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 复 先看看故事梗概
家园 史实偏差和观点偏差都颇大呀 1. 王阳明的祖父名叫王伦，字天叙，他生性非常喜欢竹子。在当地，王伦是一个有名望的大儒。王阳明的父亲名叫王华，字听辉，在成化十七年的时候，王华考中了状元。史料记载，王华有着处变不惊的高深功夫。
王阳明可不是出身寒门，当时来说是根正苗红的世家子。
你归纳的修习心学三大前提：一，出身寒门，并且受到过歧视。二，性格执拗。三，人生曾受到挫折。第三点是废话（抱歉），挫折都受不了还做什么事，前两点则与史实不符。
2. 冀元亨狱中咬死不认，狱中折服狱卒。你把他和跳楼上吊等价，眼光偏差太大了吧。一个是直接面对，一个可是在逃避呢，差距天壤之别。别不服，冀元亨做的，一般人真做不到。比如在论坛里意气用事逻辑混乱的时候，被别人指出了，宣布退出论坛这很容易，拿出勇气直接面对和承担责任这就难了。其实宣布退出论坛都是一种矫饰，直接退出，要什么宣布。用毛时代的话说，是自绝于人民还是接受改造或者辩明道理，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一个意气用事逻辑混乱的人，同时胆气又不足，如果宣称自己是心学代表，那就是开国际玩笑了。
冀元亨的例子是你提出的，我无意替他辩护，史书上记载冀元亨，多少有作为心学榜样炫耀一下的意思。王阳明都能看上的弟子，若我们看不上，何必苦苦地拉心学大旗做虎皮呢，行为逻辑上有点自相矛盾。
3. 你前贴的下面这段话值得研究，里面的偏差不容易发现，但却很深。
------------------------
“这是什么，就是宅嘛，宅得窝囊了嘛，到渣滓洞还一团和气，是非不分，宅成神经病了嘛，举国皆热衷此物，不亡才怪呢。主席说，认识从实践中来，你不去实践，不接触社会和大自然，不接触工业生产，少数学者也就算了，小知识分子都去跟风追捧，力争早日成就名士------这样的心学，不修也罢。”
--------------------------
冀元亨咬死不认，怎么可能是“是非不分”，是非不分的好像是你呀！靠和气折服狱卒有什么不对吗？非要和狱卒每天打一架才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吗？从冀元亨的表现看，只能说他实践得很好，应对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明亡的原因，你大概认为是科技不发达造成的，但前苏联的例子就在眼前，证伪了你的猜测。前苏联科技是比较发达的，当时比中国好很多，但还是解体了，而中国倒没有什么事。
真正灭亡的原因是前苏联的组织力衰退，组织力衰退的原因则是思想不稳定，没想好如何得到真正的利益。思想稳定其实是组织强大的重要基础，很多大企业往往喜欢要一些思想稳定的二流大学学生，而不愿意要那些思想波动比较大的一流学校学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人心浮动，则组织不稳，说起来崇祯帝频繁换相，识人不深，是明亡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因。其他的政治经济原因比如帝国末期周期律就不在这里讨论了。而技术原因则相对不那么重要，明朝军队降清后，战斗力普遍提高，而反正之后，战斗力再次下降，说明组织力的直接核心作用。毛主席早就说了，不能迷信武器决定论。
组织力组织力组织力，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个心理不稳定的人，被组织边缘化一点也不冤枉，否则那就是定时炸弹，会害了所有人。是否学心学是个人自由，但又想在组织升迁，又不愿意让心理稳定下来，那就是缘木求鱼了。若是再冒用心学名义，也只能为明眼人所侧目了。
通宝推：journal,家园 那我就说清楚点 一，明清以来，中国主要的内部政治势力是“北党（帝党）”和“南党（西洋参）”，北党掌握政权（首都），南党掌握南方的GDP和海外贸易。明朝皇帝几乎没有去过南方，他们蔑视南方，漠视南方。
党争的起因，常常是边患。明清的边患是四处：东北（朝鲜半岛，满洲），西南（大小金川，广西金田），西北（明末流寇，清-准噶尔，西北回乱），沿海（明-倭寇，清-列强）。一旦某一边患糜烂，朝廷上就是南北两党激烈的路线斗争，甚至于搞到中央行政的瘫痪（崇祯朝）。
二，明朝分封在各地的朱姓王，有监督地方官防止作乱的用途，定时向中央密报。王阳明身为赣南巡抚，也在宁王的监督范围内（看起来宁王还是赏识王的）。而宁王身边，也有厂卫的线人，随时向中央报告。
三，宁王叛变，背景有点小复杂，朱棣谋反时，把兄弟朱权的兵马“借”去，说打下天下后一人一半，随后食言。宁王是朱权的五代孙，要“拿回自己那份”，这是朱家的家务事。
四，宁王举兵时，有军队6万，几乎是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宁王的“私党”遍布北京朝廷。可见宁王的政治才干/组织才能相当不错，很可能比那个儿戏的正德皇帝要强。他出自南方，如果真北伐成功当了皇帝，未必是坏事。
五，宁王要反，天下皆知。冀元亨一出宁王府就去上交宁王赠的厚礼，可见反迹已露到了何等地步。
那么，在这个当口，王阳明为什么还要跟宁王交往，不惜搭进去一个心爱的学生呢？如果冀元亨是打进宁王府的“地下党”，为什么战后的大功臣王巡抚，不出具组织证明说清楚呢？
宁王战败被王阳明所俘，转交厂卫审问，承认见过冀元亨（不承认也没用，冀元亨交了礼物，组织上有记录，再说宁王府有厂卫的探子），但否认谈过密谋。就是说，宁王本有极好的机会把王阳明拖下水，用诬告来报战败被俘之仇，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厂卫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两个隔空眉目传情，苦无证据，只有拷打丫鬟，就是冀元亨。
宁王如果大事得成，肯定需要王阳明这样被北京边缘掉的干才。冀元亨代表王阳明进宁王府谈判，虽然含糊敷衍，宁王并不生气，厚礼相赠，可见大家会心，日后好相见。即便王郎无情，宁妾有意，那也是藕断丝连。
这件事，以我之见，宁王要请的是王，王不去便是，却派个冀元亨，行迹上确实有两边下注的嫌疑。心学里面，似乎有晚明小市民的市侩和权变参杂其中。所以我说“冀元亨因王阳明而死”。
- 复 那我就说清楚点
家园 臆想的逻辑不太通 这就成了：王阳明先和宁王勾勾搭搭，引诱其造反，然后一举剿灭。
若是脚踩两只船，何必一举剿灭，怎么也观望一下吧。
- 复 臆想的逻辑不太通
家园 我倒是想给王阳明留点面子的 毕竟他跟忙总比较像，看忙总面子上，少腹诽古人为好。不过既然你如此说，我就不客气了。
心学的主体是儒学，所以本质上，仍然是“奴才学”。王阳明一定也很痛苦，家天下的体制下，正德皇帝（宁王的侄子）的品德，其实比宁王要不堪得多，但一样姓朱，正德只是血统更正，只凭这一条，就当了皇帝。
宁王是个奇人，他是康王与宫女的“合法私生子”，生下后寄养在宫外的“优伶人家”，就是唱戏的家庭里，没受过贵族教育，后来因为康王仅此一个男苗，才继承了藩王之位，由于没有从小的特权生活，他反而有江湖气。
上面说过，藩王可以密奏，因此在地方上的“威望”很高，请个客，地方官不敢不来。有一次宁王请客，王阳明也去了，席间宁王说起正德的荒政悖乱，颇有忧国忧民之态，有人捧臭脚曰：“世岂无汤，武耶？”（希望有人像汤商，周武王那样来场革命），王阳明接上一句说：“汤，武须有伊，吕。”（汤商有伊尹辅佐，周武王有姜子牙------即吕望------辅佐）。宁王淡然曰：“有汤，武，就有伊，吕。”两人就这样公然调情，举座无不暗惊。过后不久，宁王语心腹曰：“王守仁很好。”
王阳明对正德帝非常失望。失望的不止他一人，宁王起兵后，攀附他的官员很多，有些想改变现状，有些认为正德必失天下正好可以投机。但和平时期靠收买官军起来造反，必然失败。安禄山经营边防军如此之久，尚不能成功，何况一个养尊处优的王爷？所以理智上王阳明不押这注。
同时，儒家的道统上，也要求愚忠。这一点，我在分析孔子时代“陪臣执国命”时就讲过，孔子这种“君王再坏也要保扶”的愚忠，对心智如此高的王阳明，是个极痛苦的煎熬。他内心深处不认同，却毫无勇气起来质疑。说到底，大明天下，只有正德皇帝是人，王阳明也不过是条狗。
于是即便当年在南昌，两情相悦，颇有点柏拉图式的爱情，王阳明想了又想，还是做正统狗为好，“了却君王天下事，将军身前身后名”。于是他欺诈百出，游击四起，最后击破宁王军，生擒宁王。
决定当正统狗之前，他还是犹豫过的，当时投降宁王的地方官很多，他对学生邹守益说：“（既然）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
宁王被擒后，王阳明安排囚送南昌，给南昌人民看看当年的好书记，如今如何落魄。宁王游街，看见街道为了“迎接”他，都特意装点得整整齐齐，笑曰：“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见了王，不改常委气度，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他还是在调侃王，因为这等“家事”，岂是奴才可以过问的？王嚅嗫道：“有国法在。”
宁王的气度能力，我看远超“智障儿童正德”。他如果效法永乐，夺了皇位，有一定的可能会向江南的手工业/商业势力倾斜，心学也可能成为显学，用来扫平北京旧朝廷里的理学派，对外开放也很可能有新的气象，甚至是第二次“下西洋”。
但，不管有没有王阳明，宁王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王阳明在立此大功之后，反而备受妒嫉/打击，惶惶如丧家之犬，正是“卖了命也不见主子领情”，他自己差点被宁王株连，哪里还敢去营救冀元亨？冀元亨是早期就跟随他的弟子，也是王阳明儿子的家庭教师，相当于如今领导同志的“小秘”（生活秘书），这样的人进宁王府“联络感情”，以宁王的手段，你再敷衍我，我照样厚礼送到，给王阳明表个态罢了。
王阳明要当忠狗，没有问题，以前对宁王再有好感，也可以大义灭亲嘛。在那个时代，他渴望“成圣”，不当忠狗怎么行呢？孔子不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忠狗，才被扶进庙吃冷猪肉的吗？
你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先找点资料来，我们再谈。
通宝推：放牛郎,家园 还是自相矛盾的，不过给出了很好的认识忙总的路子。 主要不是找资料的问题，资料是你提供的，我是质疑你在描述中的看法。
1.楼主说王阳明和宁王前面公然调情，后面又理智上不压这注。这还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视角，把政治当成过家家，臆想别人也经常前后不一。其实习惯于前后不一的只是一类人而不是所有人。
实际上，另外一种视角才是前后一致的正常视角。
“汤，武须有伊，吕。”，可以看作王阳明对宁王的劝阻，就是说你没有团队，依附你的人都不怎么样，还是别做造反的梦了。
楼主也说了，藩王请客，地方官不敢不来。那么宁王招王阳明，王也不好不理，只好派冀元亨去敷衍一下，已经显示了拉开距离的意思。这哪里是勾搭，明明是拒绝。
2.楼主把心学当成奴才学，所以在一系列帖子里认为冀元亨很傻，替王阳明卖命不值。对于冀元亨狱中的不屈服，则认为冀元亨迂腐，最多和江湖强人差不多，没什么了不起。
江湖豪强被称为迂腐，挑战通常认知呀。在看不上的同时又心向往之地给忙总戴上现代心学桂冠。是想说忙总是奴才，很迂腐？显然不是，而是再一次显示了自相矛盾。
3. 这种自相矛盾背后根源，其实是极端个人主义，缺乏组织观念，自私。想把组织的所有好处都捞齐，又不想承担相应责任。比如想进入组织的升迁渠道，又不想承担对组织的牺牲和保护的义务。组织上肯定把这种人边缘化。楼主提到忙总刚进京时被称为蛮子，其实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口音，而是因为个人主义和缺乏组织观念。南方人很多地方都有口音，比如江浙一带，也不一定被称为蛮子。
即使从个人交友角度，这类人也是不敢深交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翻脸。比如王阳明派冀元亨去敷衍宁王，也有个人帮忙的成分，当时未必知道有后面的风险。照这类人看来，冀元亨就应该拒绝当奴才，后来也应该凭臆想诬陷王阳明勾结宁王，把自己摘出来就好，何必迂腐地在狱中吃苦。
对这种人，从个人角度真还不好说什么，本来做个闲云野鹤也不错。只是如果他一心往上爬总觉得受打压，不检讨自己总觉得是组织的错，那就有些矫情了，其实只是自私病又犯了。
通宝推：崇文尚武,然后203,journal,家园 稍说几句 1，一个主流儒生（汉学或者宋学-----就是理学），绝不可能这样应对宁王的暗示。明朝的互相监督制度很精密，地方官也要监督朱姓王并给北京打小报告。宁王席间这样说话，圆滑一点的地方官会叉过去；方正一点的会抗声，弄得大家下不来台：今上伟大光荣正常，为毛要盼望汤武？
王阳明的应对，潜台词就是：我同意要有汤武，但成事的难度还是大啊。
2，宁王在朝廷的势力已经颇大。宁王反，飞报到北京，政治局紧急开会，阁老居然无一人敢于定性，长久沉默，因为正德太不堪，燕王夺位很可能重演，谁也不想得罪将来的新主人。
3，王阳明和宁王惺惺相惜在前，划清界限在后，这样的人物，直到今天都还常见，是政治上的常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我不是指桑骂槐，要说道忙总。忙总一针见血，指出官场是“精英逆淘汰”，越到上面越平庸，这在明朝也一样。王阳明能办实事，能办大事，在一圈庸人里鹤立鸡群，受到排挤妒嫉，而皇帝不管是傻还是更依靠庸人圈，通常都会牺牲掉那个人杰，以摆平内部的纠纷。王阳明热衷官场，待人接物算是很圆滑（在学术大师这个层面上，他的人际情商肯定是NO，1），但仍有傲气，不见容于官场，很正常，这不全是王自己的错。史学界有种看法，如果王在平定宁王叛乱后能因功入阁拜相，中国的“明治维新”可能会部分展开。宁王被俘后，专案组一再暗示他反咬王阳明，他坚决不从，有可能是希望王能上去，实现他原先的政治抱负。
5，孔子作为政治家是失败的，作为教育家也是失败的，因为他只许培养“官员预备队”，不许培养其他农工商，在他那时没事，到明朝识字人数太大，导致体制内冗员过多，是一大弊政。
不要再瞎猜了，有这个工夫，干点其他。
- 复 稍说几句
家园 宁王造反，成功可能性很小 宁王准备造反的时候，“荒淫无道”的正德在干嘛呢？
正在整军精武，准备一举打垮蒙古骑兵呢。 正德先是调查情况，然后在军队反腐败，把京城的军队和边防部队对调，让京城的精锐加强训练，让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一段时间的整顿加强之后，一改孝宗时期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军事人才不断涌现，军队变得敢于随时出城和蒙古骑兵硬碰硬的打野战。在《武宗实录》里面就记录了两次边将探听到蒙古骑兵在某处驻扎，在晚上长途偷袭取胜的记录。
正德十二年，朱厚照得到军队情报系统的报告，蒙古骑兵可能有一次大规模的进犯。朱厚照再次半夜偷偷跑出北京城，神不知鬼不觉的出了关(文官系统不让他出去)。蒙古果然来犯，但是没按明军事前预计的路线走，原来制定的歼灭战计划失效。明军前锋在应州死死拖住蒙古大军，朱厚照立刻调兵遣将，和蒙古骑兵在应州进行决战。激战后蒙古乘夜撤退，明军准备追击，但是天明后沙尘暴突发，只好作罢。应州之战，朱厚照自己也上阵厮杀，亲手斩杀蒙古骑兵一名。
这种用蒙古方式，正面对砍而不惧，威慑力很大，在此后十年间蒙古再也没有发起过较大规模的入侵。
宁王造反，正是朱厚照带着明军砍退蒙古之后。要不是王阳明手快，朱厚照是准备自己来的，你说造反能成功吗？反而会给朱厚照一个机会，深度介入已经腐烂的文官系统，很可能也来一次类似军队的大变革。那样明朝就会有一次中兴的机会。
正德年间的军队变化，关宁军/毛文龙的东江军，国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说明军队的战斗力都是和政治强相关的。政治腐败，军队不堪一击；政治清明，军队战斗力强大；和儒家，法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关系不大。在志愿军身上，特别体现出政治对军队的巨大作用，大到可以抵消科技和武器上的代差。
通宝推：明心灵竹,家园 宁王初起事时 声势相当大，在北京朝廷里结纳的权贵也多，有先声夺人之状。
他的计划很周密，先遍请江西的高官来王府吃饭，一举扣押，不从则杀。由于一个误会，他以为正德会先对他动手。北京的密报，说正德派驸马来南昌宣旨，一般是抄家才会动用这个级别的皇族来监工，所以宁王的兵变，提前了2个月，6月13日借办寿宴而请客，有点仓促了。王阳明当时如果在南昌，就必须去赴宴，但兵部尚书王琼（此人类似王阳明，为北京官场不容，但有才，勉强留用。平宁王叛，就是他主持，王阳明主办）故意把王阳明支走------他并不知道宁王何时会反，但知道差不多了。王奉兵部令出差，出南昌城不远，宁王举事，王立刻离开官驿隐藏，并且观望了数日（就有我前述的犹豫是否要主动投降宁王）。
当时如果宁王一鼓作气，6万叛军直取北京，事或许可为，因为正德来不及反应。王阳明观望数日后，看出民间并不热切支持宁王，就毅然“举义平叛”，他此前在赣南剿匪，收罗了一批“新民”（投降的山贼），又在邻近四省培训了一批地方武装（一般每县能出100人，每知府能贡献500人，就是“地级市特警队”），凭借这个武力，加上王阳明对宁王性格的了解，他一面聚兵，一面伪造圣旨，伪造两广机密文件，号称官军40万，陆续南下平叛。宁王想不到王阳明胆子大到伪造各级文件，怕官军势大，留在南昌观望到7月3日，才发现一场虚惊，这才离开南昌北伐，失了先机。
宁王也不是个好人，但比起正德，确实老成一些。王阳明平叛后，反而被北京官场交相攻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德一开始大惊，后来看到轻松平叛，又想玩了，一定要亲征，率“北军”南下，犹如鬼子进村，给南京/南昌等地人民造成很大的骚扰。王阳明把该办的事都办完了，没留给正德“玩”的机会，正德就很不爽，居然为这可以迁怒于王阳明。你能把正德说成是个好皇帝，那就不是呵呵的问题了。
宁王为什么敢叛？就是看正德太烂，彼可取而代之而已。皇帝是终身制，如果正德多做个十几年，确实不堪设想。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宁王相当有钱，结交北京权贵，挥金如土。江西地瘠，他又不能截留官税，哪里来这么多钱搞事？背后金主们是谁，只能是江南巨富吧？他万一执政，很可能会打压北京旧派官僚势力，照顾江南士绅的利益，打开外贸大门，随后利用丰裕的物质基础，与外患对耗，拖死后金。
宁王确实不会成功，他的叛变拖得越久，老百姓受累越大。但在满足私利的同时，他也在为濒死的大明尝试一条别路，因为北京朝廷已经无法自行改造，老路是死路。他挣扎不成，大明药丸，已经无法挽回。
- 复 宁王初起事时
家园 我看你还真是有点矛盾的 一方面你批儒家那么狠，连教育都要批；另一方面你几乎相信《明史》的每一句话，可是《明史》不就是儒家写的吗。初稿清朝不满，雍正，乾隆两朝根据政治需要做了大规模修改，其内容是需要质疑的。其中最重要的，最恶心的修改就是把明朝弄成一团黑，以彰显满清的正当性，其实反而显示了其内心的虚弱和不安。文字狱就是清朝最多，最恶劣。明朝的文字狱几乎是为零的。明朝禁得最狠的两本书，一本是朱元璋写的，一本是朱元璋节编的；就和现在禁得最狠的是毛选第五卷一样。开国领袖，果然待遇都是相同的。
你看朱厚照的军事系统变革，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不急不躁，循序渐进，军事人才挑选得当，建立的军事情报系统消息准确。几年时间明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就都上来，明军变得训练有素，令行禁止。从被动挨打到敢于主动出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也带领卫兵日夜操练,学习军事。应州之战，其实本来谋划在大同，然后在大同四周布下重兵，等待蒙古入套。发现蒙古人进军路线有变后，又及时调整策略，派遣先头部队火速拖住蒙古军队主力，再逐步派遣援军，最后亲自带兵与之决战。这个过程朱厚照有勇有谋，调度有方，甚至还亲手斩杀蒙古骑兵一名。
你去掉《明史》里的那些形容词，对着事实自己判断，朱厚照是个什么样的人？
应州之战后，朱厚照不再是一个名义上的总司令，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军队总司令，因为军事系统的人，财，事他都熟悉，可以如臂指使，这是一般开国之人才有的。说朱厚照雄才大略是过了，因为他面对的困难比不上朱元璋，考验还不够；但是从他对军事系统的成功变革看，还是有理由看好他对文官系统进行第二次变革的，要作为中兴之主，他至少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宁王之乱，朱厚照恐怕是觉得好笑，吃惊的是宁王太不长眼睛了吧。一帮连马都不会骑的内阁大臣吃惊倒有可能是真的。宁王的军队，王阳明用拼凑出来的部队就能灭了，如果碰到刚砍完蒙古骑兵的帝国精锐，还不得象豆腐一样散了。
通宝推：年青是福,唐家山,hwd99,盲人摸象,崇文尚武,家园 还能更欢乐一点吗? （一）
1) 忙总是现实中的人物，各位以为自己的人品本事，比洋洋数卷管理宝典+辛辣点评时务的忙总如何？更加高明吗？
2) 忙总也推崇王阳明，认为王是可以证明“得道”的（唯一）历史人物，这是他自己表述的。那么，大家认为，忙总自比王阳明，会把自己摆在哪个位置？
3) 明朝律例，立超级大功的官僚（非皇族）可以封的最高爵位是“伯爵”，王因为平宁王叛有功，被封伯爵。
4) 忙总算是敢讲话/敢犯上的，王阳明是放大的忙总，当然更大胆，他上奏通报宁王反，还敢于狠批正德帝，就差说：“都是你自己惹的祸！”，大意是：您执政14年了，屡经变难，民心骚动，还在巡游不已！现在想夺此大位的，何止一个宁王？！接下来原文是：“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
王阳明是明朝的当事人，实干家，体制内的内行，然后他不如你在这里看几篇古文？你是比王阳明更高明，还是比王阳明更了解大明朝？
好，正德是好皇帝，天启是好皇帝------比起他们，崇祯更是好皇帝，都是满清抹黑他们。王阳明的上述奏折，是康熙亲笔伪造的，好吧?
然后5万辫子兵，征服1.3亿人口单一民族的超大帝国，这也是伪造的？
（二）
我来告诉你，我的矛盾在哪里。
我个人以前的立场，是完全打倒孔家店。现在稍稍后退，承认儒家有其巨大优点，这些优点，以后会说到。
心学仍然是儒学，比起理学，突破的步子不大，还是不能满足明朝资本主义/城市经济萌芽的现实，当然已经比理学简化了，快餐化了，讲求“致良知”，简单三个字，涵义很多。心学是一对一教育，因人施教，极为依赖教主王阳明，王去世后，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教材。他的弟子王艮，甚至发明了“驴打滚”，在地上乱滚求良知的------练大法很上了档次啊。
现在，中国硬的已经比较硬，还在更加硬；而软（实力），就跟不上了。由于跛脚越来越厉害，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然将来可能会翻车，走到军国主义的邪路上去。
所以比较可操作的方法，是”从儒家（再）出发“，博采世界哲学之长，源于儒家，高于儒家。
明朝的执政，歪风阵阵，阴风阵阵，到了不可思议的变态程度，这是我们汉人自己的错。明朝的经济蓬勃，出口强势，文化繁荣，很多好作品，《西游记》，《三言两拍》啥的，不多举例，这也是我们汉人自己的骄傲。我们现在更关注明朝的失误，不是单纯要抹黑明朝，而是以史为鉴。看过去的成绩，没意思。
而明朝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儒家的失误，不单理学，心学也有责任。所以，今天要走出孔子/朱熹他们划的圈子，也要走出王阳明划的圈子，不完全抛弃儒家，但也不迷信儒家（不论是孔，朱，还是王）。中国的哲学史(包括来华的佛教)，是一部美学史，是以感性的言辞，非体系（甚至非逻辑）的表述，来发散性地表达本意，这在田园诗意的(陶渊明)农业时代，是可以的，在今天寰球工业化的时代，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既希望我们现代中国人，能成功地改造儒学，用好儒学，再次以儒学为基本平台（如同电脑里装的Windows），来光大中华文化；同时也怕儒学不堪再用，兼容不了世界文化，反而邯郸学步不伦不类，辜负这个”重度科技时代“的重托。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版，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我看不到40%，当然比张之洞那时候，已经高得多了，因为今天的“中（国之）学”，已经糅杂了大量外来文化，比120年前单纯的“儒家中学”，要多元得多了。
只有当北京上海，各个大城市的官僚/干部里，有大量非中国人的人员参杂其中，像唐朝那样有大批“外籍干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版，才能有50%以上的成功希望。
我是用狐疑的目光，挑剔地审视儒学的，我自己或许不大懂儒学，但不大懂未必是坏事。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禅宗和心学里，都出现过。
通宝推：独草,四维立交,盲人摸象,明心灵竹,舞动人生,家园 对中体西用2.0再补充一点：中国近现代革命部分失败了。 补充一点。
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启的大革命，到1976年戛然而止，事实上是部分失败了。新的“中体西用”2.0意识形态必须要为这200年来的革命划上句号，做一个总结，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在政治实践上也肯定会有一个再一次剧烈变革。
现在的情形，只是因为“民族复兴”压倒一切的权宜之计，不代表中国人接受目前的政治安排。
类似的历史循环，可以参考法国从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等强烈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口号开始，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帝国，波帝王朝……一时走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一个方向。
家园 王阳明上书骂皇帝 并不算大胆。这在明朝并不鲜见，到了后来，骂皇帝都成了一股风气。开始皇帝火了还打屁股，结果被打屁股的人常常名声大振，被认为是勇敢正直的人物。有些人就胡乱写个理由骂皇帝，皇帝也聪明了，说这些是“讪君卖直”，通过诽谤皇帝挨打来获取正直的名声。我偏不上当，不打你，也不理你。
到了清朝，见了皇帝要自称“奴才”，不要说骂皇帝，只要皇帝怀疑你在骂他，你就等着株连九族吧。
明朝的制度：书籍出版没有任何限制，随便写、随便印；偶尔会宣布查禁某书，但宣布完了之后如果还有人继续印，也没什么惩罚措施。清朝的制度：大规模的文字狱。清初的“明史案”，一个民间作家因为在自己编的《明史》里面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结果作者全家被处决，为此书作序的人也被杀，买书的被杀，出版社老板被杀，连排版的、校对的工人也被杀，总共杀了七十多人，牵连获罪的高达千余人。
满清贵族和投降的东林党人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民族压迫政策和理学宗法思想相结合的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原本思想学术相当自由开放的中国却陷入了空前沉重的枷锁之中。
以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小识》的作者方以智和他的家族为例。方家在江西桐城，原本是以程朱理学传家的。“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但是，清朝的统治开始以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乾隆修《四库全书》，是中华文明的大灾难。
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 部，79070 卷，同时禁毁6766 部，93556 卷，且存书半数以上被篡改。所毁书目大部分是明史、军事、科技类著作，自此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戛然而止。西学更是被朝廷视为奇技淫巧，下令禁止研习，自此无人敢碰。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乾隆年间被销毁的中国古代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十六、七万卷以上”。历史学家吴晗也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明朝人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遭到禁毁而失传。三百年间，中国人都不知道明末曾经有过这样一部科学巨著。现存的版本是清朝灭亡以后人们从日本找回来的。
与此同时，《天工开物》经过日本传入欧洲。欧洲人从中学习到了中国制作铁犁、养蚕和播种等技术，开始了新一轮的农业革命，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可以养活更多的城镇人口，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
“康乾盛世”，是什么样的水平？
清朝的专制统治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清朝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知识分子进行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朝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文字狱之下吹出来的所谓“康乾盛世”，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清朝的文字狱本来是不反西方科学的，主要是用来镇压知识分子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满清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但理学思想是坚决反对西学的。理学士大夫投降满清，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员，把理学思想搞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也就很自然的借助文字狱的威力来帮助他们扫荡西学，关闭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大门。
由于满清部落文明全方位落后导致的自卑，以及人口太少导致的强烈不安全感，使得清朝内向，封闭和僵化。这是心理学上的典型情况，在康熙，乾隆身上就表现出其已经变态的人格：以为全世界都要害他，一个字不满意就要杀人，动不动就满门抄斩。
通宝推：盲人摸象,家园 也说说中体西用2.0 我在《我看对台政策》https://www.talkcc.com/article/4154242 中也聊过这个话题。
忙总在《理学读书笔记》里提到的问题（意识形态重建），我倒觉得忙总可能乐观了，或者说，忙总讲的是“短平快”类的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重建，而孔孟、程朱、王阳明的一系儒学，带有明显的“道统”性质。忙总自己也在读书笔记里讲到了儒学作为政治学说的延续问题：两汉的经典儒学，随唐中断，两宋引入佛教的逻辑性，再接上两汉的儒学传统，形成有严密逻辑支持的体系——程朱理学，再到理学固化，王阳明心学改造。
这贯穿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如果对照的话，我认为，今天这个局面，可能比两汉经典儒学中断之后遇到的危机更大。一是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工业时代如何合理构建新儒学，挑战大；二是目前的马列学说在中国作为官方政治学说长达半个多世纪，对14亿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这没办法绕开；三是西方主流的民主自由学说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所以，我倒觉得目前的情况类似两汉经典儒学之后的局面，隋唐可是经历了四五百年，到南宋末才形成了有共识的程朱理学。今天的中国要形成一个即指导工业文明又能兼顾以上三种政治学说的“新儒家”，恐怕并不是容易的事儿。今天的情形，可能是处于隋唐这个阶段，也不是处于北宋时期。
这只能是一个过程，渐近的过程。
我觉得，到“新儒家”定型时，应该有这样的特性：
1，儒家修齐治平的底色不变，刘少奇的《修养》也是这个路子。关键是提出如何达到“致良知”或内圣的方法论，这个要创新。
2，怎么把马列的学说弄进来。特别那个阶级斗争、唯物论。辩证法好解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的，找到契合点很容易。那个唯物论与儒学冲突还是蛮大的，阶级斗争就更是如此了。
3，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学说，俗称“选票制”，这是绕不过去，必须正面回应。我想，某一天，中国人肯定要探索一条人人拿选票的路子，不可能永远像这样拖着装鸵鸟。
不能把这三个玩意儿溶为一炉，要弄个大家都接受的“中体西用”2.0，难。即使弄出来，也会很快被当厕纸丢掉。
但是，现在看到的几乎是这三家老死不相往来，相互否定。提倡儒学的，就说后两者是崇洋媚外，搞马列的，一扯就要画骨——剥削愚民的本质，搞自由民主的，就更不说了。
其实，孙中山以前在传统文化中瞎侃民主自由，虽然胡说八道者多，但路子倒是可以借鉴。
现在，我们在政治实践上，基本沿用了儒家的政治规范，但吸引了一些西方的分权制衡，选举民主的制度性东西，但对学说、理论上，还是排斥的多。
比如，在大屋顶上，我们仍然是“皇帝”管天下所有权力，集司法、行政、立法于一身。如，常委、政治局的权力等于过去的“皇帝”，但是，在实务上，却又事实上将这三大权力分散到不同的具体人的身上，但集中于一个组织上。这是有三权分立制衡的影子，但又独具中国“皇帝”的特色。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推翻了帝制，实质上搞的还是帝制那套，老蒋还是搞天下传子的把戏，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蒋二世，蒋三世，蒋四世……就这样下去了。
又如，在政务官员的任命上，我们也搞类似选举的制度。差额选举，民决测评，党员评议，包括入党时，还有个群众调查。这些都是古代制度上没有的。现在的尝试，可以看到察举制、科举制、选举制等各种影子。
************************
补充一点。
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启的大革命，到1976年戛然而止，事实上是部分失败了。新的“中体西用”2.0意识形态必须要为这200年来的革命划上句号，做一个总结，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在政治实践上也肯定会有一个再一次剧烈变革。
现在的情形，只是因为“民族复兴”压倒一切的权宜之计，不代表中国人接受目前的政治安排。
类似的历史循环，可以参考法国从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等强烈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口号开始，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帝国，波帝王朝……一时走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一个方向。
通宝推：本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