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卫青的名声 -- 林风清逸
家园 意识形态是块砖，关键看是拍敌人还是拍自己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国上下的力量，共同对外，主动出击，讨伐匈奴。汉天子雄才大略，知道要成就伟业必须首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过去老庄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做不到这一点，当时的道家讲的是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要穿着脚下，汉人就是汉人，匈奴就是匈奴，没必要管人家的事，匈奴来打了，反击赶跑就是了，没必要劳师袭远，兴师动众。但其实当时的道家忘记了《道德经》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就是说天下没有恒久不变的道理，也没有恒久不变的符号化、名词化的事物，一切都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帽子破旧了而环境需要，也是可以作为鞋子穿在脚下的；而反过来也一样。但道教总体来讲是讲无为而治的，可以积蓄力量但不能爆发力量，所以道家思想，或者说当时流行在保守派太后和王公贵族那里的道家思想，对汉武帝动员全国力量讨伐匈奴是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甚至有极大的阻碍作用。而当时的儒家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起源的自然哲学思想，然后推理成为社会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用来支持国家的大一统，皇帝的权威（当然也有义务）以及臣民的义务（也有利益好处），鼓励天子顺天应人，做大有为的君主，而将士臣民都应该支持君主完成对国家民族和天下都有利的伟大事业。这样一个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就建立了，并由此推广为全天下的普世价值，谁违反了它，汉天子就有权讨伐他们。下面引用一段汉武帝封赏讨伐将士的诏书的前边意识形态部分。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
汉武帝在讨伐匈奴上的雄才大略在这里表露得淋漓尽致，起手的视野就非常高远，不是仅仅局限于我讨伐匈奴是因为匈奴屡犯边境，害我人民，所以才必须自卫反击。恰恰相反，汉天子上来先说匈奴是‘逆天理、乱人伦’ 。这完全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汉天子把它普世化了，目的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匈奴是反动派，甚至是非人类，禽兽不如，所以人人得而诛之，杀匈奴就是为人类除害，净化人类。
接着又举出匈奴逆天理、乱人伦的证据和后果，就是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这里面的尊长爱老就是典型的儒家意识形态，植根于农耕文明需要知识、经验、守时和秩序的环境。以及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水平比游牧高，可以比较轻松地供养长者和老人，而汉天子把其观念普世化了，目的还是为了动员人民，同仇敌忾，有利地讨伐侵略者。
接着汉天子又说，匈奴因为逆天理、乱人伦，所以导致其 ‘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前面逆天理、乱人伦是因，以抢劫和偷窃为本行是果，是恶因结恶果，坏人干坏事。而且匈奴不但对我们汉家干尽坏事，还欺骗其他蛮夷部落，对兄弟部落也干坏事。这样从外交上孤立匈奴，而汉家军队就成了来到草原，消灭反动派，解放草原人民的解放军。这就是为什么卫青霍去病后来能招降那么多匈奴部落的政治原因。
在征讨匈奴理由的最后，汉天子才说其 ‘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 就是说我派汉军征讨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边境冲突，小偷小摸，而是从根本是因为匈奴是亡天道、灭人理的反动派，是非人类，所以才干尽各种坏事，首先你对自己人就很坏（暴长虐老、不务正业，抢劫偷盗），其次你对兄弟民族坏（行诈诸蛮夷），最后更对我朝人民坏（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所以我们必须要讨伐匈奴，消灭反动派。
当时的儒教是汉武帝用来搞舆论宣传和政治动员的有利武器，堪比西方十字军东征时期和大航海时期的基督教的作用，以及现代西方各国以民主自由做普世价值到处大张挞伐的意识形态作用。
而后来儒教沦为统治阶级维持国内封建统治，压迫奴役本国人民的舆论工具，是伴随中国这个政治机体的逐渐老化而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来的，直到五四运动和马列毛思想的出现才又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任何思想如果固步自封，只对内不对外，就都可能走历史上道家和儒家的老路。
通宝推：hwd99,起于青萍之末,家园 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 是儒家自己吹牛。 汉武帝的高层官员里，自始自终没有任何儒家的人。他只是见过董仲舒，大概是觉得这小子挺有趣，给了一个很小的地方官做。估计汉武帝过后就忘了，结果被儒家吹成了一件大事。
家园 儒家说白了就是历史上吃软饭的5毛知识分子，信仰是次要的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就是上古时代的巫师、术士。主要作用是负责祈雨（所以儒字带雨）和丧葬礼仪。因为不事生产，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就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说白了，儒就是吃软饭的文化知识分子。
‘儒’对自己客户，特别是大客户和主家，必须唯唯诺诺献计献策，把客户主家的文化政治需求作为自己的文化政治任务，同时还要给客户洗脑以谋利，客户得大头，自己分小头。而至于具体搞什么内容，是搞上古的巫术，还是搞中古的孔孟之道，还是搞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或者搞超现代的马列主义新思想，都不重要，只要能给客户主家提供思想和权威，就卖力气干，绞尽脑汁干。
孔孟之道的厉害之处就是根据统治阶级大客户的需要，根据中国人在春秋以前就早已经有的天人道德思想，搞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文化政治体系，把统治者给忽悠成功了，把孔孟之道制定成了中华帝国的帝国宪法，成功把持了官僚体制的人事权和组织权，于是本来吃软饭的儒家5毛就上位成为了除皇帝大客户以外的领导阶级，甚至到后来还能挟持皇帝大客户。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继续演绎孔孟之道，解释得越繁琐，越远离广大老百姓的理解能力，就越有利于自己一派人的上位和垄断，于是孔孟儒家就走向反动了。可一旦封建帝国瓦解了，这种吃软饭的文化知识分子就能立刻找到其他客户，用其他理论武装自己，继续忽悠新客户，忽悠新统治者，直到再次上位，再次垄断。
这种人古今中外都广泛存在，所以哪怕是西方民主自由那套看似普世的东西，一旦被律师、专家和职业政客垄断了话语权和解释权，他们又彼此连成一气，远离广大劳动人民的理解，国家就没有不走下坡路的。当然，西方的‘法儒’效忠的不是哪个具体的总统、总理或州长，甚至经常骂总统，而是效忠自己依附的资本家统治阶层，与宋、明、清时代的儒家效忠的不是哪个具体皇帝，甚至还敢骂皇帝，而是效忠自己依附的地主阶级，是一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家园 经常参与各种婚丧嫁娶的活动，儒家就是那种仪式管事 这种管事，有权，但是不是自己的事，于是很大程度上都有一点狐假虎威的意思，摆谱的心思比较重，几乎不可能做到真心实意地帮忙。主家实力强、团结一致、懂行、待管事好，那么他们还算用心，不然就等着糊弄吧。
儒家所学，本质上就是这些场面上的东西。
家园 董仲舒抓住了官员选拔标准 汉代察举制是有很多条件的，而且要进行一定的考试。我看到有人说最初要十算以上家产才可以为官，后来降低到四算。考试内容在比较宽泛，董仲舒就是抓住了这个关键，指出考试内容十分庞杂，因此向汉武帝提出以儒家学说为考试内容。汉武帝允准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有关于此的改变了。所以儒家振兴与其说是适应时代发展，不如说这个学说看起来蛮像那么回事，忽悠了皇帝，结果变成了“入职考试唯一题库”，从此才真正兴起。所以儒家并不是以实际的政治治理成绩而走上前台的政治学说，而是以掌握了入仕题库而走上前台的政治学说，是一个寄生性的学说。
汉宣帝是一个出身于刑狱之中的皇帝，大概也是汉武帝之后汉朝唯一一个非儒家出身的帝王。
家园 汉代主要选拔标准是察举制 就是下级推荐+上级考察，不是按考试来的。西东汉三国魏晋里面的世家大族，就是这么来的，这种制度发展到极致就是魏晋风度的贵族。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世家大族的小孩一生下来就可以被“察举”了。已经很接近类似欧洲的，或者原来中国被秦始皇废掉的贵族制度。这可以叫做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死后又慢慢复辟了。只不过欧洲战乱频繁，贵族相对淘汰率高一点，表现比魏晋贵族稍好。
科举制度是隋文帝开创，李世民跟进，而后武则天发扬光大，才成为主流的官员选拔标准。发展到今天，考试变成了必须的标准。
历史记录者的确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其实也算是另类自传，很难不带着记录者的三观，不由自主地夸大自己的功绩，隐瞒自己的过失。儒家作为历史记录者，不由自主地夸大儒家的功绩，隐瞒儒家的过失，甚至象“独尊儒术”一样，走上伪造历史之路。
家园 察举制也考试 高祖十一年 ( 前196年 ) 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 吾能尊显之， 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高帝纪》 ）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
- 复 察举制也考试
家园 这个不就是察举制吗 这种考试就象现在的面试，主观性比较强。上级考察，也肯定是要有程序的。
其实后来实行科举制，也不是说儒家就怎么牛逼了，因为就算你中了进士，那也只是说明具备了做官的基础，到底能做到什么样，还是 要靠本事的。科举是只是采用儒家的教育部分，考试选拔文官，意识形态也粘上一点。但是儒家把持教育和考试，抓住机会拼命夸耀自己，进尔入侵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并不是强在学说，而是强在孔子创始，然后比较系统演化的教育方式。就算儒家的高峰宋代，各位搞道教的皇帝，意识形态上也没啥对儒家的顾忌。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儒家把自己的作用吹得那么牛，如今背负的罪名我认为其实是报应。属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家园 汉武帝改革察举制考试内容，就在行动上独尊儒术了 你之前说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这是纠缠于当时的字句。
言辞可以是虚伪的，关键看行动落实。行动是汉朝选官方式从兼收并蓄转向了以儒学为考试内容。
这就是儒家崛起的真正原因：
儒家振兴的本质不是做事能力强，而是把持了选拔标准。
家园 汉武帝根本就没把儒家放在眼里 行动上没有任何举措。要是“独尊儒术”，标准放得再低，不是宰相尚书，至少中央政府里面得有儒家的人吧？董仲舒连个中央政府的官员都混不上，被弄到地方政府去当小官。按正常人推测，恐怕是汉武帝觉得董仲舒是个潜在的人才，希望他历练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己冒出来。作为皇帝，董仲舒这样的人，人来人往，就不是个事。他的学说，关心都不会太关心，哪来的独尊？考试么，法家也要考试，行政也要考试，军队也要考试，都要考试，儒家哪能独霸。好比现在也要考公务员也要考“策论”，不会有人认为这是 考儒学吧。董仲舒的待遇，比当初刘邦往帽子里撒尿要好一点，算是有点反弹，大概对儒家来说，是值得记一笔。编造说“独尊儒术”，太没底气了。有骨气一点，就该狠狠批判汉武帝不识货。
儒家学说和儒家的教育，很容易混在一起，要分开来讨论才能清楚。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很昂贵，肯定比50年代的大学教育还昂贵，孔子能做到有教无类，有钱多交点学费，没钱就欠着，在那个年代，算是个一流的老师了。“万世师表”，更多的是表彰其教育精神。
不光汉武帝，你会发现，任何牛逼皇帝，其实都是儒家批判对象。奠定科举为主流的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武则天就是靠大兴科举，提拔科举人才来对抗关陇军事贵族，才坐稳了皇帝的位置。皇后变皇帝，颠覆君臣之伦；女人当皇帝，颠覆男女之伦。人伦大变，按儒家学说，这批人要么造反，要么自杀，可是女皇帝却和科举人才合作愉快。你可以说儒家无耻，但也说明儒家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大家都不怎么当回事。
儒家起作用的是其主导的教育体制，读儒家的书，遵循的并不一定是儒家意识形态。用教育体制的把控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但却要靠伪造历史说明自己学术的伟大，只能说儒学现实中碰壁太多，实在没辙了。
家园 儒家有价值的主要就是人与人如何相处 儒家气氛浓了，大家一团和气，各遵其理，和谐有序
而如果大多数人饿肚子，再怎么儒家也和谐不起来
所以儒家就是放在面子上的，而里子，还需要别的东西来填
家园 错了 道家是强调出世而不是入世，真正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反倒是儒家和墨家。
- 复 错了
家园 我一直在想出世是怎么来的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这肯定有原因。
道家思想里有两个很奇异的地方：
第一，道家认为世界是理性的，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不能依附于外物。由此而支撑了他们不趋炎附势的心态，也形成了消极遁世的心态。
第二，道家较早的几个知名人物，如老子庄子，都有回避当时政治的倾向。
这两点在一些方面有重合，但是我总觉得这两点的起因含糊不清。前者还好说，就是在追根溯源考虑世界的起源时，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只是运动的表现形式（载体）。并探索到了如何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最终实现自由的目标的层面。后者一般都是以“政治黑暗”为基本前提的。乍看上去，抽身离去是一个很好的打算。但是道家思想里有非常多的政治认识，道家人物几乎都有深度参与政治的经历，甚至其中的黄老学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治理理念。比如著名的老子，本身有可能出身于诸侯，史载为周王室守藏史，而且是王子朝时期的守藏史，据说还奉王子朝的命令出使鲁国。庄子虽然长期隐居，但是楚国也曾经邀请他出仕。文子则是范蠡之师，在助越灭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仅仅是没有像儒士、剑客一样周旋于权宦门下仰人鼻息乞食于人，没有类似于孔子周游列国孟子给事魏齐的事迹，然而他们同时却有很多士可以傲王侯的事迹。
最近一段时间，我猜测道家出现这样的状态，是因为道家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受到了很多挫折，不能扼住时代的脉搏。或者说，是道家虽然承袭推进了很多上古时代的政治理念，但却改进不够；道家这帮人太干净，但却不如儒家注意修饰形迹；又动不动就归隐，不能结党营私形成延续性；超脱低级趣味太多，不肯同流合污，虽然平时看起来好像很怂，但是实际执政时不怕得罪人、敢下手改革，所以在当时容易遇到危机。
历史上，战国时代最早开始变法的魏国李悝（编制了《法经》），魏国的国师段干木，居然都是出自老子家族。我也是刚刚查资料的时候知道，原来段干这个姓氏也是出自李姓。同时关于李悝和段干木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人。还有人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一个人。很混乱。这个问题资料不足，不过据现有资料，我倾向于认为老子一系衍生的李姓出自春秋末期，而不是什么商纣王时期的理/李利贞。这个理/李利贞的故事就算有原型，故事里面的商纣王也应该改成周敬王。以老子为代表道家在战国时代应该是杂糅了儒家的子夏一派，然后向法家做了转型。而且老子本人也是周景王时变法派的人物。公元前522 年，周景王下令铸造无射钟，单穆公对此表示反对。据说，是老子为这个钟写的铭文。周景王是什么人呢？周景王责问晋国使者为什么晋国不肯朝贡，晋国说他们没受过什么恩惠，所以不朝贡。周景王历数晋国所受恩惠，并指出这位使臣自己的祖先就是掌管典籍的，还能把这事儿忘了，是“数典忘祖”。这个事当故事看不大，但是放在政治上，简直就是宣战。那么这个单穆公是什么人呢？周景王极力推动改革，力图振兴王室。单穆公始终表示反对。到最后，周景王打算利用狩猎的机会除掉单穆公。结果史书记载说，狩猎当天，周景王“病”死了，死前托孤给宾孟，让他立王子朝。两天后，单穆公的同党刘献公也死了（真特么巧）。单穆公马上就立了刘献公的庶子为刘文公，在刘献公死了两天后，历史记载说是刘文公杀了周景王托孤的大臣宾孟，然后单穆公和刘文公驱逐了被托的孤王子朝。后来，周景王的几个王子打算设伏杀了单穆公刘文公这帮人，然而伏击失败，遭到反击，六个王子被杀。后来王子朝厉兵秣马，杀了回来，单穆公这些人就带着他们的周敬王逃去了刘邑。后来，晋国派使者使周，历史记载说是使者忽然发现周朝的主人已经在一年前换成了王子朝（真特么能编），于是晋国“号召”诸侯支持周敬王，送兵送钱送粮，并最终带着诸侯联军打败了王子朝，然后周敬王就到了周襄王庙里去祭祀了一回——因为周襄王也是晋国打过来拥立的——所以晋国使者到底是一年后才发现周王室变成了王子朝了，还是和王子朝没谈妥，这就很有想象空间了。周景王、老子、王子朝，明摆着是同一个政治集团的。在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郑国、晋国都铸了刑鼎。其中，郑国铸刑鼎在周景王铸无射钟之前，晋国铸刑鼎，是在范氏执政时，但是做事的人是后来干掉了范氏的赵鞅。对此孔子是反对的，就和当初反对子产铸刑鼎的人一样。听其言，观其行，孔子虽然说子产的好话，但是实际上却反对子产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孔子从言论上可以认为带有一定进步性，但是从行动上却不应该算是进步的政治家。而且我总觉得，此举很不对劲，让我觉得儒家有谄媚当道、拉大旗作虎皮的习惯。现代社会中也见识过很多这样跟名人见了一面就盛赞名人、潜台词也在盛赞自己、制造有与荣焉的氛围的人。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谄媚手段。这个手段和政治站队很像，但是不太一样。政治站队也会盛赞同道，但是关键是同道，为此并不害怕会被围攻；谄媚则是即便不是同道也会盛赞，目的是沾光，为此会刻意盛赞一些民意爱慕的人，特别是死人。多说一句，虽然现在很多人对谄媚一事很敏感，拿着谄媚的大棒子到处打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谄媚。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老子与孔子是不同立场的。而且，孔子也盛赞过老子是条龙。但是王子朝失败时孔子已经四十多岁了，老子最晚不会晚于这个时间就是自由身了，可是孔子却明确说自己五十岁还没有读易经（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也就是说，王子朝失败了大约十年左右，孔子才有可能读到易经。这个时候喧嚣一时的范氏已经被赵鞅带兵围困了起来。所以我怀疑，老子可能与孔子有一定合作，但是核心理念却有分歧。
孔子门下的子夏一系，也不再被认为是儒家。但是子夏定居于西河一带，这本身就是老子的一个重要去向。子夏的弟子很多都是法家（李悝、吴起），甚至墨家（禽滑厘），都是反对儒家的。同时王子朝一派是被晋国击败的（晋国先传授吴国军事战术，击破楚国，托庇在楚的王子朝在混乱中被周敬王单穆公刺杀；紧接着范氏失败，晋国又扶植越国击破吴国，有意思的是，反对铸造刑鼎的孔子在这个时候又配合了晋国），很多骨干在周朝领地被周敬王屠杀，老子最终应该是对周敬王单穆公等人绝望，逃去了晋国，并且其立场十分接近于当时还未独立建国的魏氏（王子朝时代，执政晋国的范氏家主是在公元前501年去世的，王子朝是公元前505年去世的，然后范氏在公元前497年就被晋国抛弃围攻，并于前490年被彻底击败、逃出晋国）。
所以我觉得道家一派应该是一个打算在前人基础上推陈出新的学派，但是早期还不够成熟。一方面他们要改革就必须得罪人，一方面他们幻想功成身退从而避祸。这在一些方面很想现在的中国人。据说，中国人到了欧美，被认为是同时存在着政治上极度成熟和极度不成熟的矛盾性质。以前好像在河里看到别人说过。我当时分析说，前者应该指的是思想学说，后者应该指的是权术手腕。道家学派在当时应该就是这样，思想观念上已经很先进了，但是技术手段还不够扎实。看法家的一些作为，也是分化很大，一方面他们似乎特别擅长一线平推式的直线前进，对于阴谋技巧似乎并不擅长，一方面他们又似乎毫无底线。比如商鞅的一些故事，一方面他用立木为信、诈骗公子卬的手段达到目标，一方面他又用毫无变通的方式得罪太子。给我的感觉是商鞅特别信奉那些“恪尽职守阻止逃亡公子归国争夺君位、事后因为忠于职守被夺到王位的逃亡公子擢赏”的故事。
道家在当时应该还很不成熟。
通宝推：纳米小洞儿,水立方,四维立交,繁华事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