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封建（分封）到大一统 -- ziyun2015
在《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的几个问题》楼下，几位河友热烈讨论“井田制”。咱们从这个楼开始，就讨论讨讨井田制的消亡——从封建（分封）到大一统。因为，井田制被新的制度取代，就是中华农业文明从封建（分封）社会走向大一统的更高一级的农业文明社会。
夏商周三朝，历史学家研究有1800多年，之前还有黄帝、三皇五帝、尧舜禹，等等。从时间上，差不多相等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满清退位的2100年的时长。
封建制的瓦解，从西周、东周的交替开始。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东周时期），是转型的主要时期。
大家熟悉的儒家，其实不是很多中华文明成果的原创者，而是对东周之前的文明成果“集大成”、传承、传颂、理想化的人：仁，王朝更替的天命观，井田制，宗法制；礼制，六十四卦，辟雍学园，诗经，历史，兵法（孙子兵法、军事辨证法），等等。这些都是在孔子之前的文明内容。
不过儒家传承下来的典籍最多，从孔子开始，儒家对社会、政治、历史、价值观的褒贬，成了今人对中华古代文明印象的大块。作为一个两千年的学派，他们的褒贬也落下了不少历史欠帐，这些欠帐即使在民国、在现代的新儒家，亦继续回避。
儒家们的第一个欠帐——周平王的合法性问题
烽火戏诸侯，女人（第二次）“红颜祸水”，西周东迁的故事；这些可以参杂古罗马／埃及艳后、西罗马迁移东罗马的历史故事，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自己搜索、阅读、做比较。
儒家一般的形象是：老夫子捶胸顿足、叹息“礼崩乐坏”。可是儒者自孔子到现在，就是不谈周平王是不是“礼崩乐坏”的“坏分子”？是不是首要坏分子？
过去有皇帝在上，为自己的人身安全为计，不谈可以理解。自1911到2020，100多年了还不谈，这就不好了［笑］
——不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吗”？你宜臼为什么不听你老爹周幽王的“旨意”、乖乖放弃太子之位呢？
——为了继位等一己之私，引入外贼犬戎、外戚申国，弑父、卖母（据说褒姒被犬戎掠走）、杀弟，让国都及整个关中人民被屠杀、被掠夺、流离失所、残破到再不能为天下中心。周平王还有王位合法继承权力吗？
——干了这么多坏事，即使身为长子（宗法制的大宗），是否还有继位的合法性？
——如果周平王没有继位合法性，其它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啥？
可以给孩子讲：当时信息传播很慢，可能周平王带着近臣跑到洛阳、抢先戴上王冠（天子冕），当时各个远处的诸侯国还不大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从诸侯到各级大臣、到识字的士，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不服，于是大家一起“礼崩乐坏”。而儒者只对诸侯以下做褒贬，宣扬“克己”以“复礼”，“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实际是对于恢复周礼做了“无用功”。
好事也罢，坏事也罢，周天子（平王）失去了道义的、经济的（领地人民都缩小）、暴力的制高点（军队），天下各诸侯国，一下子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这就是著名的春秋时期！
要给小孩讲历史，是把历史事件以一个个正邪分明的寓言故事串起来。因为最早的史诗也是这种形式。这就必然引出一个原初伊甸园的原罪式论述，制度一开始是完美的（井田制），有人打破了规矩（诸侯杀君，周幽王戏诸侯，。。。），制度破灭。而唯物辩证式的农耕封建制，通过武力夺得原始部落的土地，用耕战的方式把自己控制范围逐步扩大。成功的诸侯必然用他们的武力，政治力，对内对外重新定制自己的边境，上层建筑和社会体制。制度破灭。
两种历史观必然也导致了两种世界观，一种就是我正你邪，活得老就是正义的等级世界观， 和另一种发展生产力，我就是进步的革命观。
儒家的欠帐问题。在海外学习的青少年，在不是死记硬背的历史学习氛围下，会自然提出这些欠帐问题。
谈周平王，不是“坏人搞歪了历史”：历史本身摆在那里：先前的废太子宜臼继位当了周平王，他爹挂了；怎么挂的？被犬戎和申国打入国都了，小妈褒姒据说也被掠走了；犬戎和申国怎么来的？是宜臼”请“来的。那次战乱让西周残破不堪，人民被屠杀、掠夺，结果长子宜臼登基做了周平王，”东狩“到洛阳，天子直辖领域减少大半、人民减少大半、军队减少大半。原来周室的专利——”礼乐征伐“——我们认为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授权、调节、制约诸侯彼此征战的功能，失效了。土地所有制的”暴力“成分，从周天子滑落到大的诸侯国手里。
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在改朝换代之初，算是正面、积极的作用，可以降低分土封疆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这是最大的“礼”。周王室在东迁前，还没有史载的诸侯国之间明目张胆地互相吞并，说明周天子对诸侯国还有法理上的确权——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作用。
夏商周及三代等，农业生产工具基本是木器、骨器、石器；这很大限制了土地的拓荒能力，农业局限于易于翻耕、潮湿柔软的河流二阶地带。邦国和邦国之间隔着山林，即使平原的森林丛林地带，也无法有效开垦。后来金属刀斧锯（青铜、铁）的逐渐普及，让农业从河流的第二阶梯可以拓展出去。原来分封的诸侯国彼此还有非农业的、渔猎部落出没的地区做中间带，而金属武器、金属伐木／开渠的能力（还有几位网友不愿承认的、农耕井田制的社会生活，逐步同化了渔猎部落）让诸侯国逐渐失去了这些中间地带，国与国已经处于比较紧张的“征地”争”金属（战略）资源的情况。这种“大”趋势与周王室在道德、经济、军事力量的衰落反向而行，周室东迁就是一个“质变”点。
而诸侯国之间的张力，和原来情形大不同——原来单纯对付渔猎民族的、由王室牵头，多个诸侯国分摊的战争，是“国家”赋税的重头开支，是比较“便宜”的，靠井田制可以满足。在转折点前后，显然，靠井田制那种“固定、低税负、公开、透明”的赋税，已经满足不了新型战争：诸侯国之间、主要由单独国家负担的的战争开支、彼此都是新的战争组织、新的金属武器的高烈度战争。因此必然要寻求高税负的土地制度。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井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
后面的历史，仍然存在大量的历史趋势和人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史实。只讲一方面，都不好。这点特别是到近代史、现代史尤其纠缠。
请思兄多发表高见。
很明显的寓言体，说得好像周穆王完全就是没事发动战争一样，才导致边境部落倒向。完全没有讲出，农耕想和游牧交战，机动力更强的游牧拥有战略主动，游牧民族战略一直就是避实就虚，通过逐步打击亲中原势力，来扩张自己势力。这个今后几千年不断被重复的教训。
游牧部落基本不接壤。周穆王传说西征很远，考古证据还不能确定他到底跑到多远。现在也缺少考古新发现证明犬戎是哪个民族的祖先？是否就是游牧民族？河里朋友有了解3000年前陕北黄土高原，是否有茂密的森林覆盖？请介绍介绍。
无论如何，如果与游牧民族发生战争，说明了农耕先民已经在金属工具的帮助下，突破了河流的二阶地带。国家的边界面临了新的武力冲突：游牧民族依赖马匹放牧牛羊，虽然放牧牛羊的草原生态人口密度，相比农耕地区稀疏得多，但是当游牧民族因某种原因集结在一起，冲入农耕地带抢劫时，却因为农耕地区有大量粮食积累，因此可以持续密集集群来抢一段时间，直到没有足够的草料和粮食支持游牧继续密集集群。
大一统的出现，也可以理解为适应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几十万众集结抢劫的需要，而井田制的税赋、劳役不适应这种战争开支。
提前提一提：儒家在大一统时代，基本在国家财政问题上是“尸位素餐”。
应该针对海外”汉学家们“的一些说法，做一一纠正。（孩子能搜索到的历史内容，一般省略叙述，着重强调的是“问题”。）
1、”中华春秋时代，是类似古希腊的枢轴时代，是几个哲学大家给人类社会推出了价值观／准则的时代“。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中国是孔子、老子等；而其它国家如日本，则没有什么枢轴时代。
这种说法，让很多”爱中国“的人感觉很受用，觉得应该应和、认同、接受。
纠正：中华文明的价值中心”仁“，不是孔子原创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儒家的溢美之词，不是事实。孔子时代之前，中华文明已经运行两千多年。
”仁“最早来自农耕邦国之间互相扶助，抵御自然灾害如水灾，抵御渔猎民族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多发的劫掠。到了西周时期社会上层有”礼“，通过宗法制度确定继承权，降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冲突；社会下层有”井田制“，低税赋，公开透明，相互扶助，有一定议价权。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提倡”孝“。其它的如自共和开始的宫廷历史纪录、民间的诗歌诗经、八卦六十四卦、兵法、学校如辟雍，王朝更替的天命观、道，有德者才有天下的合法性，“君子”“圣人”“天下”等概念，等等。这些都是孔子之前就有了的。
孔子一生，除了短期做官，就是长期讲学，经手的著作，大概只有《诗经》和《春秋》短期鲁国历史，《论语》是孔门弟子撰写的孔子言论、对话集。西方的柏拉图《理想国》等，内容也是苏格拉底和弟子、市场中人的对话，这点和《论语》相似。
不仅儒家，其它如道家、墨家、兵家、农家、名家等等，清华大学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也都是起自原来周王朝专门的司职，比如认为墨家来自负责工程的司职，因此对于物理学相对偏重。因为西周东迁，王室衰微，这些人员流落到各个诸侯，靠传授原来的专门知识。
在流传下来的（只是部分）诸子百家的篇章中，也都有”圣人“、理想社会的涉及。比如墨家强调”人人平等“是理想社会，比如老子强调”清静无为“统治者别折腾、”小国寡民“才是理想社会。
特别强调一点：到面前为止，中华文明春秋时代各种思想家的著作，是有考古挖掘的帛书、竹简、比较完整的篇章作为实证的。而西方古希腊的各种著作，最早存留的羊皮卷、沙草纸有哪些？是不清楚的。罗马教廷长期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最早的书是哪个时代的？美第奇家族据说翻译了大量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长篇大作，那些阿拉伯抄本现在在世界上哪个博物馆可以见到？
孩子们对此要心里有数：
考古“挖掘”在中国，比西方晚了上百年（或者以文艺复兴后起计，晚了500年）。但是中国有2000年前的书籍出土，而古希腊的羊皮卷却不知道在哪个博物馆可以看到？“死海古卷”在DC那个馆证明是伪造的真纸假文，以色列那些十年研究、只发表20几个字？！
然而，现在大陆的学术界，主流是以得到西方学届承认为荣！
2、“春秋战国时代，诸侯（states）彼此征战，打了500年，最后由最暴力的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专制，暴力，思想控制，这就是海外图书给人类第一个大一统（农业）文明勾画的形象、也是给海外青少年灌输的中华文明“必要”印象。
儒家第二个历史欠帐——把秦始皇描绘成中华文明中第一坏人（以后还有第二个坏人、第三……)——这个说法倒是挺合拍。
纠正：春秋战国500年，是人性、思想、实践爆发的500年。而暴力，尽管《孙子兵法》至今还是学习军事的必读书，其中的辩证法思维现在还没有过时；但是军事部分仅仅是春秋战国历史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力“井喷”！
中国字的“武”，就是“止”和“戈”。其含义，与现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门口的著名雕塑的含义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文字比联合国总部那个雕塑早了3000年。
仁者，不是排斥、放弃、否定武力。中华文明的“仁”，不是西方教育褒扬的“甘地”和“曼德拉”非暴力路线，而是在必要时以武行仁。不否认，中华社会也是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中就会有“以武获利”的社会存在。但是正如中华文明的“仁”的概念，“武”也是中华文明中独特的构成。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内地结束了原来的井田制，开始了授田制，最后在大一统之后，开创了2000多年的自耕农＋地主（私田制）为主的农业社会。这期间伴随着金属工具和蓄力的发展，通过开荒、拓渠发展到远超河流第二阶梯的区域，而这些新开拓的地区，也存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开荒相对容易，但遇到渔猎民族、其他邦国的劫掠，就要靠“公家”组织武装保卫田土和粮食、子女，新开垦的土地如何上税给“公家”？这些问题会海量出现在诸侯、各级贵族面前。
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让各级贵族生活开销增大。但是对比频繁的土地冲突、战争开销，两者何者为重？还需要研究。只不过土地冲突、开销，更不是儒家宣传一下”克己“就能”复礼“的。法家，作为儒家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就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法家，是为了帮助解决”富国强兵“这个大题目而出现的。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力“、”兵力“。有些诸侯国，外扩空间有限，如郑国、魏国，因此开始了调整土地和人力的”变法“：土地多、人力缺，无法有效耕种；土地小、人力多，同样无法有效耕种；因此调整户耕土地，让所有土地、人力发挥最大效能，效果那是立竿见影。有些诸侯国，以向外扩张为主，如晋国、楚国、吴国、越国等，不断占领新地盘、吞并小诸侯国，为了扩大”中央“收入，逐步开始废”分封“、建立郡县，由”中央“委派县官郡守治理。
自然，新的上层制度和下层制度，都会遇到阻力。但是”变法“造成”中央“财力、兵力雄厚。变则强，不变则亡。旧的底层土地制度因此日渐消销。
这其中，秦国的变法最彻底：不仅新开拓土地如巴蜀，在新开拓的土地上实行”授田制“、郡县制。而且针对原有贵族的地盘动手术刀：”开阡陌“。旧贵族抵制，就大量吸收“外国人才”。原来各国的士人，在春秋战国多了到外国发展的“就业机会”，身价倍增；水涨船高，各国私学大盛，文化如稷下学者、著述（不是咱们河里的稷下学宫［笑］）也进入“大跃进”。
相比秦国，其他六国虽然也变法，也兼并小诸侯国，也在新土地上设郡县、以授田制代替井田制，但是木有像秦国那样彻底对旧贵族及封地“改造”，旧有的贵族、封地等一直存在，因此弱于秦，靠“国际同盟”维持均势。
最终，秦以贿赂六国贵族、破坏了六国“同盟”，水到渠成一般，击破六国的上层建筑，对接各地的郡县制，顺手也把各国贵族原来的封地给收了。前者，是让我们惊讶的大一统的“顺利”“快速”，因为在各国郡县制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因此换层、换中层就完成了统一。后者，是同样让我们惊讶的”秦亡也何忽焉“！因为一国旧贵族尚能与新势力抗衡，六国旧势力一起尾随“陈王挥黄钺”，重新开始被秦贿赂破坏的“六国同盟”，秦面临的是这个同盟＋农民起义，力量比之前“破六国”之敌手大得多矣！
底层自耕农＋地主，中层郡县，成为后来2000年中国大一统农业文明社会的基础成分。是大一统”主“于”分裂“的原因。地主阶级，是后来”士“的社会基础。这些”士“，进而为官，构成大一统社会的管理团队；退而为绅，成为管理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这个阶层，既通过教育，传承了大一统之前中华文明的”仁“、天下为公、禅让、井田制，等理想；又受制于其”脚“——农村地主的阶级利益，不能阻止土地兼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战争的财政问题。矛盾一体，是我们理解这个阶层的视角。
孩子们要记住：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不是暴力所成，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力井喷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以武止戈；这个2000年前的大一统的结果，带来的是中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疆域、科技、人口等各方面长期领先西方——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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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礼记•表记第三二》）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皇恤我后。’终身之仁也。”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礼记•表记第三二》）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尊而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谓便人。”（《礼记•表记第三二》）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礼记•表记第三二》）
孔子所在的时代、孔子所面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以及针对这些孔子所致力的目标。
很好奇孔子年轻时为仓库小吏，为什么所有的传说中都没有孔子在“数”方面的说法、事迹？今天以财会为职业的人，多会不自觉“算数”社会、生活中的事事。
后世儒学把以前的六艺去掉了一半，其中就有“数”。我觉得讨论李约瑟难题那个楼，应该也讨论讨论儒家这种“去数”对于中国社会容纳、管理、促进、制约商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再谢
不能用后来社会的情景去推论，例如，那时还没有小吏这个阶层，孔子充当的，也决不是和后世仓库小吏相似的职务。
直接就点到儒家的腰眼上了！就如毛主席在五台山上给主持方丈说，我佛慈悲，把庙里的地分给农民吧。
1、专制与暴力
假如采用更精准的说法：“帝国是一个没有精神层面正当性的、膨胀了的国。”结合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也必然是专制和暴力的。因为不管是春秋五霸，还是秦的统一，本质上都属于“任力”，而不符合这个时期所涌现的精神秩序。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专制”、“暴力”实际上是一些严格限定前提的概念。而一般描述中（包括史书），被赋予了太多情感色彩。有必要明白“专制”和“暴力”所对应的实在究竟是什么。上古时期的专制和中古以后的是一回事吗？中国的皇权符合一般而言政体上的专制吗？即便是孟德斯鸠的“专制”，其内涵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谈及法律“中国的情况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同”。
更进一步，这实际上不是以上概念的问题，而是“任力”的整体内涵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含义，或者说，用于解读这个概念的文化背景已经不复存在。进而，我们只能选择近似的补充物来替代。这件事从民国就开始了，无非是用现代概念解构而已。
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解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滥用概念、错乱学问。
2、止戈为武
止为足，止戈即拿起武器去战斗，故武。但是“止戈为武”的说法至少在战国就已经成型了，说起来问题也不大。
3、仁
仁本来就是内在精神的体现，就和“德”一样。德实际上可以是棍棒。
并不是直接和行为、形式挂钩的。其实就是形式和目的，或者说程序和实质。
4、儒自法出
法家不是从儒家分出来的，某种角度讲道法家（黄老、刑名）可能比儒法家更早。应该说法家有多种起源，儒家只是其中一种。
5、换层统一
郡县制度的实现值得商榷，汉朝直到文帝才算初步实现，而且并不彻底。观念上甚至到了东汉末期才成为现实。
6、地主阶级
引用一段比较直接
其实就是说汉唐间贵族势力的衰退和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体两面。直接跳到宋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这是出于前文“底层自耕农＋地主”的判断，也许有所误会。
这篇话题还是太大，能力有限，很难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评判。
但有一点可以说说：文中隐形的因果表述太多。比如法家的出现、私学的兴起、弱于秦的原因、换层完成统一等等，不免有线性史观的成分。
学习的主体：想学习中华历史文化的海外华裔（其他族裔）青少年（及其家长）。学习时间约为1-2年。面对的学习环境是西方当代教育系统：比较开放、不死记硬背，比如我举例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教学方式。最后就是各种黑中国的书文环境。
由于这些条件，所以有些是删繁就简，有些是因地制宜，有些是见招拆招，有些是避免陷入争论、先求同。
在网络上先行请教历史爱好的朋友一起讨论，希冀能把这种新的以”物”/“实”的历史为主线的脉络整理清楚，去芜存菁。
说深一点：其实，大陆、港台以及散步在欧美等地的华人学者，过去采用的“文”的方法，实际上还是缺乏对中华历史表述的自信。比如，钱穆式的“自是”，其实很弱很没有效用。
因此，在关于中华历史的的表述中，需要大量的与西方历史、各个民族历史的对比，还要有统一的逻辑、价值观。而以”物”/“实”的历史为主线，找到统一的逻辑、价值观，看起来希望大一些。
西方的历史/研究/教育其实是双标得很，往往逻辑走不下去就推给神。跟着他们没有希望，即便像小粉红那样反着来也一样。赵志军/孙卫东/河森堡等“西来”派对海外青少年更是有害。
既然对比，所以就会如兄指出的，会有不少当前的概念被拿来用，主观上多是因为怼黑中国：比如我们不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专制“与西方近代历史上的’专制‘、与二战后米国舆论宣传中的’专制‘，不从概念内涵来区别。仅让孩子了解：中国古代不是那些黑中国的书所说的那种专制，郡县制对比欧洲中古、日本明治之前的诸侯，其社会作用、黑不黑，都可引导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总结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