编的“大事记”中，用这样的文字形容工作组：“张世栋让各班对卞仲耘的问题编辫子，工作组的用意昭然若揭，卞的问题可以作总结了，不必再深入揭发了。”

6月25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布置了关于批判斗争卞仲耘的“十天计划”，被反对派讥讽为闭门造出的“功课表”。她们认为，在分析学校当前的任务时，工作组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而是说什么“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欢迎问题性质严重的人起义。”这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她们还认为，工作组一进校就收集了卞仲耘等人的材料，在14日已归纳为七大罪状。既然工作组已归纳好卞的问题是七大罪状，是“心中有数”了，又怎能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能是运动群众，工作组所说的“发动群众”根本就是假话！

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8位高中学生当天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瞧这题目，显然比就事论事地反工作组更高一筹。大字报直指工作组部署的斗卞“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梁的父亲是空军首长，她们的大字报都在梁家讨论、定稿，有时梁的父亲还亲自修改，这给了她们很大的鼓舞和自信。与梁二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力挺她。其中小F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被批判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在班里受到孤立，但是梁二同没有歧视她，愿意带着她一起革命。于是，她选择了跟着梁反工作组。小F觉得有梁二同父亲这样的老革命帮助她们，她们一定不会犯错误。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八大罪状。第一条罪状是“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罗织的罪名，不仅会哑然失笑。而在1966年6月，却统统属于反动言论。

譬如在“宣扬智育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条目下，卞校长认为：

☆ 学习是主要任务。学习不好就是政治不好。

☆ 教学不能受任何干扰。女附中之所以出名，就是升学率高，这是抓业务的结果。

☆ 不要讲空头的政治，不要当空头政治家。不抓业务，就要在政治上被人推翻。政治活动多了，轻视教学，同样政治不对头。

☆ 对革命干部子弟说：“革命热情要落实在学习上，书必须读。一个国家的干部，成分再好，连一个专家也没有，革命就没有希望了。团员有当专家的愿望是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

譬如在“抗拒教学改革，反对半工半读”的条目下，卞校长说：“我对教改就是稳。”要求语文组“要稳，要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语文课讲毛主席著作，只能讲篇章结构，不能讲成政治课。”要求数学组 “教改要实事求是，不搞花样。”“要培养出几个象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对于当时学校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所谓教育改革，她说： “我校是以半工半读精神进行教育革命，而不是向半工半读过渡。”她认为学校一没有生产资料，二没有产品销路，“要实现半工半读，还要一百年。”“全成了劳动者那工人农民干什么去？”要学生学习“居里夫人”。对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的学生说：“几十年后，别人都成了什么‘家’，而你们还是个普通农民，可别后悔!”

譬如在“阻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条目下，她说：

“女附中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还是考大学吧！”“女孩子上山下乡不方便。”“政治挂帅，健康第一，学习为主。”“苏联虽然修了，教育方法还可以采用。”“苏联之所以科学发达，还能造出人造卫星，……是因为对知识分子重视，对他们生活关心，给他们创造好条件……。”“一个国家想要科学发达，光想政治好，而不突出业务，根本办不到。”

她还被指控“多次埋怨党对英、美回来的知识分子不重视，不信任，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她在校外选教师“要高材生，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划不清界限。”

第五条罪状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污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举了卞校长大骂工农兵学毛选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婆婆骂街。辽源煤矿家属介绍经验，她说让主席语录进课堂是“花样翻新”，贴政治标签，形式主义。

不读革命书，专读古书古诗，进行研究等等，都是“罪状”。

……总之，所谓八大罪状，纯粹是一地鸡毛。

写到这里，我必须暂且打住，向卞仲耘校长致以崇高的敬礼。

遥想当年，我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儿，走进师大女附中的课堂，以后三年里从来没有和校长说过一句话。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也不会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学生。校长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1966年8月5日下午黄昏时分，被弃于一辆木推车上，我亲眼看见她的身上盖着长把大扫帚、茅坑的带把木盖子，稀便顺势流淌到地上。当时，后操场一片静悄悄，闯祸的学生早已逃之夭夭。当晚9点，她在邮电医院不治身亡。今天看到这些将校长置于死地的所谓罪状，我心潮难平，忍不住流下眼泪。穿越时空，我在这里认识了校长，一个抗战时期秘密加入中共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辗转敌后坚持读完大学的知识分子，她的真实、坦率、实事求是，她的思想、智慧、价值观，穿越48年的时空，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卞校长，请接受一个学生迟到48年的歉意、敬佩和怀念。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师学生，无论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我们大家都错了！看看我们都揭发了什么？难道不是集体参与了背叛、诬陷和落井下石吗？我们的是非观何在？是谁把我们变成不讲理、不懂事、没良心、没脑子的白痴？这些还不够，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员还要求更狠更猛地向她开火，她怎能有活路呢？

6月28日，邓榕向工作组传达了父亲邓小平的意见，主要精神是尊重工作组的领导，对反工作组的少数“顽固分子”可以展开“辩论”，如果她们要坚持就让她们“放”,就让她们“暴露”,要恢复党团生活，团的组织可以改组。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给工作组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他们也痛感到，必须暂缓对卞仲耘的下一步批斗计划，而把与反工作组学生的斗争放到当务之急。

有一条原则永远适用，那就是，反对现任领导没有好下场。纪事之三《慌张的校园》写到，刘进、宋彬彬、马德秀6月2日一早，给校领导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她们立即被隔离，被轮番地警告和拯救，如果她们坚持下去，就有滑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反对学校党组织，就是右派分子，这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划界。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代表的是党中央，支持刘进等的革命行动，她们随即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学生骨干，自动回归正统。而当初支持她们的一些同学，两周后就与她们分道扬镳，又投入反对工作组的斗争中，成为新一轮右派学生。

其实，胡启立在1966年6月8日的一次报告中，已经有言在先。他说，工作组属于新市委领导，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下来。团中央干部属新市委中学工作组，工作要向新市委汇报。如有缺点，可提出批评，但工作组的布置、制度、决定要执行。

校领导执行的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执行的是新北京市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反对校领导是革命行动，反对工作组就是危险的右派行为。

批斗卞校长大会后，李黎黎（）、梁二同等学生还去广播电台告工作组的状，她们送去揭发材料，要求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康生、江青、王光美接见。她们的材料，转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手里，胡克实转交胡启立处理。胡启立了解到，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虽然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但也有例外，譬如李黎黎的父亲在反右倾中自杀，高滨滨是高岗之女、俞慧声是前北京市副市长范瑾之女 、杨团是前北京市委常委、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杨述之女 。黑帮子女混入其中，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必须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认真过细地做工作，整体上去分化瓦解，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胡启立亲自组织反击，部署左派力量分头出击。毕竟，大多数人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工作组几位干部每天分别找反工作组的学生谈心，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启发他们具体谈一谈写大字报的过程。如果是革命干部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他们认为带头的学生，主要是高三年级的梁二同、李黎黎、王南芬三位，分化的结果，就是把她们三人孤立起来。

四个月后，工作组早已撤走，“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大事记”还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经过十多天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反工作组的许多同学都被迫放弃原来的观点。”

虽然大家都认为工作组袒护校领导，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但是背景却有很大不同。首先是高三4班13位干部子女集体认错，她们反对工作组，完全出于共同的认识，与外界无关，也不曾受到海淀区中学的影响。

梁二同等，因为背后有军界支持，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她们对工作组的劝告置若罔闻，干脆就不到学校了，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自己干革命，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者去海淀区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中学活动、交流。7月初，受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影响，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清华附中卜大华记得，在7月23日军训前，女附中“红旗”去过他们学校多次。

有两个反工作组的高一学生，常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那里反对工作组的声浪很高。她们去找蒯大富，他表示支持她们的革命行动。后来，蒯大富还给她们写了信，信上要她们“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因率先炮轰工作组，号召“夺权”而被驻清华大学工作组定为“假左派、真右派”。 身处逆境的蒯大富，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他在信中激昂慷慨地说：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是把世界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始终想着正在战斗、正在流血、正在受苦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始终想着中国人民，想着党中央、毛主席，他不怕天，不怕地，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他们最懂得策略，善于团结群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革命左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权斗争。所以，真正的革命左派，脑子里想的是夺权，但绝不是搞个人野心，当“大官”。你们学校的权在学校领导手里，你们和他们斗，把他们冲垮了，今天，工作组接管了你们的全部权利。那么，每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考虑，工作组能不能代表我们，能不能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代表我们，则我们热烈地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必须再夺权。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且不能等闲视之，糊里糊涂。

工作组是否可侵犯？工作组是帮助搞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他坚决执行中央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处处为革命群众撑腰，处处打击黑帮分子、保皇派的气焰，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这样的工作组就该拥护。反之，工作组像小脚女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处处压制放，不为左派撑腰，反长右派气焰，这种工作组不能领导，应该赶走。“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是反动的，“不许贴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反动的。毛泽东思想，具体的，毛主席的书、《人民日报》最近期社论，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唯一的最高指示。符合这个，我们就照办。违反这个，我们就反。根本违反，我们就要斗。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人派来的工作组，一定要和他们斗。把他们斗臭、斗垮、斗烂，再赶走！

蒯大富大义凛然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豁出一条命。

老蒯还对“保皇派”的本质做了概括：打着红旗反红旗，压和拉相结合，分化瓦解左派力量。具体来说有五条大棒：1、“放”，实际上压制左派放。2、反动右派学阀过分强调政策，准备细致，主张合二而一，改良主义。3、先立后破。4、纯学术讨论(回避要害问题，引向枝节问题)。5、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抓住左派不放。

胡启立闻讯亲自到其中一个学生家，说服家长动员孩子交出蒯大富的亲笔信。后来那个学生把蒯大富写的信拿给工作组看，天真地说晚饭后一定要把信再还给她。得到这封信后，工作组认为揪出了幕后的反动分子，立即抄送胡启立和胡克实，胡启立奉命亲自把信送交邓小平办公室。胡克实说：“你们工作组没有组织批判反工作组的同学，而是通过政治工作让他们起义，这是平津战役中的北京打法，经验值得好好总结。”

左派和右派，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懂事就知道其含义的两个名词。左就是好，右就是坏。文革让它们的内涵外延充分扩张，今天是右派，明天也许就是左派。反之也一样。到了当下，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

左派，还是右派？永远是个纠结的问题。

作者：冯敬兰

蹉跎的青春——追忆李黎黎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征文 2018-08-03 09:00

蹉跎的青春

——追忆李黎黎

张燕英 | 1966届高三

李新华 | 1966届初三

北京师大女附中，这个让我们一提起它，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名字，即将迎来它百岁的华诞！每一个曾经在这里就读的莘莘学子，无不欢欣鼓舞，翘首以待！期盼着早日返回那神圣的学府，再睹它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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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日，上级派来以胡启立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我校，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六月十七日，李黎黎等十三位高干子弟就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她们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之后，工作组就发动全校师生批判以李黎黎为首的十三人所谓“反党”集团。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李黎黎等十三人的一切言行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即使在批判校领导“走资派”的大会上，她们也被指定站在队伍最后面，由拿着木枪的“革命小将”单独监视。

记得一天下午，工作组女干将马娴华把李黎黎逼到北二楼二到三楼墙角处，大声斥责李黎黎：你们公然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高干子弟反工作组，呵呵呵）

据说李黎黎的父亲是公安部的领导，因受“罗瑞卿大比武”事件的牵连，被软禁数日。其父因忍受不了屈辱与折磨，用床单撕条做成绳索，在暖气管上吊自杀了。黎黎的家就住在天安门对面东南方的公安部机关大院里，听说“反工作组”事件传开后，连公安部院里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会捡起地上的石头，边喊：打倒反革命！边把石头往她身上砍去，李黎黎当时是什么心情，恐怕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不能体会，是何等的恐惧与悲凉！

六八年六月十三日，北京知青赴北大荒的列车从北京站启动，满载这些胸怀壮志的青年男女奔赴祖国的边陲。李黎黎经多方争取，才获得赴边疆的权利。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来兵团不久，黎黎又患上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轻则表现在皮肤上，重则会累及脏器。这个病，给黎黎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按规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六九年我回京探亲，黎黎联系到我，想让我陪她去看病。她告诉我，母亲被派到宝鸡某医院担任党支部书记，把最小的弟弟也带走了。在北京，她已没有了家，此次来京看病，只能住在爸爸当年的老战友家。

我们按约定会合后来到北京安定医院，与黎黎在候诊室聊天等待，我尽量廻避那些令她伤心的话题，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与略微愉悦的家长里短。到号后，她慢慢走进诊疗室。可只过了二十分钟，她就被护士用担架了抬出来。只见她紧闭双眼，脸色惨白，直挺挺地躺着，就像已经过世似的。我很害怕，用手轻轻抚摸她的手心。开始她的手冰凉，后来渐渐热乎了。她睁开朦胧的双眼，疑惑地问：“咱们这是在哪里啊？“我说：“咱们不是来看病的吗？”那时，我就感觉到，她的精神似乎不大正常。连我们坐公交来医院的情况她都记不清了。

1966月8月5日晚，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卞仲耘(50岁)，被该校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干部。照片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拍摄，墙上贴满了辱骂大字报。如：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扰（饶？）不了你！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卞仲耘的死亡时间非常耐人寻味。北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重点抓的文革典型学校。从6月4日起由共青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与高干子弟(官二代)接管控制学校。高干子弟包括宋彬彬(宋任穷上将之女)、邓榕(邓小平女儿)、刘亭亭(刘少奇女儿)、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等人。在工作组（毛主席支持工作组？？作者写得很奇怪啊）唆使下，卞仲耘等校领导从6月21日起，长期遭到干部子弟的毒打辱骂。卞仲耘甚至为此给邓小平写求救信（哈哈）。而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也是官二代？扑朔迷离的各种资料啊），同样被干部子弟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进行批斗。直至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在毛主席压力下，被迫撤销工作组，对于校领导和反工作组学生的迫害行为，才告一段落。

　　然而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校领导未恢复职权，高干子弟(官二代)依然掌握着学校控制权，并于7月31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老红卫兵，联动的前身）。当时能够参加红卫兵的主要是干部子弟，负责人有宋彬彬、邓榕、刘进等人。8月4日下午，卞仲耘、胡志涛等校领导，在集中学习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学生毒打。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女)去北京新市委上访，要求保证人身安全。8月5日下午2点起，高一3班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继续对卞仲耘等五名校领导进行毒打辱骂，下手特别狠。下午5时许，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松文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经抢救无效，卞仲耘于当晚9点死亡。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在北京饭店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8月8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文革筹委会，刘进任主任，宋彬彬等人任副主任。高干子弟(官二代)仍然掌握着学校大权。

　　卞仲耘死后，丈夫王晶垚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王晶垚找到女附中负责人，要求他们写下名字。签名的7人中有宋彬彬、刘进等人。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垚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遗体照片。为处置卞仲耘的遗体。王晶垚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小平女儿)。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遭到王晶垚反对。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革委会依照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把卞仲耘的惨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司法机关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处理杀人凶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2014年1月12日，当年参与此事件的宋彬彬、刘进，对文革受害者发表《道歉信》，并为自己的罪行开脱。1月27日，93岁高龄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卞仲耘案只是1966年8月至9月，北京市被迫害致死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起点。从目前资料来看，行凶者以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为主。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杀戮迫害带有政治目的：第一，通过杀人来证明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你看工作组一撤，学生就开始杀人了。第二，通过杀人证明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正确的。第三，通过杀人证明毛泽东支持学生运动打倒官僚集团的决定是错误的。第四，通过杀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使得被害者家属及普通群众厌恶文革，转移文革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主要目标。你毛泽东不是要支持学生闹革命么，我就煽动干部子弟(官二代)带领学生去打人、杀人、抄家，否定文革的正义性。　　

　　1966年8月6日，北京西城区，天桥剧场，受谭力夫“血统论”对联的影响，西城区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官二代)红卫兵在此聚会，围绕“血统论对联”展开大辩论。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到会。江青在会上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回忆。当天辩论大会结束后，江青把他和彭小蒙(北大附中)、刘平平(北师大一附中，刘少奇女儿)叫到后台演员化妆室。江青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被说哭了。然后江青对着卜大华、彭小蒙等人，劝他们不要再宣传血统论对联。暗示有人在利用血统论来反击毛泽东发起的文革路线。

　　当第二天，江青的讲话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北京各学校时，一些反对者撕掉了江青讲话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干部子弟(官二代)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冲动。8月12日，谭力夫又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8月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全校大会上发言，公然煽动血统论。谭力夫讲话一出笼，迅速通过长途电话、航空信件传到了全国。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为谭力夫的“血统论”叫好。如福建省，在福建省委指使下，全省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要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8月20日的谭力夫讲话中，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众多官员为刘少奇被拉下马而忿忿不平。因为刘少奇历来维护的是官僚集团利益。1967年1月，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造反派打倒。】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1966年8月10日，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上街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白延生摄。《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搞清楚，这个当权派到底是哪些人。游行队伍里依然举着刘少奇、邓小平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