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研究59年庐山会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是现在唯一的孤证，是有价值的史料。但是这个书也许有问题。鉴于李锐的立场，以及授意李锐写这个书的胡耀邦的立场，还有李锐的个人经历，我们对这本书应该抱有怀疑。以李锐后来的表现来看，此人为了黑毛，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倒不是说他这个书完全造假，但是真真假假是有可能的。比如隐匿一些关键性的史料，或者张冠李戴，或者做些文字上的涂涂抹抹，对于这位当年的御用笔杆子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就凭这一句话，几乎就可以推翻《庐山会议实录》。。。当然，前提是毛泽东没说假话。。。至于毛泽东和李锐二者究竟谁在撒谎，总的选一个不是。认为毛在说假话，我这贴就没法写了。。。另外，假如真相正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一般，全党在毛的指挥下批彭倒彭，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新高，而毛的独裁与专制从此也变本加厉，那么为什么中共“九大”没有按照党章在1961年召开呢？为什么会拖延到1969年呢？中共没有按时召开九大，只能说明中共内部有混乱，有分歧，谈不拢。双方都怕撕破脸，不敢开会。按照李锐的“记载”，毛独裁专制，一言九鼎，全党也唯唯诺诺，那么混乱和分歧又从何而来呢？又怎么会谈不拢呢？

　　关于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的历史，很大一部分要猜。要么就象59年庐山会议这样，开了几十天的会，就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要么就是有些东西，共产党死也不拿出来，或者甚至于官方造假。。。。“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句话在90年代由官方出版的毛讲话集中就被删除。而在文革期间发行的毛泽东讲话集（如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就有这句话。这些书现在又不是找不到。。。官方如此，各种混淆视听，你还能相信什么？你不猜怎么办？为什么文革以后官方要对毛的讲话和文章涂涂抹抹，“大幅度的减省和修辑”。党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总之，无论如何，59年庐山会议，党分裂了。直至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的对立已经无法调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中“脱稿发言”，说从59年到61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承认了中国共产党要为饿死3000万人负责。玄妙的是，这个会是党内的会，中共这个党要负责，你在党内说这个话，目的是什么呢？彭真直接说，毛主席也有责任。邓小平说自己去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说自己不是圣人，有错误，可以批评。。。。毛泽东“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毛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陈云不想“和稀泥”，也不想“给毛主席难堪”。。因为关于大跃进的是是非非，毛泽东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哪怕没有一点关系，但你是领袖，你就要负这个责。饿死3000万人，也只有你领袖负的起这个责。刘少奇承认党要负责，无非就是要打倒毛泽东。。。林彪却与刘等针锋相对，说，

　　“。。。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说这番话，也许并不是说的有多么言辞恳切、一语中的，让众人心服口服，一举扭转了大会形势。也许更多的是林彪这个人的身份。毫无疑问，毛林两个人身后就是PLA。林彪这是在代表军方表态，支持毛泽东。对立到这个程度，连兵都搬出来了。林彪的意思就是，你们敢动毛试试看？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其余周邓陈彭（真）亦无话可说，七千人大会不了了之。。。

　　所以文革初期，江青说，“（指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怎么出的气呢？文革初期，仅河南党政系统，因1959-1960年的“信阳事件”，被撤职、审查、处分、判刑的党政干部，就有13万人。对“亩产万斤”等负有责任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挂牌游街示众。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都被严厉的揪斗批判。等等，等等。

　　根据当时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所著《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其中说，“1959年秋末冬初，。。饿死人的问题严重发生。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信阳）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火上浇油。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同时，加大了反瞒产的力度，。。强迫各级党政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很多社队将种子、饲料、口粮都当成了余粮，结果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实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就布置假现场，将稻草稻壳垫在仓库底下，上面盖上一层粮食，采取“不通就辨，不信就看”的办法，组织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参观，进行现场批判辩论。公共食堂停伙以后，不少人为生存而外出谋生。当时一律把这些人当作流窜犯看待，到处设卡拦截。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冬季先后收容的外流人员达46万人次，其中不少人饿死在收容站内。有些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杀吃了队里的牲畜，被发现后均以破坏集体财产论罪。全区因此而被逮捕者达2000余人，其中有被处以极刑者，有惨死在狱中者。。同时，指使邮局查扣那些胆敢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信笺。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致使形势急转直下，结果酿成了一幕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悲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而根据余德鸿记载，“随着（民主补课）运动的逐步深入，。。。逐渐放宽了政策，也放宽了管理，最后不仅一个未杀，大部分未抓，给予纪律处分的面也不宽。。。原来准备判重刑的。。。均改判为二至三年徒刑。。。对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学习班解散，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宣告结束。”

　　根据《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记载，“。。。关于捂盖子的问题，1959年不仅信阳地区饿死了很多人，而河南省也饿死了数百万人。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不仅信阳地委担心，而河南省委也非常害怕，万一被中央发现，不仅名誉地位难保，还可能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根据张树藩所著《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记载，“。。。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信阳地委书记）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余德鸿也说，“吴芝圃曾多次找路宪文谈话、打气，让其不要害怕等等，所以路宪文才有恃无恐”。。。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信阳问题被毛泽东批示严肃处理的情况下，他是个什么结果呢？

　　在河南全省饿死几百万人，“信阳事件”又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反革命复辟”的情况下，吴芝圃仍然在1960年10月－1966年冬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信阳事件”对吴芝圃的影响，也不过是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信阳地区饿死105万人，“反革命复辟”的头号罪犯、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不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来，吴芝圃在文革爆发伊始就被冲击，于1967年死于广州。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主持“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说“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说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拿吴芝圃做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党与毛泽东的关系。。。林彪说，“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吴芝圃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又怎么样呢？吴芝圃可以代表毛吗？同样，刘邓可以代表毛吗？根据原西南局农办主任宋文彬谈话记录，“。。。（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现在我们都认为，邓小平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当时显然也‘热’。。。”。而1958年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怎么说的呢？毛说，“。。。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

　　。。。。。。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除了苍白无力的替那三年辩护，老生常谈，还是在说“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没有经验”，其余就谈了一个问题，“民主”。毛说，“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讲了一辈子辩证法，基本的道理是很精通的。辩证法就是说，“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所以毛泽东最早提出“退居二线”，是在1953年。这也许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这是辩证法，是出于一种对成功的“恐惧”。。高者必堕，人在顶峰的时候，再向前一步就可能有危险，甚至会摔下悬崖。。。穆巴拉克，卡扎菲，萨达姆，不都是这么完蛋的么？不知进退，不知道适可而止。包括斯大林、邓小平在内。斯大林死于1953年，二战的胜利曾把斯大林推向荣誉的顶峰，紧接着就是朝鲜战争中被全世界看透，斯大林是个胆怯的人。苏联准备好了代表团想参与停战谈判，被美国拒绝，说不跟胆小鬼谈。斯大林应该就是死于自尊的崩溃。美国人明着说斯大林“胆小”，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也未必不这么想。所以斯大林死了。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冷战时期美国瞧不起苏联，并不全因西方的优越感以及种族歧视。一个朝鲜战争，一个古巴危机，胆怯仿佛成了苏联的传统。你怎么让别人瞧得起？还什么“战斗民族”？。。邓小平呢？八平方以前在世界政坛很有威望，别看那时候中国穷，世界政治圈子里，邓小平个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围着一群诸如德国施密特之流的崇拜者，戈尔巴乔夫甚至称邓为“长辈”。结果邓不也因为八平方丢了大脸，再不好意思开门见客了。。高者必堕，这也是一条铁律。。

　　所以毛泽东对于“高者必堕”的恐惧，促使毛在1953年就想着“身退”，这不仅仅是毛个人安危荣辱的问题，这也关系到党和国家。1953年3月，斯大林死，毛泽东对叶子龙说，“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953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一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则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至1956年9月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外国人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说，“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刘邓）的威信”。但是“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又说，“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独立王国），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没有去过一次故宫，仅有两三次在故宫城墙上走了几步，毛就是不进故宫的门。很多人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其实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别人都可以去，毛泽东则不愿意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列祖列宗面前显摆。毛这是在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这是传统的儒家修养。这件小事，也说明毛泽东谨慎到了什么程度。。。对于一个清醒的人来说，比如曾国藩，位置越高，荣誉越高，他就会越恐惧，越谨慎，对清醒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直觉和条件反射。。。毛泽东以民主起家，建国后又对成功有所恐惧，这个时候毛泽东则是以“退”为主导思想，所以以至于在有些时候，毛泽东民主的甚至近乎懦弱。就象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的这个姿态，不仅造成了一线的刘邓等人搞独立王国，阳奉阴违，对毛视而不见，把毛的话当耳边风，如毛说，“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而且毛“没有想到反面”，就是说毛会被架空，成为整个党的对立面。

　　老虎不发威，你当老子病猫呢。刘少奇等之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愈发强势，以至于公然出现反毛言论，是由于全党因为大跃进的这个责任问题，已经十分紧密的团结在刘邓旗下，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联系最紧密的利益集团。你毛泽东能奈我何？打倒自己亲手缔造的整个统治集团，这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难道你要毁掉国家吗？难道你要打倒自己历尽千难万险亲手建立的政权？。。。刘邓们有恃无恐。。。毛泽东则似乎败局已定。。。

　　（待续）

　　历史中的群体意识是有惯性的。今年媒体上对甲午海战的分析比较多，看来看去，甲午海战中，我海军之所以覆灭，我认为，原因就在“骄兵必败”。当时我大清国已垂垂老矣，国家凋敝，民不聊生，被外国人也狠揍了几次。但我们还是很骄傲。1886年发生的“长崎事件”，反映了清军的骄横和嚣张。我们的兵在日本本土寻衅滋事，杀了人，最后还逼的日本赔款。本来李鸿章派定远、镇远两舰去日本三菱公司维修，是示威的，想吓唬日本，可意外发生的事件，却使日本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发誓要灭了中国海军。

　　“骄兵必败”是个很唯心的事情，为什么骄傲的人都会栽跟头？甚至完蛋？在历史和生活中，这是一条铁律。符合所谓 “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标准。然而这其中的道理，科学是解释不了的。。。“长崎事件”时的清军，表现出的傲慢骄横，是不正常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中国，历来都很谦和。就比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他一定很平和，他不会声色俱厉，张牙舞爪。如马嘎尔尼评价乾隆皇帝时说的，“他的举止极有尊严，又不失和蔼和关怀，带有一种恩赐的态度。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先生，”。。而“长崎事件”时我们国运已衰，1840年以来一直又被欺辱，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加上羸弱不堪被欺辱的现实，表现在日本这个带有敌意的弱者面前，就成了某种畸形的骄横。总算有个地方可以耍耍威风。也许这种对日本的傲慢轻敌的心态一直持续到1894年。5个小时的海战，我们没有打沉日本一条船。岂非咄咄怪事。天不助我也。整个战争，以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海军官兵成批自沉自尽，那是气疯了。

　　古语云 “高者必堕”。一切皆无常，这个宇宙中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极必反。所以中国做了几千年的世界第一，这个局面迟早会变的。而且爬的有多高，摔的就有多惨。自1840年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优越感、我们的民族尊严被一点一点的打掉，最后那么一丁点亮光，也随着邓世昌们一同沉入了大海。。。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为什么呢？因为鲁迅身处中国几千年以来最绝望、最没有尊严的时期，他却依然保持了民族的优越感，鲁迅仍在呼吁中国人的“自信力”。而那个时代，中国人哪儿去找自信呢？。。鲁迅虽然也呼唤科学，称赞国外的很多事，但是鲁迅的态度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拿来主义”。鲁迅不象那时以及现在的很多人一样，带着谄笑和崇敬的眼神来看待西方和科学。。。。说的明白一些，且不论科学这个东西本身有什么问题，就算科学是个好东西，我们也就象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拿来用就可以了，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对胡人胁肩谄笑呢？“拿来主义”的言外之意就是西方算什么东西。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邻。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毛说，“鲁迅是懂中国的”。。。所以文革中，中国曾经批判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算个什么东西这不重要，实际上批判的则是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很多很多中国人在西方尤其是科学面前表现出的“奴颜和媚骨”，表现出的对科学以及科学名人的迷信。。。 （不过那些被授意批判爱因斯坦的人，并没有理解这个授意，弄出来的东西也不伦不类。）

　　鲁迅在孤独的绝望中死去。死前一个月，单打独斗了一辈子的鲁迅终于撑不住了，1936年9月19日，他在绝笔《女吊》中自叹道，“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再之前14天，1936年9月5日，鲁迅在《死》中写道，“。。。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郭沫若曾经说鲁迅，“除了自己谁都骂”。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也许99%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丧失了“文化优越感”与自信力。。汪精卫就是一个典型，是个代表。汪精卫一介文人，与历代汉奸都不一样，历代的汉奸（溥仪集团除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都是为了图谋眼前的利益，而只有汪精卫是一个汉奸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做汉奸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对国家绝望到极点，从而打心底里认为中国不如外国，认为中国是劣等民族。汪精卫认为投降和依附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介于鲁迅与汪精卫之间的，如梁实秋，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还有很多左翼的作家，等等，在思想上要么臣服于欧美，要么投降于苏俄，不过是些10%的汉奸，50%的汉奸，80%的汉奸，其中没有纯粹的汪精卫，也没有纯粹的鲁迅。这之中每个人都有汉奸的成分和嫌疑。所以鲁迅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与各种程度的汉奸势不两立，所谓“民族魂”的荣誉就是这么来的。。。文革中说某些人是汉奸、洋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思想上的奴颜媚骨，在思想上认贼作父，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背叛。之所以背叛，也是因为不懂。某些人的理想仅仅是把中国变的跟美国一样富裕发达。而美国人民究竟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个哲学问题，超出了某些人的理解能力。美国西方那些发达先进的表面现象，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某些人的榜样。。这有区别于汪精卫吗？汪精卫的理想也不过是在天皇的领导下，把中国变成日本。

　　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和优越感，被最近百年的沦落和屈辱所扭曲，劳动人民沉默麻木，而知识分子们却草木皆兵。时至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共圈子以外的大部分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对此还持观望态度。中国人以被摧残的异常敏感的不自信的神经，关注着毛的一举一动。于是第一次访问苏联，毛泽东就招致了国内大量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难以接受；看到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民意最终迫使毛泽东在合营公司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到了195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斯大林死了，毛成了共产圈的教父。在这7年中，中共在战场上逼和美军，中国造出了第一辆汽车，造出了第一架世界先进水平的喷气式飞机，中共迅速在战后恢复了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气象也焕然一新。。世道真的变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切感受，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这个时候，也许大部分中国人被扭曲的心态仍然处于飘忽不定之中。。打比方说，一个长期营养不良饿的快死的人，突然饱餐了一顿鸡鸭鱼肉，高蛋白，这样的话，身体是要出问题的。也许毛和中共一开始就错了。也许中共压根就不该在1949年至1957年期间，表现的那么牛逼。。也许毛不该让中国这个精神上饿的快死的人，突然饱餐一顿高蛋白大热量的精神饭，也许应该先慢慢的喝点稀粥什么的。。。这下好了，到了1957年的时候，也许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人民的精神出了问题。有观点说，“全国亿万人。。。都陷入到那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之中，造成那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

　　大跃进时期，在举国狂躁的环境中，却有一小股势力一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这就是PLA。还有PLA的名义领导彭德怀。1950年，作为解放战争中几乎被边缘化的红军元老，彭德怀之所以对出兵朝鲜态度积极，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在刷存在感。彭目睹了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内元老的沦落，也许难免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彭在党内没有人脉，没人愿意和他亲近。老本也吃的差不多了，也许彭一直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从朝鲜回国后，彭仍然被边缘化了。就一个朝鲜战争，论功劳，彭该不该在八大进常委呢？非要说彭淡泊名利，肚子里没气，那也许是不现实的。这还扯不到名利和权力的问题，至少彭德怀会认为这不公平。以前的贴也说过，彭德怀的怨气也许不单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还代表着军方。25年中军方一直在前台叱咤风云，战争结束后却立刻靠边站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落差是相当大的。。。所以彭才会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发这种牢骚，意思是所以林彪才进常委。又说“李富春（也是常委）是个大草包”等，把刘周邓等一干文官尽皆骂遍。

　　大跃进中，当权派当局者迷。彭德怀袖着手站在旁边看。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也许彭德怀认为机会来了。彭给毛写了一封私信，其中说，“。。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彭谈到了“混乱”。大跃进期间中央一系列会议，也许并不是在定调子、定指标，来主动的引导局势，而也许是在企图控制局势。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大跃进也许很大可能是一场自下而上、上下一体的运动，这也许是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一种极其奇怪的混乱。。。。其实仔细读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这些口号都不是中央提出来的，都是民间或者报纸的发明，中央拿过来用。局势似乎极度混乱，中央连续高密度的开会，预期的工农业指标也一改再改。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与之前的“一系列会议”也许没什么不一样，都是企图控制和调整。。。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中，彭德怀扮演了一个“在野反对党”的角色。他的“万言书”写的和风细雨，温文尔雅，因为彭德怀此时胸有成竹。。。“万言书”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当所有当权派都在手忙脚乱应付乱局的时候，彭德怀却平静而满足的说，该算算总帐了吧？彭就象《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语道破，而其他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装糊涂。。

　　1959年7月14日，彭给毛写了信。而所谓毛“大发雷霆”，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这是在1959年7月23日。之间隔了10天。这是毛泽东大喘气儿？毛难道象南美丛林中的树懒一样，你用针扎他一下，他到下个礼拜四才会喊疼？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私下建议毛算总账。毛泽东想了2天。7月16日，毛向全体与会者公开了“万言书”，没附任何评论。。。彭认为被毛出卖了。而这么做也许又得罪了全体与会者当中，所有的“当权派”。在毛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当权派”搞不清楚毛在这个时候公开这封信是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老毛想“借刀杀人”，本来你老毛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不方便说，正好借彭德怀的嘴说出来，要算总账？

　　彭德怀之所以给毛写“私信”，也许是有想法的。对大跃进秋后算账，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因为如果追究“个人责任”的话，所有56年八大以后上蹿下跳的“当权派”，没有一个跑的掉。如果要算总账，清洗所有的当权派，这是浩大的工程，方方面面要准备很长时间。彭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和彭想法一样，那么毛彭联盟就可以达成，下一步的步骤就可以按部就班的继续。如果毛不这么想，那不过也就是个私信，除了毛谁也没看到。而且彭不过是挑破了窗户纸。已经饿死了人，还有那些巨大的损失，就没人负责吗？而几乎全党上下对此都在装糊涂，也许每一个应该负责的人都在朦朦胧胧的幻想着“法不制众”。

　　这下子给毛出了个大难题。这封信没办法“留中不发”。因为你一旦装看不见，装作没有这回事，彭德怀就会写第二封信、写第三封信。彭德怀还会找一些人，来一起写信。逼着你表态。但是如果回复这封信的话，又怎么回复呢？说你彭德怀说的不对？怎么不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也错了？如果必须回复，那也只有按照彭的意思，结成“毛彭联盟”，与所有当权派为敌。这样的话，党就要大分裂了。。。。（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在庐山的一些细节时说，“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

　　似乎除了被迫与彭结盟，搞大清洗，毛泽东别无选择。。。然而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彭德怀，就在于毛善于出人意料。。。毛泽东对这封信没有“留中”，也没有回复，而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集体讨论”。

　　1959年7月16日，“万言书”被公开，从此到7月23日，乱哄哄，说什么的都有，某一方认为“彭德怀是在私下告他们的状”。。也有张闻天这样稀里糊涂的，发言支持万言书。7月16日—7月22日，毛泽东没有参加讨论，讨论期间，“对彭德怀抨击激烈。会上彭德怀便与很多人打了起来”（谁说中共的议会不打架？）。闹的太不像话。7月23日，毛“大发雷霆”，开始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要表态了。开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就是这么一个“大发雷霆”。在后世就演变成对彭总和万言书“大发雷霆”。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做总结发言，谈了两个小时，洋洋洒洒一万字。云山雾罩，东拉西扯。。。如果毛真想说什么的话，可能几百字就够了。也许正是因为毛什么都不想说，发言才会是这个样子。毛这是在和稀泥。。。。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逐条批驳“万言书”之外，剩下的就是大包大揽，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是，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果然，王光美回忆，“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

　　毛泽东这个表态，既没有支持彭德怀，也没有支持当权派。一边批驳彭德怀，一边又承认当权派有责任。就象毛在这个讲话中说的，“。。。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因为无论毛支持任何一派，党立刻就分裂了。所以毛把错误和责任揽到自己名下，企图息事宁人，让这事儿一风吹。。。但是事已至此，党的分裂已经无可避免了。

　　窗户纸捅破了。问题已经摆出来了。你当权派折腾的已经饿死人了。纵然你人多势众，大权在握，道理上你却站不住脚。彭德怀一派虽然人少又无权，但是有理不在声高。这对立的两派竟然旗鼓相当，当权派甚至处于劣势。而整个天平中最有分量的砝码，毛泽东，此时又在骑墙，不偏不倚。所以少奇同志怎么不“心情沉重”呢？。。。

　　毛泽东之所以在彭刘争斗中骑墙，保持中立，那也是没有办法。毛如果倒向彭，对大跃进秋后算账，那么中共将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所有经济条线的当权派将被清洗，那就是一场人事变动的风暴，可能要牵涉几十万人。党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结果，在这个时候，对党和国家有利吗？而毛如果想倒向刘，又有什么理由呢？彭德怀不过是要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有什么理由反对？

　　我们看这个电视剧《雍正王朝》，其中太子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大阿哥胤禔秘密向康熙建议，杀掉太子。说皇阿玛若不忍心下手，他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替父亲永除此患。康熙怎么做的呢？皇帝也是没有表态，而是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把这个秘密建议公开了，说你们大哥建议朕杀太子，你们怎么看？。。其余几个儿子大发一怒，把大哥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丑事兜了个底儿掉，最后把胤禔废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电视剧中这一幕，与众说纷纭的59年庐山会议，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最终彭德怀被干翻了。。。。但是，这个大跃进的责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于这个责任问题的纠结，一直持续到1981年，最后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了事。死人又不会出来给自己辩护。。。早在1962年7000人大会，刘少奇等就在面对这么一个选择，是要党，还是要毛泽东？如果由毛来背负大跃进的责任，那也许只是毛一个人的覆灭，而如果由党来背负大跃进的责任，那将会导致千万人头落地，中共也就灰飞烟灭了。。。7000人大会大多数与会者，选择了保党，而没有选择保毛。他们企图重操庐山会议击沉彭德怀的故技，众志成城，也企图把毛泽东推翻。如果不是林彪及时救驾，毛就完了。

　　大跃进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弄的这么乱七八糟，主要是毛的问题，还是刘邓的问题，还是几十万党的干部以及全国人民的问题，究竟是一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上下一体的运动，这些可以细细研究。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而此责任如此重大，除了毛泽东，谁也担不起。。。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毛就说的很清楚，“。。。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后来果然，就算没有饿死3000万，起码有几百万人吧？那么如此严重的政治事故，你仅仅罢免一两个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等，就能说的过去吗？也许只有党魁毛泽东下台，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才有可能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这就是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面对的局面。。。。按照党章规定，中共应于1961年召开九大，为什么没有呢？这说明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混乱。如果在1961年召开九大，公开党内矛盾，毛就可能被选掉，也许被踢出政治局，一撸到底。由之而来的就是中共内部的大火并，PLA会第一个跳起来拥毛。。。。结果将乱的不可收拾。所以1962年7000人大会就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先看看情况再说。

　　我在上个贴中说，毛泽东眼界宏大，其他的领导人眼界狭窄。即便刘少奇等出于捍卫党的“公心”，在1962年来倒毛保党，他们就没有看到，如果倒毛成为事实，那就不是中共完蛋的问题了，那将是个整个中国完蛋的问题。。。哲学问题，世界观这个事情，太重要。因为不同的世界观，毛在做世界梦，其他人在做小家子梦。也是因为不同的世界观，更会导致方方面面细细碎碎的各种想法和构思背道而驰。。。文革中倒霉的很多共产党，我认为他们应该认命。他们遭受的折磨，从因果报应来讲，也许就是在为大跃进买单。也许他们本该为那些饿死的人民偿命的，没杀他们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在警告全党。然而，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高者必堕，物极必反，中共也“骄兵必败”，从荣耀的顶峰摔下了悬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