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公益化谈开去（一）（完） -- 晨枫

说说所得税数据的问题：原始数据就未区分，对此我也奇怪，我特意去查到2004数据对照过，结果我认为应包括个调税。

再补充一下上帖未明确的两点：

尹补交的20几万是个调税。

工薪项目个税收入2004年占个税收入的50%左右,已降低很多,高薪纳税人数占9.35%，交纳工薪税额的65.74%，税额比例已占多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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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关于税收与工资的关系换个说法，可能更明确点：

国家是个人和企业安全运行生活的外部保障者，税收就是个人和企业为之付出的保护金，国家靠他养活士兵和社会活动的中间人，调停者，裁判者，种粮的等等，如果这个地界非常祥和，没有任何纠纷，人人都过的挺好，也没外敌入侵，也就是说国家作为保护人和管理者的功能没必要存在，当然也没必要收税，企业把这部分税钱想怎么花都行。但是这样显然不可能，于是税收就成了和工资.原材料.零部件费等一样的必要支出,收多收少,怎么样让人们活的幸福,企业也赚钱,别人瞅着都羡慕,这就看国家的能耐了.弄得好的,税收多点人们也乐意,弄得不好,税很少,老百姓也生气,是不是这个理?

我觉得你这句反问正好可以说明点问题,由这句话想了很多.

“为了社会公正性和保护空气、水和蓝天，是否一定要牺牲发展经济？”,

或者"维护社会公正性"和"发展经济"是短期性的的问题,迟两年发展和短期内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不算太大,但是保护好我们一辈子乃至下几辈子生活所依赖的的环境是个长期性的问题,环境破坏后难以恢复的脆弱性和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危害性会长时间存在,

这样看来保护环境需置于第一位考虑.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公正是其后的事了.

几年前苏州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已伸长到太湖的中心不远了,由岸边往里的大部分都是劣质的4,5类水,只有中心周围是2类水,含磷发泡洗衣粉也已禁过好几年了,不知现在水质怎么样了?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劫穷济富的存在和恶劣,许多污染工厂在沿海发达地区祸害了之后再迁往沿海不发达地区,再迁往内陆地区一路祸害,企业主发财之后沿途留下污染的土地和患有各种癌症的农民.而这以后的环境恢复费用和农民看病费用留给了政府和农民.

现在的法律没把这种恶行纳入刑事犯罪,不知加拿大怎样?

不过富人把开销打入成本，这是税法的问题。税法对公司开支和个人开支如何区分，个人使用公司财产如何处理（比如说，公司配备专车，这是要折算打税的），都有严格规定。

呵呵,我原来在的一家外贸公司，老板每个月都把家里的几千上万所有开支拿到财务来报销，审计也查不到这么细。BS一下查税的

建国以来为发展工业而牺牲农民利益，这是当时一个无奈的国策，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国策，除非不发展工业。

同意，我觉得谈论历史事件需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谈，以当时毫无治国经验，只有一个苏联老大哥可借鉴的情况下，学习他们的方法是必然的，余粮收集制，交公粮，康拜恩，合作社，样样照着来。

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氛围下，农民就更倒霉了，三年的灾害饿死的大多是他们，不过因为生活消费品的普遍短缺和同质化，还有一帮长期在底层拼杀的农村出来的老将们断续主事，使工农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只是这种歧视性的思维定式养成习惯延续到后代了。

这个半是大智大慧半是疯子（恕我不恭）的伟人虽然作恶多端，在人们心中比江朱可强多了，毕竟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消灭强敌无数，给人带来的自豪感太强了。

江朱时代不同，那时社会已启蒙开化多年，政治阻力也不大，自己也是见过世面的，有条件吸收一些西方成熟的理念和方法，就是这个在外人面前称赞他们的民主制度好的人使民生逐步加快恶化。

在改革的年代建立好的游戏规则是最重要的，规范道德，使法律具备强大威慑力，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改革之初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纠缠，使权利的寻租意愿得到最大的释放空间，又没有强力的法律限制，无法律做保险的社会道德在强大的钱景下崩溃了，至今未复。

靠权利和金钱合作致富的人在胡赵时是从市场上抢钱，对穷人伤害不大，老百姓只是心里不平衡。朱时就发展到从穷人手里抢夺土地了，前几年为强征土地弄死人的报道经常有，财富榜上排前的房产商占了绝对比例，都是靠着廉价土地发财的。接连进行了的对城镇老百姓伤害最大的改革，下岗，医教市场化，把城镇工人也踢到深坑里了。粮价一直在低位，2000年前吧大米一直没超过1块，常在6.7角的样子。农民负担重，好多把田一扔撩荒进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