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家园 本讨论已经涉及到儒及其晚期分支理与心 可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此都不熟悉。希望本老如有时间的话,开个相关讨论题目。这样大概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儒及其发展出来的理学与心学。
家园 这个题目好大。 没时间了，随便说点。
儒最初可能是一种职业，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孔子曾对子夏说过下面的话。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说明当时儒也是有君子与小人之分的。
到孔子手里，儒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但一直不太受统治者的待见。而且儒家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那里受到的重视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儒学在其间变化巨大。转一个评孔的资料，基本能说明儒教的发展过程。
先秦评孔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心学到底是否属于儒学，历史上是有过争议的。不过抛开所以争议与具体历史不谈，我觉是其本质是社会学，还是偏实践的那种。心学其实是对理学的物极必反，如果把理学简单根括为“存天理，去人欲”，那心学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理即是人欲”。所以如果要把理学看成儒学正宗的话，那心学其实是反儒学的。
从儒学的历史来看，儒学其实时刻都面临着挑战，并且从两汉起就走弯路。老董的天人合一，使得天命鬼神深入人心，这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做法是相反的。它直接导致了后来道教与外来佛教的兴起。以至于南北朝时儒生大都学佛学，搞什么儒释道三位一体，孔子活过来也会被气死。唐朝的国教是道教，民间流行佛教，儒教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是以汉唐之间的那600年，儒教的存在感都很低。儒教真正占统治地位，是陆朱，二程才开始的，到了满清，因为文字狱，又衰落了。也就800来年吧。至于儒学以后的命运，取决于儒学自身能否与时俱进了。
继续再八一下儒家，其实儒家历史上的垄断地位不是来自于自身有多牛，而是来自于一种历史的无奈。在春秋战国，大家都不太用儒家，用法家的，用兵家的，用纵横家的，用道家的甚至用墨家的都比用儒家的多，儒家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就没有一个列强国家用过儒家。可到了秦末战乱，法家成了政治不正确，大一统的结局，让纵横家不在有纵横的空间，墨家也断了传承。汉初用道家黄老之术休生养息还行，但在面对与匈奴人的全面战争时，对国家的控制与动员能力不行，道家的无为在调和天子与诸候的矛盾中有积极意义，但大一统后的主要矛盾也不再表现为天子与诸候间的矛盾了，社会矛盾缺少缓冲。这就给了儒家一个机遇，虽说这是一个无奈一种偶然，但儒家不但借此一举翻身，还取得了思想垄断权，还是有点幸福来太突然了。儒家并未对此做好准备，于是才有了汉初老董的那一段弯路。
儒家一旦得势，马上就清算自已最大的对头也是对他们自身地位威胁最大的法家。可能秦始皇对儒家打压太狠，让儒生们记忆犹新，所以就把始皇帝当成法家的代表开始黑，黑始皇帝焚书坑儒。把始皇帝与暴划等号，就等于把法家与暴联系了起来。一黑就黑了两千年，全然不顾公子扶苏身边就有一大堆儒生。话说儒生不是应该不屑与暴秦为伍的么，节操都哪里去了。
到了宋的独尊儒术，才是儒家真正独大的开始，并延续了800年，任何思想体系如果垄断800年，都一定会僵化的，看看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体系与黑暗史就知道了。理学其实也融合了很多佛老的思想，但这些都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东西了，不适应现实情况了怎么办，慢慢推向极端呗，于是，物极必反了，心学闪亮登场。
通宝推：崇文尚武,本嘉明,家园 心学是个太大的题目 我不学无术，真的不能铺开了说。但可以先说点花絮。
(一)
说儒家需要部落文化的“补血”，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忙总------文老师。
忙总刚到西西河时，井大和我（大概还有其他极少几个河友）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不能说出来，好在现在他自己也不避忌了。忙总上科大少年班，学习成绩未必是最好的，但目前达到这样的学问/做事能力，在同班同学里算是拔尖，这跟他“贵州土著”的性格是分不开的，那股野性造就了今日之忙总。
忙总也提过“心学”，也推崇王阳明先生。但我对“心学”的感觉比较复杂。我跟忙总一样，是理科生的思维，阳明先生“内圣外王”，是有“事功（工作成绩）”摆在那儿的，在我看学术地位的含金量还高过孔子呢，这个我们服。但阳明先生之后，“心学”固然时髦得紧，却再没有出过一个能接近阳明先生功绩的学生后辈，换句话说，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那么我们看，如今在豆瓣上，追随忙总，以忙总为师的朋友也很多，他们中的佼佼者，能复制忙总的成功吗？我认为很难，因为大时代已经变迁。所以没有第二个忙总，不代表他的成功不可复制，对阳明先生也是一样。但心学挽救不了明朝之覆灭，也是事实。
王阳明始终是个“边缘人”:他出生于余姚，当时是偏远之地，不比吴中的繁华；他得罪了不识几个大字却操弄国政的大太监刘瑾，被打屁股后贬到贵州，在那里悟道；此后建立功业的地方，也是江西/两广之类蛮荒之地；阉党不容他，“士党”同样也不容他，视他为妖，王阳明则骂文官们为“心中贼”。他注定不可能被中宣部树为标兵。忙总对王阳明产生共鸣，是很正常的。
(二)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追捧心学者甚多，连蒋介石在日留学期间也注意到了。比如，日本海军名将，击败俄国舰队的东乡平八郎据说在佩刀（或腰牌）上刻有“一生俯首拜阳明”。东乡平八郎出自萨摩藩，萨摩藩因为支持天皇归政有拥立之功，是此后日本帝国海军将领的批量产地。萨摩本来就是心学普及之地，东乡的前辈，造天皇的反失败的西乡隆盛(明治三杰)小时候与另一杰“大久保利通”一起拜私塾老师，就是学的心学。
简单讲，儒学素养的养成，明朝中期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程朱理学（类似于“禅宗”里的渐悟派），一个是心学（类似“禅宗”里的顿悟派）。我的理解，理学有点像“儒家的塔木德”。中国本土哲学派系里，老黄（道家）专注于事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响应，儒家强调神圣原则的永不变异，《易经》则强调变异的不可抗拒（只能顺应）。“塔木德”是犹太教的法典，事无巨细地规定犹太教徒必须如何生活，造一个泡泡，把教徒的日常生活彻底沉浸在宗教氛围里，这样即便你流浪在异乡，心还留在圣城耶路撒冷。
理学用刻板/教条，以经注经，循环论证，刻意把儒学宗教化，不可质疑化，修行起来很累心，很阴晦。而“心学”强调“心即理”，人人有颗心，所以“理”天然地潜伏于你的潜意识里，只要去发现，去开发出来，所以理论上人人皆可为圣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没有儒家学问深浅之别。
“禅宗”里的渐悟派，要求长期修行和读经，就像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一路拼，拼进清华。顿悟派则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你不识字都不要紧，根本不必念经，认真地全神贯注地念叨，说不定中大奖，一次性开悟了，跳级直接进科大少年班。
这样大家可以比出来，心学比起理学，要活泼，要接地气，要门槛低，尤其受普通人家子弟的欢迎，因为心学不要求你卖弄学问，而讲求“力行，知行合一”，鼓励每个人：“去做实事，而且你也做得到！”。王阳明，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忙总。很多平民子弟就想：我努力了，就算达不到忙总那个神境界，达到他的1/4也好啊。
日本人面对更大的问题.一般老百姓和低级武士家的孩子，没工夫花整个人生这么无所事事地光钻研理学（因为他们还有中文转译的麻烦），在他们看来，心学是个“抄近道”，值得一试。这就好比他们原来羡慕的是歼-31，但嫌太贵维护太麻烦，听说有个天才飞行员王海（表字阳明），大比武时飞枭龙把歼-31都打败了，那就进口枭龙呗，说不定劳资也这么天才是吧？
所以我的理解，日本人把心学当“心灵鸡汤”用，鞭策大家不懈努力，有多少力出多少力，狠斗私字一闪念，别藏着掖着。每个孩子学着学着晚上做梦，就有个白胡子老头慈祥地说:“右兵卫门，你虽然资质愚钝，出身低下，但一样有一颗效忠天皇滚烫的心啊，只要努力，你可以做得跟兵头（组长）一样好啊，努力吧@！（背景响起《铁臂阿童木》激昂的主题曲）”
看完这些“胡说八道的野狐禅”，您可以去试着了解玄妙的“心学”了，就从以下的链接开始吧。
通宝推：崇文尚武,桥上,盲人摸象,秦波仁者,家园 去看缠中说禅吧 去看缠中说禅吧 世间恐怕无人能达到他的高度 不只是股票
家园 对心学的比附不很恰当 明朝也还是有当权派传习心学的，否则心学的影响也不会那么大。当时心学和理学的地位在士大夫当中差不多。把心学说成在野派，犹如野狐禅，实际上并非如此。
看心学重点放在事功上的话，好比外行看热闹，偏差会比较大。其实心学有两个互相支撑的要点：
1. 习心学应该心理稳定，内心强大。这个是事功的基础，否则事情一多，大脑就会当机，事情一复杂，逻辑就混乱。但是，内心强大不是说二皮脸，不是痞子，所以需要第2点支撑。
2. 习心学，是否当时的道德楷模不重要，但自身言行应该大体一致并且自圆其说，不能说法一天一个样，经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有些人把心学理解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是图样图森破了。那不是心学，那是学龄前儿童。
家园 冀元亨的学问不出阃帏之间 也就是不出闺房，就可修行，是不是“学龄前儿童的水平”？
这句是玩笑了，心学的细节，我们今后再探讨。
家园 这个回答没抓住关键 学问不出阃帏之间，这个没有关系，研究方向而已。关键在于要自圆其说，而不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是道德楷模一会儿又变成流氓无赖。如果总是习惯性地自相矛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学龄前儿童水平。
心理稳定，自圆其说，这两点跟研究方向是两码事。
家园 你没看到我调侃的点 修行不出夫人的闺房，被视为名士。冀在狱中表现极好，狱卒都为他的温文有礼而感动。这样的“心理稳定，自我安慰”，跟阿Q的差别在哪里？
闻一多长期专研古书，足不出户，自诩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也是名士吧？
这是什么，就是宅嘛，宅得窝囊了嘛，到渣滓洞还一团和气，是非不分，宅成神经病了嘛，举国皆热衷此物，不亡才怪呢。主席说，认识从实践中来，你不去实践，不接触社会和大自然，不接触工业生产，少数学者也就算了，小知识分子都去跟风追捧，力争早日成就名士------这样的心学，不修也罢。
家园 你自己把心理稳定和实践对立起来了 你回复的主旨和我说的关系不大，有转移话题的嫌疑。心理稳定不一定就排斥实践，你自己把二者对立起来了。再者，心学的流弊是另外一个话题。
主要你自己的观点，前面对心学地位有点悲情，到这里又转弯了。前面你主要说心学被打压，在野，冲劲强（这些归纳其实不很妥当），到这里又以名士为例调侃心学自我安慰。
我要讲的是，实践能持续成功的前提是心理稳定，不能经常自相矛盾。外在的实践和内在的心理稳定和思路自圆其说，是心学修习主要方面，心学讲知行合一必然少不了实践的。
你的回复跟我说的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另外多说一句，名士在当时也是成功人士呢！是生存竞争的优胜者，是实践的优胜者，他们适应的是帝国末期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战乱一来，游戏规则突然变了，所以看起来似乎成了笑话。这不过是是否合时宜的问题。
古人实际上没现代人想象的那么蠢。有些东西，叫生产力也好，叫奇技淫巧也好，过分了就会失去平衡，就不是很合时宜了。科技的流弊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未来的人看我们，可能也会扼腕叹息人们怎么不知控制科技流弊，任由其发展差点毁灭世界呢。
就算不谈科技的流弊，也应了解帝国上升期的游戏规则，和稳定期，以及衰落期的游戏规则是不同的。用上升期的游戏规则去要求衰落期的名士，有问题的是我们自己。
名士能成为名士，恐怕没那么差劲，真正一根筋只看到眼前的是我们自己。
家园 先看看故事梗概 冀元亨是王阳明的学生。朱宸濠是宁王，封在南昌，久有异志。王阳明是赣南巡抚，朱宸濠要拉拢王阳明，就请王来，王不肯去，又不想搞僵关系，就派学生冀元亨去宁王府，朱宸濠言语暗示谋反，冀元亨装傻，只跟他讲学论道，宁王视其为腐儒，看在王的面子上，厚赠而辞。冀知道这个钱将来绝对被中纪委盯上，所以都交公了。
宁王造反失败后，张忠、许泰怀疑王守仁与其私通，就把冀元亨双规了，用尽酷刑想株连到王，冀元亨深知事关重大，咬死不认。在狱中不论如何困顿，待狱卒和牢友如兄弟，折服众人。嘉靖即位后，王阳明看看风头已过，运动言官为冀元亨喊冤，总算放了出来，出狱5日即死。
可以说，冀元亨为王而死。冀元亨一介儒生，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百无一用，他在逆境中待人温文，只是小节，重点是没有被体制暴力吓得屁滚尿流，不拉后台下水------不要说江湖豪杰，就是今天骨头硬一点的正厅级或者少将，宁可跳楼上吊，也不去跟老王坦白，那也是一把一把的。这也就是守了江湖的规矩，老炮儿听说这个事迹也得翘个大拇哥而已。你说这个得要多么大的学问，得要多么高大上的心理素质，那江湖会道门里一筐一筐的这种倔人，只不过儒生们没记下来罢了。
第二，我再说几句心学。
其实大家看忙总，我认为忙总身上，有点“当今心学”的影子。但忙总的文化基础，是西方的理工科（数学系出身），他作为一个儒商，商是本，儒是修饰。他对儒家伦理的理解，绝对跟王阳明和冀元亨不同，因为忙总具备远比他们全面和均衡的知识结构。王阳明所达到的哲学高度，可能是忙总达不到的；但忙总所达到的知识（眼界）高度，也是王阳明绝对达不到的。这就是我以前说的：“你不可能比所有人优秀，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所有面向上）比你优秀。”（你不如人人，人人不如你）
王阳明后来讲“夜光同体”（好的品质，坏的品质，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我不大喜欢。比起来，儒家的道德洁癖感固然迂阔，反而透出执拗的天真。我不认为王是纯粹的儒家。在“媚如春”公案中，很多河友反对忙总，就有这层原因。
第三，我说说修炼“心学”的前提
这是我瞎猜的。我认为要修炼好“心学”，有三大前提：一，出身寒门，并且受到过歧视。二，性格执拗。三，人生曾受到挫折（自己的最大志向被打击）。
王阳明有这三点，忙总也有这三点。跟随忙总的朋友们，假如欠缺其中一点，就不大可能真正理解/跟上忙总。
自禅门六祖慧能后，顿宗已经不讲究接班人的佛学素养，而讲究“慧根”，有慧根的才收为弟子，慢慢打磨。那么什么是“慧根”？我认为就是看你的求职简历，再看看你的谈吐面相，跟老衲我合不合眼缘。
王阳明的学生里，真正成才，能够光大心学的，似乎不多，难道王阳明不看简历就收徒弟？我认为王阳明有很多心得是不能说出来的，说了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儒家）道统上不正确，需要你自己悟，但你没有这3点，悟不了，所以心学要遇见“对的人”，才能光大，可惜忙总晚生500年。
通宝推：秦波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