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四川的铁路1 -- 老老狐狸
优先方向不同而已。
要不,咋会出现搞原子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
当年一代核潜艇之后,队伍差点散掉。
第一次南北穿行在祖国的腹地,绿皮火车,大概走了10个小时,感觉一路有一半以上的路程是桥梁和隧道,异常感慨。只记得经过达州,不知道是哪条铁路线?
西康铁路自陕陇海线新丰镇至襄渝线安康东,全长267.49公里,国铁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1996年12月18日开工,2001年10月建成通车,2013年10月31日复线也建成了。
西康铁路的桥隧比例较高,著名的秦岭隧道全长18.46公里,开通时,是全国第一,现在,进不了前三了。
西康铁路二线通车后,列车时速从100公里提高到160公里,但还未开行动车。目前最快的车次,不到9个小时。
刚用西康铁路搜索了一下
还记得当时刚刚返回西安,就看到了西(安)汉(中)高速公路通车的消息......
如果是指坡度的话,只有坦克才能爬了。
是不是多了一个零?
每一段都是一段艰辛,一段血汗。
林彪在笔记里写下“他最担心的事情是投票得不到多数”
搜索不到这句话
一、 工业装备过程受到人为的压制(略)
二、 生产的扩大受制于购买力的低增长
由于长期执行高积累大跃进政策,结果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生产的扩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在重工业方面,就是轻纺工业在1970年代的增长也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到了1970年代之后,工业品增长已经由前期的重工业增长为主,转入轻工业产品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为主。但是由于大跃进时代配套的低工资分配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民众的购买力增长仍然十分缓慢,在周恩来在世的时候,还曾经严厉批评过工资方面对计划的突破。
由于长期的高积累政策下的低工资政策没有及时改变,工资总量长期赶不上工业消费品的增长,结果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民生产品压库,一方面是工人手里缺乏基本的购买力。这是当时经济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脱节。
而且在当时的经济学高人和高官中间,普遍存在这样一个信条:货币发行量只能是相当于产品价值总量的1/6或者1/8,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的蠢材教条,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通货紧缩周期。
三、 是谁主持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并导致农副产品供应下降——邓小平(略)
四、 错误认识下的调整过程
我们党内的所谓财经高手们,都在那个时候出来说,要维持合理的积累和消费关系,理想的情况是把积累率降低到25%左右。这个时候大跃进政策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装备工业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正是要大规模进行工厂建设和工业装备的时期,按照这个降低积累率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搞“逆工业化”。同时在工资与货币政策上,都没有进行调整,甚至到今天这些人仍然不肯反思自己的错误,这是专家误国的典型案例。
后来邓小平从政治需要出发,给农民的粮食涨价,给工人发奖金,并美其名曰对过去低工资的补偿。这个操作在实际认识上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按人发钱”政策,是依靠压缩投资减少对企业的投资拨款为代价的,中心思想是减少投资去增加消费。然而问题在于产品供应能力已经是大幅度增加了,机械设备生产能力和轻工业产品生产过程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需要适当的工资政策或者货币财政政策,来帮助实现产品,以解决严重的物质循环与货币循环相脱节问题。而邓小平的调整仍然囿于僵化的财政平衡理念,根本拒绝认识实际的供应能力增长幅度,已经超出了“大跃进”低工资政策下的工资额度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1980年代初期结束调整时期之后,人们普遍感到了消费能力的迅速增长,这当然不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案例,没有超出“先生产然后才能消费”物质循环规则,“按人发钱”有效果的基础是:生产增长过程已经先行完成。
当时根据政治原因需要收买人心,胡耀邦甚至把发奖金当作政治任务布置下去,错误在于不需要动用支持企业的财政额度去执行这样的政策,结果物质循环与货币循环的脱节问题在轻工业产品方面得到了解决,这个过程解决了轻工业品的长期压库问题,也使得工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也回流到了工人农民的手里。代价是重工业产品方面问题更加严重,机械工业的闲置问题因此非常突出,直到1980年代后期投资狂潮的兴起,才部分地解决了重工业领域的物质循环脱节问题。再后来就是政策和舆论主导的“接轨跃进”过程,中国自己通过高积累政策发展起来的装备工业失去国内市场份额,到1990年代装备工业基本上就进入了依靠卖地过日子等待破产的境地。非常让人痛心的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进行大跃进高积累政策建设起来的装备工业,就是这样还没有怎么发挥效益就被人为地浪费掉了,今天人们普遍在谈论的事情,是怎么去解决这个浪费过程带来的后遗症如工人下岗等等,仍然没有人愿意反思我们的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管理上到底出过什么问题?
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摘录自老田《对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形成原因的初步探索》
材料,这个是和其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材料放在一起。
网上也有,我见过好多次了。我引的文字就是网上搜的,因为记不清当时看到原文了。
可能的话求一份资料,存到电脑里留着以后当弹药
究竟是“开会得不到多数票”还是“投票时得不到多数”?
我也记不准确了,写这篇小文时,用关键词狗了下,才确认。
全文来自这里:
毛的讲话中提到民主集中制的贯彻问题,并认为中央实行的还不错;作者在书中明确认为中央其实也有问题,并认为根子还是在毛身上。我同意这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毛在形式上似乎在走民主集中制,但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家长制,在西楼会议后对家庭承包的讨论,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谁知,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六十条”并不怎么认帐叫好,农民真正的要求是要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在1962年5月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愿望的同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随后,又有中央副主席陈云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这一意向。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
注:此处引用来自:立金洪海亮:【原创】变局读与记(八.2)---西楼会议及其他
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7位常委,除了年老的朱,长病的林和反对的毛,人人都在这么建议,高层如此,中层、底层都有这个呼声;但是毛反对,结果这个事情连试点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是正常的民主集中制,混个试点还是应该的
当然了,这次是主席洞察了林贼的野心,一鼓作气粉碎了其阴谋
可详细看过过程之后,刚开始时主张设置国家主席的人到底是多是少,应该就有概念了,总之是毛主席又一次力排众议
其实评价一个人到底民主作风如何,时效性太强了,单纯说毛主席很民主很专制,不提时间都是不正确不全面的
我的看法1958年之前,毛主席的民主作风还是比较浓厚的,在此之后家长制就越来越严重了
有人说主席是从1958年穿越回去的,不是没有道理
请注意,本狐说的是:和他“同时代战友”。
主席到了晚年,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确实有很多举措没走正常程序,应当批评,比如:
散会后,除毛泽东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继续开会,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真是发自内心一致同意?未经中央委员会就参加政治局工作合符程序吗?
苛求前人是很容易的,实际处理拿捏分寸却很难!
我看《朱镕基传》(98年出版的,当年很佩服,后来觉得没意思,当废纸卖了!),91年4月增补朱镕基、邹家华为副总理,是邓小平办公室给人大去的信!
一个普通的退休共产党员!
从个性来讲,主席是很有主见的,对他认定的事儿,除非你真正说服他(就像50年的小平同志和65年的吕正操同志),面对不同意见,他会想尽办法来说服大家,由于他的历史成就和强大的逻辑思辨,往往是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最终放弃,就像73年12月,江青他们不也一致同意邓小平“参加政治局工作”?
举个例子:
50年出兵朝鲜,10月2日书记处开会,多数同志不同意出兵,在43年就被授予“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撤回已写好的出兵电报(至斯大林的),重新发的电报是书记处的多数意见。但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随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做工作,争取到彭德怀等同志支持,最终说服了大家,这才有出兵朝鲜的决策。
引用一下侧翼:【原创】辉煌军史中的小故事 5:
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最典型反映了主席对民主程序的尊重和对自身观点的坚持。
再回到你提到的包产到户的例子:
第一,主席并非完全反对包产到户试点,主席反对的是一窝蜂不加思考地后退,曾希圣向主席汇报要在安徽搞包产到户,主席未反对试点,安徽也确实搞了;
第二,西楼会议一团浆糊的决策真要拿到全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我相信,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就包产到户的结果来看,我认为主席是对的。
我这里给个安徽粮食产量和全国同期对比:
年份 全国产量 安徽产量
万吨 增长(%) 万吨 增长(%)
1959 16968 701
1960 14385 -15.22 674.6 -3.77
1961 13650 -5.11 629 -6.76
1962 15441 13.12 670.7 6.63
1963 17000 10.1 697.7 4.03
1964 18750 10.29 812.1 16.40
1965 19453 3.75 966.6 19.02
…… …… …… …… ……
1976 28631 1684.2
1977 28273 -1.2 1500.5 -10.1
1978 30477 7.8 1482.6 -1.2
1979 33212 9 1609.6 8.6
1980 32056 -3.5 1453.9 -9.7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67
60年底曾希圣在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粮食减产幅度比同期全国(未搞包产到户)减产幅度大,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下课,李葆华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安徽逐渐恢复,增产幅度超过全国。
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安徽粮食减产幅度远大于全国同期,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大约370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以上.而到1980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295公斤左右,比全国低10%,这就是安徽带头分田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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