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家园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反动的 克己复礼什么的，无非是在为腐朽的旧制度做无力的辩护，在那个社会极速发展的春秋战国无疑是反动的，同时也注定流于空想的，不然也不会周游列国，终身穷厄了。
所谓蛮族部落的补血论，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封闭系统的熵只能是增加的，时间久了必然会走向无序化。古代的生产力水平有限，正常的交流比较匮乏，唯有大规模的冲突可以带来有效的交流和融合。
家园 克已复礼，收拾人心 每当时代混乱的时候，都会有人提出要重新稳定时局，恢复社会秩序。春秋战国，严格来说，周天子是中央政权，但是各路诸侯已经不听指挥了。季桓子，区区鲁国家臣就敢享用八俏之舞、封禅泰山。就好比一个省长坐国家主席才能有的专机、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国庆大阅兵一样。如果每个省都这么干，说明是国将不国。
春秋稍好一些，还没有诸侯敢自立为王，另立中央。到了战国中后期，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了。中国最混乱的时代，比如五代十国，以及民国，要是出现大思想家号召各路军阀尊重中央权威，人也要淡定些，欲望别太多。但却没有人肯听他的，把他当作丧家犬，是否该认为他是逆时代潮流呢？
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三王相禅的时代，按照生产力推断，那时就住茅草屋，估计穿得也是兽皮之类，你以为孔子真以会去住茅屋、穿兽皮？图样，老人家早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与时俱进的可不止江CORE而已。
家园 中央和中央是不一样的 周代是真正的封建时代，所谓的中央对于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掌控力，这是生产力低下、交通不通畅决定的。至于幽王亡国后，宗周东迁，已经是一个摆设了。
百家争鸣，本质上争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即如何用一套新的制度以适应当时的急速发展的社会。不同阶级团体基于自身利益给出了不同的蓝本。儒家很明显是守旧派，抱守分封建制，直到汉高祖快统一天下了，还有郦食其窜出来鼓吹分封，结果被张良三言两语化解。墨家鼓吹的那一套是给他们墨者手艺人量身定做的，别打仗，做生意，发展小城邦，增加话语权。道家的主张很难说，或者说他们的主张就是没有主张，类似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秦始皇，剿灭贵族阶级，建立郡县制，中央集权领导，这些都是有利于普通百姓的，可惜二世亡国。后来的汉虽然也有分封，但是一则限于同姓，二则实行推恩，基本上还是郡县制；至于所谓独尊儒术，也不过是为了维护统治，因为儒家学说有维护统治的天然的等级秩序，至于什么分封啊，礼乐啊，就与时俱进了。汉宣帝说汉朝是王霸杂用，其实就是外儒内法，骗别人不骗自己。就这点主席写过一首：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家园 秦始皇的法家思想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孔子的高徒子夏开创西河学派，因为他的学问是经世致用为主，影响了当时一批学者，包括李悝（法家先驱，商鞅的思想以其为模本）、吴起等人。郡县制等治理模式也已经在实践中。甚至后来的法家荀子、李斯、韩非学术源流也能追溯到子夏这里。韩非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自墨子自后就没有了宗师级人物，而儒学却老而弥坚，真要是保守顽固，怎么可能在战国百家之中独树一帜，
汉代班固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孔子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只是他更看重礼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他诛少正卯（掌控话语权）、堕三都（削藩）的事迹，执政作风绝非事事温良恭俭让（学马英九）。
孔子的政治理论，注重君臣之别，他不可能自已扯旗，那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反贼的位置，名不正言不顺。凡有政权组织，必有等级之分，除非是完全的无政府（组织）状态。孔子没有实现“克已复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然而我认为他通过开设私塾，将自己的学问传播给普通民众，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的特权，启蒙之后的人，也不可能跟着他去真的尊王。诸侯不用他，是怕被孔子当利用，把没用的周天子再请回来。即便是把周天子请回来，估计孔子也是利用周天子来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或者说，政权组织形式也只是实现人的进步的一种工具，孟子有言“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
资本太强势，政权会败坏，某些学说太强势，政权一样可能败坏（宗教）。毛主席担心把儒家请回来，共产党就玩蛋了，儒学历两千余年而不断推陈出新，其本身是具有相当的先进性。作为中华文明来说，沿着主席设想的道路，可以将中华文明带向一个新的天地。但这一切必须是真实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将思考的任务交给别人，保不准又被人摘了桃子。
通宝推：秦波仁者,家园 有不同意见 儒家理论不是全错，而是：第一，很不全面很落伍；第二，很呆板，除了圣人之言，不许再胡思乱想，不许有“修正案”，朱熹绞尽脑汁玩点文字游戏，跳跳脱衣舞，也要在圣人的语录框子里------这完全禁锢了后世的思想力。这里最坏就是第二条，今天伊斯兰的顽症，就是这第二条。孔子的“选贤与能”，这个“贤”的标准，放在当年也是有缺陷的，被晏子和老子狠狠挖苦，被现实打脸，更何况在今天？没有谁是全能的，你要欢迎别人来挑刺，来补充；欢迎后人来推翻重来。
假设要破除禁锢，解放思想，就不得不把现有的儒家理论抛弃，那我选择追随主席，倒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然后再生下一个孩子。因为这种禁锢人心的做法极其野蛮，趁它病要它命，机不可失。
而事实上，儒家的政治理论也好，文化思想也好，浸透了中国人的生活，哪怕用搞运动来刮骨，也刮不尽，何况今天天下太平/和风细雨，更做不到了，所以只好承认现状，从儒家出发，改进儒家。TG不是被儒家招安了吗？前30年一直在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30年还是屈服。
今天中国文化最需要的，不是自信，而是去除”自闭“。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文化还是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在国际上可能还比不上日本韩国，这不能全怪别人有偏见，你自己要有料。不必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这就需要“大气”，需要宽广的心胸，吸纳全世界的思想和人才。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制造业发展这么快，30年跃升到第二，就是敢于学习别人，敢于去“拿来”，不怕邯郸学步的风险。
风投界有句术语叫”C2C”（copy to China）,就是全世界任何新点子新商业模式，都可以山寨到中国来，百无禁忌，你敢试水我就敢投资。等到中国文化界有此狂飙，中国文化才真有自信了。一个好的学说（比如科学理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很大，再强势也不必担心。问题是如何立足现状，逐步建立更好的学说。
通宝推：天堂,秦波仁者,- 复 有不同意见
家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日新其德，一点也不落伍 《尚书·皋陶谟》中，禹向皋陶请教治国的重点，关于如何识人选官，皋陶提出了“九德”的标准。作为上司，管理一大要务就是寻找人才，但是方法就因人而异，比如商王武丁靠作梦找到了傅说，周文王是出来闲逛找到了姜子牙，刘备三顾茅庐找到了诸葛亮……。选材的方法或是标准可以多种多样，人才是手段，目的是实现是天下太平。要求儒家把选才的标准给定好，后人就可以按图索骥，这是强人所难。《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与品评人物，其标准至今也是为人处世的准则。然而，真能达到“君子”标准的，又能有多少？比如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寻常人的估计一辈子也见不到一个？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这种处世标准，已经是老子“上德不德”的境界。所以贤才与否，确实不会有固定的范式。批评儒家的择才方式简陋，别忘了，具体在实践中，舜和禹都是经过数十年的历练才得以继承帝位。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比起靠选票推出来的领导人，更加靠谱。也就是有了初选标准，还得经过实践才能判定是否是人才。后世察举、科举、公务员考试，同样也只是一种标准，晋升最终是看执政管理能力。
程朱理学的一大功能，是抗衡是佛学对儒学的侵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然而却不必真的以其准则，否则也不会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学说进步。
晏子、老子对儒家的评断，按他们各自所处的立场，完全可以解释。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这故事真假不论，姜齐后来变为田齐，鲁国被楚国吞并，两位大贤的诊断都得到了证明。
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算是无政府主义论调，大禹治水如果采用的是老子的方式，估计中华民族早玩完了，更别说是毛主席这样的动辄要发动全国人民，打一场漂亮仗的大有为之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号称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我理解的“道心”是指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物质到了量子这一级别，可以算得上是微，量子引出的各种学问，大致可以解释所有的自然现象。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达到天人合一。认识人性的本质，通过教育，去恶扬善，最终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本质上就是关于世界与人性的认识论的问题。
人心、道心，关键是道心，因为人也是物质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我认为应该是人改造自然界的科技能力，正德——即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厚生、惟和——关注的人的舒适生存、社会和谐。兼收并蓄、去芜存菁的能力，只是智识在一定程度的儒家学者都具有。儒学被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不重视科学技术，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且自认为是有先知者，是精神贵族，如果在学说中改变对科技的认知，以及能将自己与普通大众结合一起，则儒学焕发荣光只是时间问题。同样，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是儒学。如果今后要以马列毛为主体，那么如何继承传统，吸收西学
精华是绕不过儒学的。儒学已经趟出了一条大道，共产党则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学说的较量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可以跟人一起学习，但不是大家都能得道；大家一起得道，但不见得都能容得下对方；可以容得下对方，但具体事物上却不能统一执行”。例子，就像是同样是十三个一大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但真正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为之牺牲的不到一半；同样是共产主义理念，走中国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走苏联道路却水火不相容；同样是走中国道路，走共同富裕与让一部份人先富又不能谈到
一起。
传统就像是鲁迅说的那座继承下来的大宅子，珍宝很多、糟粕不少，就看后人如何抉择。中国的文化目前还没有左右世界，除了经济上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大幅领先的第一），科技上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等到经济与科技都达到了一定高度，文化也自然而然能吸引各国。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矣。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烙在中国人基因里，显示自己与他国人不同的东西。哪怕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也得背着它继续赶路。
家园 儒家脱离世界发展快一千年了 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与时俱进才行。换句话说，必须实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决定文化，你看西方的文化发展和进步，和西方的大航海，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今时今日，西方在科学和文化上同时碾压世界的落后国家，岂是偶然？儒学指导中国搞出来什么成果？
儒学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活落后，它根植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人的生活封闭停滞了多久，儒学也同样封闭停滞了多久。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文化也是如此，科学要一次试验一次实验的积累，文化要一次又一次体验变化，它是一代又一代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出来的，不是某大儒脑袋一拍想出来的。一千年不学习，不思考，不改变，具体内容怎么可能不过时？别人竖起两杆大旗，一个科学，一个民主，至今烈烈飘扬，威震四海，儒学何以应之？
儒学想发展，不是不行，加入到新时代的洪流中，重新把自己当作诸子百家的普通一员，去接受生活的考验，去接受人民的审视，去学习，去观察，去积累，忘记独尊儒术的时代，从头再来。什么至圣先师，提都不要再提了。先把毛润之创立的“毛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资家”比下去再说。
通宝推：本嘉明,飒勒青,家园 儒家其实质和基督教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在当今的困境雷同 问题的关键是将先圣的一言一行绝对化，不容任何置疑。
儒家的王安石改革、心学根本不敢否定先贤，只能是利用古文字高度浓缩（刻竹片太累了只能尽量精简）和古今差异来在先贤的文字中来些不一样的解读。但是这样最大的问题是，你可以这样解读，别人可以那样解读，就要看什么样的解读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任何思想进步都如无根之萍，随时可以颠覆。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目前的伊斯兰教世俗化的全面倒退，就是因为激进原教旨主义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读经文来迎合对社会不满的人，一方面有沙特等保守国家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温合派不敢跳出经文其任何解读都不免被经文本身所局限，无法有效否定极端解读。
儒学在中国被打倒后现在又开始被重新拾起，我们一定要警惕是否有人又要搞全面肯定的戏码，儒学必须要有扬有弃。
基督教现况不是特别了解，但起码它承认了进化论和一些科学证明的东西，不再坚持教义的天然正义性，这是它在当代能够活得还比较滋润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出路，必须是打破教义的神圣化，与现实结合改变教义。
儒学也要根据现实重新审视，根据现实重写。
家园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这是针对技术工具来说的，科技本质上让人对自然界的了解更深，人掌握更多的改造自然的方式，之后让生活更便利。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中国的开国皇帝，普遍要求能征惯战，或者能有超强的统御、决策能力。 如果导向变成了，国家元首必须精通数理化，一样可以扭转风气。就像察举、八股文一样，当孝悌、作文成为入仕的必备条件，人人都会去假装具有这种品德或学习掌握。当代科技工作人员，如果论文数量跟职称挂钩，他一样会滥发文章。科技的事，有很多是看一眼就怀孕，假如儒学也将科技当教育成体系的一部分来培养人才，有道德又掌握技术的儒家学者一样能大量产生。明末，黄宗羲等人就是当时数学、天文学的专家。儒家社会的重点在家庭，一切人伦关系、道德基础都以家庭为出发点。真到了哪天，国家垄断孩子的生育（人类像机器一样可以随便生产）、培养。达到了不知父、也不知母的地步（在传统道德中，知母不知父是禽兽）。或许儒学所倡导的社会才会真的消亡。传统社会，没有强力的国家组织，人们要以血缘构成的家族，对应各种危机。现在，科技发达，国家组织能力强，家族管理的模式就必须淘汰。
然而科技本身不能解决道德的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再聪明的科学家、工程师也不可能根据公式、模型给造出一栋抗震高达9级以上的道德大坝来防止社会的堕落。还得靠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滳来培养。民主也不见得都是优质的、能切实解决大众问题的组织方式，因缺乏道德体系而成为乌合之众反而更常见。
下面文章是史文恭发的，《【讨论】随便说说基层派出所和新一代“无产阶级”生活》。现在的科技，相比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年轻时，已经可算是天翻地覆。他们缺少了父辈们的传统道德约束，真的无所谓？
家园 三人来，必有我师 中国文化有“公子色彩”，当然我说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上层部分，不是下层“下里巴人”那些。
我们看武侠小说，顶尖正派男主，都是玉树临风的佳公子，稍微塑造得粗糙点就怕对不起读者了。
中国在历史上，自有了对外贸易以来，一直是顺差的（鸦片时期例外），因为丝绸，瓷器，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绝对碾压了上千年。今天苹果公司那点小确幸，在这个时间维度来看，真的只是浮云。
这一点，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范式，就是“爷真的没穷过”，产生了死于安乐的危险。罗马帝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没有进步，因为长期对外战争，不缺奴隶，农场主不参与劳动就没有“不进步即灭亡”的紧迫感。
这个经济基础上，不产生儒家，也会产生别的“公子做派”家，这种土壤就会长出差不多的苗子------我不需要帮助，我乐于助人，我好面子。墨家不是墨索里尼那一家，同样的，街上老有个小胡子，神经兮兮地大声疾呼“生存空间”，绝对会被一脚踹倒的。把儒家拔出来独尊，就好比选美，选出个“中华区小姐”，广大电视观众先得有这个审美观，才会这么选，是吧？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这么长期的顺差，趴在全人类身上“吸血”（只有印第安人没有被间接剥削过吧）？丝绸/茶叶/瓷器/纸张，是偶然出现的吗？不是，我认为是对大一统的追求，使得中国不论怎么动荡，最后都归于“分久必合”，从而对手工艺技术的发展提供极大的便利（巨大内部市场上不断竞争磨练，最后产生“神产品”，比如瓷器产业里的几个名窑）。
儒家有利于统一（仁人志士为天下太平而天然具有责任感），统一后有利于维持现状，这都是优点。但缺点是，当马嘎尔尼带着野战炮样品和远洋快帆船模型来拜访乾隆时，乾隆这个“京城第一老公子”傲慢地无视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好几样秘密武器了，就不需要再打磨老百姓的头脑了，磨得太“利”老子就不好管了。
不单是儒家，中国文化顺着春秋末期的脉络这么走下来，基本会是这个结果。一脸苦逼的，号召卷袖子苦干狂拼的，绝对上不了位。
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简单说孔子的主张是反动的，在条件优越的古代神州，任何能上位的“主旋律”主张，都必然是反动的。
我们今天上学，初中到大学，所有理工农医成体系的知识，几乎都是欧美构建起来的，中国空有那么多聪明大脑，空有明清两朝那么长的稳定时间和经济资源，在“近代科学知识大爆炸”里，我们是缺席的。五四以来，西方科学知识和探索到这些科学知识的思维方式传入中国，是对中华文化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补血”，中国是非常受益的，道理很简单：欧洲人没我们那么好命，他们真的是被中国人的神商品和阿拉伯人的宗教对撕逼得走投无路，才奋发趟出这么一条科学理性之路的，现在我们把这个“拿来”了，补了短板，而原有的统一/国家级资源规模庞大等等先天优势又没有失去，那还怕什么呢？
这，才是“民族自信”的根源。在这个自信上，承认历史上几次“胡华互补”是有益的，有一定的历史推动意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了这个自信，中国人才能以极其宽阔的胸怀，以赤子般的好奇心，迎接未来一次又一次的“补血”。三人来，必有我师。中国历史上，汉人政权用过如同耶律楚材和范文程这样级别的“异族能臣”吗？没有，那么下次我们就这么用他们，不论他们是英国人，日本人，还是俄国人。
下一次，大概是轮到火星人了吧？很期待啊，最差见面先打一架嘛，谁怕谁啊。
通宝推：秦波仁者,海峰,桥上,witten1,- 复 三人来，必有我师
家园 我来讲讲我对心学和理学的看法 首先，要讲理学，就必须从另一件事讲起，哪件：安史之乱（扯得有点远了是不是，但是请你们往下看）。
安史之乱公认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终结。
唐代崇尚武功，军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全国上下以武功为荣。安史造反又有两个前提，一是盛唐时府兵制难以为继，不得不改为募兵制，使边将坐大，二是唐玄宗老来昏聩，两者合力造成了这场天大的祸事。安史之乱的本质就是其实就是唐代武人政治走向反面的一个结果。
安史之乱虽然被平息，但到中唐晚唐，整个唐帝国还是被各路不听话的藩镇军头所困扰，这其实还是武人政治走向反面的一个结果。到了五代十国，更演变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居之”，“乱世人命不如狗”这样的人间悲剧天天都在上演，到了宋初，整个赵宋统治层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遏制武人政治。于是赵宋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崇文抑武，文贵武贱，处处打压武人。
由于有唐代的殷鉴在前，赵宋的想法很好，而且设计出各种制度也很合理，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途径，如果所有手段都解决不了问题，就只能动用武力了，如果说武人都成了娘炮，那么就意味着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别人的武力比你强大，那么就意味着你被别人用武力给解决掉。另外，一个不尊重武人的社会，武人自然也不会为你卖命。赵宋那惨不忍睹的对外战争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就是宋末元初大批的武将弃宋投元，有多少是因为得不到文官集团的尊重？蒙元崇尚武功，武将社会地位高，站在宋朝武将的立场上，与其为一个根本就不尊重自己还要自己效死的政权卖命，倒不如去投一个更好的东家。
而古代农业社会都是以土地为生产基础的，土地越多人口越多国家越强。扩张壮大自己是人的本能，不要说是想开疆拓土的皇帝了，是个老板都天天想着要扩大自己的公司。而整个宋代外战一塌糊涂，对外扩张从外界获得土地人口这种最典型的壮大国家实力方式自然就是无从谈起，那么整个宋朝的知识阶层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这就是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既然不能从外部获得土地人口资源，那我就尝试着让自己的需求或欲望少一点吧，扩张壮大自己是人的本能，那我就来个“去人欲存天理”，告诉你人的欲望是错的，你想扩张壮大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天理”的，一切一切要以“天理”为准，天理是啥，理学家说是圣人之言，要我说阿猫阿狗都算，反正你就是不能有欲望。至于如果壮大国家，理学家们说秦皇汉武那样的勇于开拓就不要去想了，皇帝百官们要依圣人之言，亲贤臣远小人。。。自然天下长治久安，外敌不敢来了。如此种种。。。。。。要我说，理学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既然我没办法出门，我搞不过别人，那我就关起门来过小日子过了的这么一种哲学。当然，你这种“小确幸”碰上蒙古人的刀马，一样还是一个大悲剧。
下面就是心学的发端了
到了明初，朱元璋自认为朱熹的后人，于是将朱熹的理论拿来做开科取士的样版，因为朱元璋因为出身低微，所以还是一肚子小农思维，自然认为程朱那套拿来统治这么一个上千万一盘散沙式的自耕农的大帝国是合适的。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远点，看看朱元璋死后的数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朱元璋死于洪武31年（公元1398年），1419年或1420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派出了他的第一支仅有一艘横帆船的探险队，向南寻找几内亚。1492年哥伦布发现南美洲，1532年皮萨罗灭掉印加帝国，从南美获得了天量的白银，全球化的第一笔原始积累完成，1565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从欧洲到东方的海上商路被打通。另一方面在明帝国内部，由于明早期和中期，社会比较安定，东南沿海人口增长很快，而土地有限，所以生存的需要就只能逼着那些“多余人口”下海经商，有些人下海经商赚了钱，但是在崇尚理学，视商人为“士农工商”最末的明帝国统治机构看来，商人不管多有钱，终究是没地位的，所以整个工商阶层就自然而然想有一种新的思维来对抗理学。
这时候心学来了，心学的生产和传播，有三重意义，一，前面讲过，理学其实就是一种“小确信”，而新兴的工商阶层因为自己开拓了眼界，自然就认为理学不值一哂，理学反对人的欲望，而新兴的工商阶层有了钱，自然要扩张自己的欲望，理学反对开疆拓土，新兴的工商阶层却认为要极力扩张，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二就是新兴工商阶层为了打破理学对官僚阶层的垄断的思想武器；三，欧洲发端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以理学为代表的用来治理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的统治理论和心学为代表的用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理论的对决是迟早要到来的。
综上，心学是对理学的一种反动，而理学的出现是整个中华文明对武人政治的反动的一种合理化，这种合理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在新时代新条件下，理学不再符合时代精神时，自然就会有新的思想来取代它。
通宝推：秦波仁者,家园 你前半段梳理得很好，对于心学则过于拔高了 王阳明因为家世是累代名士，所以年轻时功名心也很重，21岁浙江乡试中榜（这第一级台阶，毕竟对他不难），既想学于谦万古流芳（去涉猎兵家），又想长生不老（学气功导引），但最追求的，还是”成圣”。他去拜见名儒娄谅，娄谅跟娄自己的老师吴兴弼都以理学为正宗，但两人都相信“圣人必可学而至”，所以娄跟王一拍即合，可以说“心学”是早有萌芽，王是发扬光大罢了。
心学之所以想取代理学，是因为理学僵化已死，心学是试图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是儒学界的“文艺复兴”，并非托名“复古”而谋求打倒儒学。心学后来搞得声势浩大，就是符合了明朝中后期江南士人新的精神需求。但理学已经与权力结合，在“官本位”的中国，地位牢不可破，单靠中国人自己已经灭不掉它（后来礼教被灭掉，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丧权辱国，马克思主义，苏俄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侵略，TG土改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前后相继，环环相扣才终于成功的）。
当时读书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举子业”，即全职学习，背诵朱熹注释的《四书》，练习写八股文，应考。1493年，1496年，王两次会试，接连落第，对他打击很大，毕竟他要建功立业，不进入体制可不行。
从王一生的立言来看，他其实不反对“举子业”（就好比在今天不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只是认为朱子那套以经注经的玩意太无聊，不能有效支撑这个体制。就是说，高考的方式虽然残酷，但没有错，错的是那些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太差劲（与现实完全脱节），编教材的教育部长朱熹太操蛋，把优秀青年都赶到哈佛去了。心学后来在文艺界，文化界影响比较大，但始终没能“侵入”举子业，没能成为官方认定的教科书。心学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追求做实事，这一条没能进入中央党校的校训，那么大明的覆灭，确实无人能救。
总之，朱熹那套东西，朽烂不堪，放在明末，已经无一物可用。心学稍好，但随着时代发展，也陷入了不上不下的两难境地，王阳明固然志大，还是才疏，不可能编出比哈佛的德教授赛教授更好的教材来，去跟西方的坚船利炮叫板，后来渐渐就消散了，也不奇怪。当然，他注重实践/众生平等的思想，影响了日本和中华的仁人志士，包括孙毛，也很合理。
通宝推：秦波仁者,家园 和我前半部分讲的一样 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的动乱，根本原因是武人政治走向反面。
从宋明覆灭，再到近现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乱像，是文人政治走向反面的结果。
- 复 三人来，必有我师
家园 上学的时候就很心痛 我是小字辈，应该比河里绝大多数人都小，想来本大应该是我父辈的年纪了吧，能和本大交流真的很荣幸。
现代科学真的和国人没有几毛钱关系，看教科书里，公式定理方程无一不是外国人的名字，想想都气。
现代科学体系看上去很完善，这些年深入学习才明白，仅仅是看上去完善，根本上啥都不是，只能解决理想问题，实际问题要作n个近似，最后还要用计算机算近似解；理论之间互相矛盾；有的公式甚至是假设出来的。以上种种，使我不得不怀疑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东西，看起来还是有大把的空间是可以改进和发展的吗。
不过看起来中国人还是老样子，虽然引进了西方现代科学体系，但还是更重视技术，一如过去那些烧瓷器，织丝绸的先人一样，这个果然是中国人的天性吗？
我个人的感觉，技术确实比科学好搞，科学好像是在大海上泛舟，不知飘向何方；而技术好像是沿岸寻津，多走走总会找到的。
追求科学确实是件苦差事，国内现在的科技发展虽然很快，但很多东西，像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铁，航天还有军事都是技术产物，希望国人能在更基础的理论研究上获得一些成绩，很多外国人多年前就有结果的东西，至今没见有重复性工作，有些东西是不能希求别人告诉你的，好多无法实用化的东西是拿市场换不来的，因为根本没有市场——没法使用。牛顿刚刚发现三大定律的时候也是没法直接用的。
通宝推：方天化几,家园 不必悲观 中国此前100年一直穷困，一直资源不够用，不得不集中用在急务上。“好钢用在刀刃上”，潜台词就是好钢太少不够用。“多快好省”，签台词就是钱不够，要省，牺牲一些性能也行，凑合。这时候，只能奔着马上能见效益的领域去，奢侈不起。
等将来渐渐富裕了，搞基础研究的人自然会多了，因为从8000万科技工作者的基数出发，总有些是喜欢搞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也能支撑他们这样搞。
19世纪的科学大发展，也是建立在殖民主义下，宗主国科研工作者有一定程度的“贵族化”，不虞生计的物质基础上的。是印度贱民支撑了牛顿的研究。
轮得到中国的。
通宝推：秦波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