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愚昧的香港人要为他们对形式民主（普选）的迷信付出代价 -- 思想的行者
家园 你说的从上而下与主席说的从上而下是完全相反的 我还是给你看毛主席在古田会议期间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关于极端民主化的部分吧：
关于极端民主化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在这里毛泽东提到的极端民主化的两个典型表现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这其实就是你所鼓吹的普选制--即先由普通民众讨论决定国家领导人。
你说的自上而下说的是从高级领导开始选起，毛泽东批判的自下而上指的是下级讨论以后要求上级做决议，你说的上下和毛泽东说的上下完全是不同的意思。
二，那次选举当然是少数人的选举，但是相比于此前的选举和此后的选举都是多数人的选举，你知道遵义会议吗？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那次会议的与会者人数就非常少，层次很高，根本不是1929年6月22日的那样的军队连级干部都参与的一种更普遍得多或者说是更接近于普选得多的选举。
遵义会议的选举就类似于昧国的选举人选举总统一样，是间接选举制度，不是你所鼓吹的普选。
你是鼓吹更接近于普选的结果是把毛泽东选下去的29年七大会议还是鼓吹更远离普选的遵义会议呢？
四，浏阳河在哪里？是在湖南，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哪里，在江西和福建，再说把毛泽东选下去的那次会议是1929年6月不是1928年，也不是在江西苏区，是在福建闽西的龙岩城，当时的龙岩根本还处于红军和军阀的拉锯状态，根本都不算苏区，当时的龙岩老百姓懂得一个叫做毛泽东的人都很少，你让龙岩的老百姓怎么普选选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神，人民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感受到毛泽东的伟大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这一段时间以前，人民对毛泽东的了解有限，让人民进行普选，毛泽东一定会落选，你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吗？
不要以为毛泽东在革命的任何时期都在全国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在他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为什么他能够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没有搞普选制，否则，毛泽东再怎么突出，像他这样的常常处于少数派的人谁会选他上去？
至于说66年的事情，你更是瞎扯，在1956年还是1957年毛泽东自己提出退居二线，换句话说毛66年居于二线，根本不是因为什么选举，是因为毛泽东多年以前主动提出退居二线的。
家园 罗先生承认1929年那次选举不是普选，而是少数人的选举， 很好。这样说理，就会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罗先生随后找出个例子：遵义会议。想用这个例子来“驳全民普选”。这也很好，我们就先说这个例子。
首先：毛泽东的政治委员不是遵义会议上选的。按陈云的笔记，是“增补毛泽东为常委”。但这个记录是改开后找出来的，如同邓矮子自云参加了遵义会议一样，是带问号的——遵义会议能否增补常委？政局常委不经全国党代表大会选、而是由几个人选？合法否？
而且，历来对遵义会议的描述，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从来没有“把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书记”的描述。所以用这个例子来否定全民普选，和1928年那个真的选举（少数专业人员的选举）一样，是不成立的。
代表制（或者说毛主席思想意识中的代表会议），并不是他们是“专业人员”，而是具体条件限制下，这些代表的选举，和全民投票的结果基本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那种代表制就成为了精英决定一切的路线、那应该说是刘邓的思想/路线。
这就是说，尽管战争严酷的环境不允许，但如果让当时在贵州那几万红军指战员都一人一票，主席还是会成为统帅。从这点上，遵义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使中央军事小组可以听主席的，这种代表，才是主席思想的代表制。而罗先生您认为如果一人一票、这几万处在生死存亡的红军战士的选择、和1928年那少数军官一样会不选主席。这种精英思想，是我指责您“还不如引用柳传志的话”的原因。
遵义会议，否了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做总负责。张采取了凡事大家商量的办法，结果效率很慢、很低。迫不得已，才将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新三人团，这样毛主席的思想就开始发挥作用。
从党史、从主席自己，从来没有把遵义会议当作是极少数专业人员对主席的 “黄袍加身”的“选举”。相反，我们还是相信“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停止博古李德的瞎折腾”是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心声。如果非要拿遵义会议来做例子，我们倒是觉得对全民普选更有利。
在此，我要“感谢”罗先生，是这种论辩，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主席路线和刘邓路线的区别。
说清楚了遵义会议，再说说古田会议说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主席主要谈的是执行问题。在我们谈的全民普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反对的就是逐级选、从村县向上发展、从而导致中国各省市、民族自治区出现分离倾向，指的主要就是“国家级执行力”问题——我们国家面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必须加强而不失削弱国家凝聚力、执行力。所以，罗先生引出的这段话，同样是对全民普选加分的理由。
家园 难道你否认是遵义会议让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 再说我再次强调一遍，红四军党的七大是在1929年而不是1928年，前面已经纠正过你一次了？
你想象如果红军搞普选的话，毛泽东就会重新上台，但是这仅仅是你的想象罢了。
通过基层指挥员选举上级首长的做法都已经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被制止了，你还在想着1935年让更加基层的普通战士也来选举最高军事长官？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刘邓路线，实际上你根本就不懂刘邓路线，你所说的普选，其实是朱德在1929年年底以前实行的路线。
在1928年的时候，因为红29团搞普选，结果红29团根据团里战士的选举结果擅自决定离开井冈山，要打回湘南回老家，结果全团基本上全军覆灭，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当时的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朱德们知道部队打到湘南很不利，但是他说服不了那些想回家的战士。
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以后，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撤掉，离开了工作岗位，并且得了严重的疟疾，在闽西的大山里面养病，并且顺便做土地分配的调查，接下来的红军由朱德主持，朱德就是充分发挥了普选精神，什么事情都由下级进行讨论，然后自己再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红四军八大什么决议也没有形成。
这就是你主张的普选？
毛泽东从来主张的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普选这样的极端民主化。
极端民主化看起来好看，但是毛泽东从井冈山的时候就一直反对，然后红四军打到福建以后，继续反对，直到古田会议以后，朱德陈毅他们才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你随便你去翻毛泽东选集，你看看哪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普选的句子？
至于什么南方系提出的什么新华日报的主张要普选的文章，第一首先那不是毛泽东写的，第二天知道真的有没有那份报纸，要查阅当年的新华日报必须要到相当级别的图书馆才能查到，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真的？
南方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你需要提高自己的认识。
家园 最后再回到您所说的遵义会议问题 首先，毛泽东被选为全党的主席，是七大。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6月七大选举。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谈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如何如何。
我之所以“谢谢”和你的对话、让我更清楚主席和刘邓的区别，是这样几点：
1、在遵义会议时，条件不允许一方面红军全体指战员投票，但如果投票，主席还是会当选：因为每个红军战士对于谁能领导他们打胜仗有判断。长征组歌中的《战士想念毛主席》不是与事实无关的宣传。
2、这样的结果，和1929年6月少数“专业人士”把毛泽东选下来，是个完全对立的结果。
3、同样1945年的选举，没有条件让战争环境下、各根据地的党员、或者扩大到全部解放区的人民、一人一票（或者投豆粒什么的）。但一曲《东方红》,反应了人民的心声。所以如果有条件一人一票，毛泽东还是会当选。
4、只有代表制，基本符合全体或全民普选，这样的代表制会议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1944年新华日报的社论，肯定符合他的思想：当年共产党/毛泽东谈全民普选，是真心的，不是政治骗局/招数。
5、认为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选出符合全体（人民、党、军队）的领袖，是刘邓的思想。1954年他们整死高岗之后，和前苏联二战后放弃全民普选一样，中国的修正主义党官僚集团也死死地把握住“少数专业人才”式的选举。
6、如果不是主席发动全体人民搞文革，他们通过“专业人士”选举架空/选下毛泽东的企图是会实现的、也就是说1929年6月的结果会出现。
7、民主集中制针对的“极端民主化”，要解决的是执行的问题，不是对选举的否定，当然更不是对全民普选的否定。
8、同样，全民普选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完善各级人大政协，就是针对邓氏村民选举、温氏县级选举的否定。是加强中国国家中央权威、针对地区分离企图的解决提案。
9、修正主义者们之所以篡改遵义会议的“神话”——他们几个“专业人才”选出了毛泽东、“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云云，符合为他们现在要建立权贵血统封建统治的特色理论所需要。——我们爹当年选了毛当司令、我们这些家族现在选X大大当儿头，也如何如何。
没有和您的关于遵义会议的论战，我们还不会这么“一针见血”的看这个问题。——谢谢，真的。
家园 和这次香港普选有些关系的、新华日报的报道： 论选举权——《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
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它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
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
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家园 普选的含义首先要搞清楚 如果要把普选理解为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普遍性，换句话说，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那么这一点早就已经实现了，中国的宪法也早就规定了这一点，我作为学生也参加过这样的选举。
现在反华派主张的其实不是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普遍性，他们主张的其实是直接选举，即人民群众直接投票，然后直接根据人民群众的投票的多少决定谁来当领导人，那么这就是伪科学的带着民主面具的最差劲的制度。
新华日报的文章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1，不是毛泽东写的
否则会被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去
2，难以到高等图书馆去直接查阅旧报纸，无法确认是否真有那篇文章，以及是否在关键地方被篡改
3，即便就是新花日报的社论，注意文章强调的也不是现在意义的普选，而是针对当时的中国民众普遍没有选举权而提出的赋予普通民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文章，不是现在的反华派所鼓吹的民众直接选举领导人。
家园 罗先生，如果需要确认这两篇社论的真伪， 在北美波士顿的河友，可以帮忙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查查，他们那里应该有。
这两篇社论，好就好在全面提及我说的选举的三个要素：1、谁来选？2、选谁？3、怎么选？都涉及到了。
您说的，如果从“谁来选？”、全中国人民是否有选票，可能特色党比国民党那时好。
但从“选谁？”这个问题，则香港的抗命，是暴露出特色当局（代表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利益的掌权者）、对人民权力的偷窃、或者叫强夺。我们今天支持香港青年抗命、希望这个问题被大陆人民大众认识，就好似当年真共产党毛泽东对当年（代表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常凯申当局的质问、斗争。
1944年，延安已经经过整风，新华日报的社论，不仅要被毛泽东第一时间阅读，如果他不同意，也不可能发出两篇以上的文章。
你的最后3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怎么选问题、即涉及选的技术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今天中国：
1、 中国人口识字率99%。
2、 村村通公路。
3、 2010年，中国电视超过3.5亿台，综合每户覆盖率97.62%。
4、 2012年3月21日 – 据三大运营商披露的最新数字，中国手机用户数已经达到10亿规模。
5、 ForresterResearch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网民数量将达到22亿，其中17%来自中国 = 3.74亿。
6、 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云时代。
7、 数字化身份证基本覆盖全部人口。
在这样的条件下，13亿都比较熟悉高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反而对省/市/区/县这些官老爷不熟悉），自然有条件全民普选党和国家领导人。
家园 你后面提的7点我已经反驳过了 你再翻出来有什么意思？
家园 重点是我前面的问题 您说的3，是新华日报从技术条件上反驳国民党当局：当年国民党当局也曾用技术问题说全民普选不行，现在您说全民普选的条件也不具备，我说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您并没有反驳为什么这些技术条件具备了全民普选在您看来还是不行——美国不搞不是理由，就不必重复了。
家园 普选实施的基本条件：所有的国人都是政治家 至少国人中的百分之70以上必须是政治家。
你觉得这个条件什么时候能够满足？
任何时候都不会满足的。
现实情况是，具备足够政治素养的国人不会在千分之一的范围内。
家园 您这是一种观点，但这与国民党/柳传志的观点有区别吗？ 我之所以在去年跟在E大后面发《与非左派朋友谈全民普选》，是因为E大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村民选举的失败（受制于金钱、暴力、上级干预等），并不能在逻辑上证明了全民普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失败。
同样的，断事需要专业知识，并不能在逻辑上证明“选人”也必须要“国人中的百分之70以上必须是政治家”。
家园 国民党的 问题在于很多民众没有选举权 所谓E大这个人，我看了他的一些帖子，我怀疑他就是昧国方面派出的网络特务，他也在西西河受到了很多的驳斥。
专业的事情必须由专业的人来投票，就好像论文必须由相关专业的人士来审一样，否则天底下的论文会乱成什么样子。
间接选举一方面保证了普通的不专业的民众的选举权，另一方面普通民众选举的仅仅是人大代表（议员）或者选举人，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人是相对专业的，这样的间接选举就可以在更大很多的程度保证投票的专业性。
柳传志的观点我不太了解，如果仅仅根据你简单的描述来看，我认为他的看法是不错的。
家园 别着急，慢慢谈，越谈越清楚 首先新华日报的报道，是可以找到的。如果你罗先生认为那是造假的，你可以找出几份真的，来反驳：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
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
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
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
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
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