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反思农业公共政策——历史的经验（一）：概述 -- CHS1

“新传统智慧”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消除扭曲”的需要。根据“新传统智慧”，农业上的国家干涉（例如化肥补贴、人为的廉价信用、关税保护、和国家控制价格）扭曲了市场信号，从而把资源导向了“错误”的活动。这导致了效率低下，因为如果资源根据由供需关系的“自然”力量所产生的“正确”信号而流动，更多的农产品可以被生产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意这种看法是不可能的。如果价格被扭曲了，那么根据定义它们就会产生扭曲的结果，这一结果，根据定义，不可能是好的。然后，我们到达这个结论仅仅是因为整个话语是被如此设定好的。

这个论证基于如下的假设：扭曲是坏的，因为市场总是在没有扭曲时运行良好。但是，扭曲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这取决于没有它们的时候，市场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如果市场运行不佳，那么扭曲现有价格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价格扭曲是为了正确的目的。

首先，某些政府行为也许会创造导致短期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价格扭曲（这是形成“新传统智慧”的基石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关心的），但实际增加了长期劳动生产率。例如，农业关税会增加短期的效率成本，但也许可以促进农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如果关税收入被政府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例如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科研 和推广的投资），以及/或者增加的农业收入创造了对国内工业的额外需求，从而抵消了效率成本。农业保护对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20世纪后期的南朝鲜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Koning, 2007)。因此，造成短期内资源配置扭曲的政策，也许从长远上讲，能够实际上帮助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

其次，即使我们忽略“动态”的维度而集中关注短期的资源配置有效性，仍然有很多市场失灵的例子，这些例子使得在相关市场引入价格扭曲显得合理。例如，如果市场信号引导人们对某种投入的使用量低于对社会而言最优的数量，那么“扭曲”市场信号以使更多的该类投入能够被使用，从全社会的角度讲就是合理的。又例如， 如果市场未能提供农业科研（因为研究产出的公共产品性质，以及/或者进行研究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政府也许有理由通过实行科研去“扭曲”市场信号，尽管政府并不能从中牟利；或者政府对那些搞更多科研的私营企业提供比市场信号提示的更多的补贴。

不但如此，在有些情况下，在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创造“扭曲”也许会更好。例如，在那些没有按照公民身份发放的社会福利或者设计良好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里，某种“扭曲性”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或者价格稳定计划）也许是唯一能够对小农场主提供收入稳定性的机制。更大的农村收入稳定性可以带来更大的政治稳定性（这本身就是好事），并且可以通过鼓励长期投资来对增长做出贡献。不但如此，收入的不稳定性意味着许多平时不贫困的人会偶尔落到贫困线以下。这会导致营养不良和教育中断不时发作，而这些情形会从长远上对人们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农业保护可以是一件好事，即使市场没有发生标准意义上的失灵。

当然，实践中很难就市场在何时何处失灵而达成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人同意市场会失灵，并且在农业中失灵更频繁，但就具体政策而言，仍然有巨大的分歧。

不但如此，即使我们知道应该补贴什么以及补贴多少，也还有很多种补贴的方式，而最好的方式可能依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南朝鲜在国有企业生产化肥，然后通过国家控制的农业合作社，以补贴价格卖给农民。而马拉维则对贫困农民分发购物券用以购买进口化肥；如何分发这些购物券则由各村开会决定，而非由政府官员决定。两种方案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措施在其它的背景下也许就无效——例如国有化肥公司效率低下，合作社腐败丛生，或者乡村权力机构的设置使得购物券被强人所把持。换而言之，即使我们知道市场失灵的位置和尺度，投送机制的设计仍然举足轻重，而那些鼓噪消除扭曲的言论却对此具体问题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