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 -- 刘国重

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宗教。但把共产主义比作宗教，可以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以下的对比，只是为了对比而对比，因而难免有歪曲、偏激的成分，欢迎讨论指出。

1. 革命领袖。

共产党的领袖，如列宁、毛泽东，在个人魅力、影响力上，堪比基督弥赛亚，在指挥革命党行动的权威上，则相当于教皇。不错，人类历史上集魅力、权力、威信于一身的领袖，确实也有过那么一些，但远没有普遍到俯首皆是。就以近代而言，只有少数特殊时期涌现出的个别领导人可以接近这个程度。

更何况，虽然有拿破仑、希特勒、罗斯福等等西方领袖的佼佼者（他们的出现首先就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在领袖的魅力、权力、威信方面与导师们可堪比肩，但由于下面将要提及的政党组织、终极关怀、理论体系等因素，他们的影响力与后者相比仍然受到了限制。

2. 组织架构。

共产党的组织对于其执政掌权的社会，可谓是“渗透到底、无孔不入”，从领导人，到党外人士，到基层干部、工人农民，无不（根据个人情况）接受了某种版本的共产主义，这也只有历史上扩张性极强的一神宗教可以比拟。

共产党作为行动的党、革命的党，和同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相比，比较强调集中和行动统一，每一级党组织的领导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几乎等于党的无上权威的化身。

3. 终极关怀。

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经过革命领袖的改造和加强，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人间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天国”。从共产主义信仰的无神论来看，这已经是所有理论所能提供最好的终极关怀，从实践到伦理，从摇篮到坟墓，甚至包括死后关怀 —— 死后本来就没有天堂，但业已建立的共产主义事业长存。

宗教之间的战争比宗教与世俗的战争更惨烈持久。与之类似，共产主义对于其他能提供终极关怀的思想体系往往怀有更大敌意（基督教、“普世自由”、等等），远超对于某种实用理论（例如市场经济）的戒心。

4. 体系完整。

共产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形式上相当完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路线图。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把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基本问题解决。共产主义本来就是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对于资本主义这个当时最大的挑战，可以说拥有当时最出色的回答。毛泽东时代的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大概认为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只存在学习和（结合实际）运用的问题，而不认为需要进行质疑、深入思考和重大理论发展。在历史上，似乎也只有基督教、伊斯兰教拥有类似的完备、系统、深刻的理论，而且理论的发展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5. 普及转化。

和一神宗教类似，共产党往往十分热心于向全社会普及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高度组织性与这个普及过程是互相加强的。而终极关怀和完备的理论体系，又能保证对于各色人等，都能用某种形式的“简化版”大行其道。最后，共产党绝对不会搞思想控制，但对于某种程度的“宏观调控”不会拒绝。在执政的时候，会利用国家机器来配合这一普及转化过程。少数不愿皈依的人，往往会受到挫折、孤立、打击。

6. 共产主义的兴起。

共产主义的兴起，毫无疑问是在竞争社会中脱颖而出。

革命成功的各个国家所流行的共产主义改编版本，它们是否还能称作共产主义，这其中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曾经困扰的问题。当然，和对岸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相比，阵营的差异远大于不同版本的差异，革命党人们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并不难。

共产主义掌权之后，往往动用国家机器（而非利用社会的力量，社区的力量，经济的力量等等自发性因素），来削弱甚至取消意识形态的竞争。

以上三个特征，是否可以在基督教的兴起与统治过程中找到类似的东西？

7. 我还想加上一个有趣的区别。最近纽约时报上有一个调查，发现无神论者对于宗教知识的了解反而超过宗教信徒（即便控制一些诸如受教育程度、财富等等变量）。

大家不妨从西河观察一下，西河共产党员应该不占多数。（即便有，TG 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党员之于共产主义，可能也不完全是过去的那种关系了）但我想问，西河河友们对于革命、共产主义、尤其是毛泽东的理论层面的理解，是否超过几十年前几十个或几百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扎堆？

今天由于大家对资本主义的接触和了解，对于共产党内部不同程度“出轨派”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上起到了“映证武功”的效果，因而帮助了对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理解。反而，在共产党主动的影响和控制下，以上各种接触和了解是有极大限制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调查，以及我十分不严谨的发挥，无法导向任何结论或建议。不可否认思想开放也有共产党不想要的效果。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比较走向灭亡的预言，在逻辑层面和实际运行层面，很可能都难以实现。而适当程度的干涉主义市场经济，适当程度的自由贸易、资本市场开放，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魔鬼就在这个“适当”当中）这对于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个不小的打击。

因为这种比较的结果，我同样可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宗教信仰的对比中得到。

不详细说明，举几个关键词。

1、乌托邦想象与终极关怀：市场万能和自由竞争的美好乐园

2、意识形态控制：利用软硬技术制造同意和压迫反抗，形成意识形态霸权，并形成社会普及的统治意识形态。

3、体系完整：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历史合法性与其永恒存在，都有一套完备理论。

4、组织架构：从国家机器、劳动过程、文化生产到媒体控制，资本主义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组织架构。

5、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合谋：掌权之后，动用国家机器，而且利用社会的力量，社区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来削弱甚至取消意识形态的竞争。

看看，做的一点也不比共产主义少。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其实就是统治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已。统治阶级的所依存的经济基础，总要建立一套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来捍卫。历史上西方有很长的政教合一过程，所以也就很像了。

如果对照中国这样的政教不合一的国家里的宗教，什么革命领袖、体系完整、组织架构、国家机器推广这些特征就不显著了。

为了把共产主义往宗教信仰上面引，完全忽略了这些意识形态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上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指向的，具有学理上的可争辩性和检验手段；而宗教是对现实虚幻认识的仪式化，指向的是个人心灵塑造和群体意识认同，需要的只是迷信。

1. 自由主义是个很大的框，你加了个限定，也还是很大，以至于在讨论中是否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都成问题。比如你讲的第一条，市场万能和自由竞争的美好乐园，只怕就有大把大把的人不但不同意，而且是极力反对。但他们不仅被当作自由主义，还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主流之一。

2. 所有的统治都有共同点，否则我们不会称呼它们为同一个词。但是共产主义统治和一神教政教合一的统治，他们的某些关键共同点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具备的。

3. 共产主义理论上可以辩驳，而且其经典理论有漏洞，但在实际中难以辩驳，论坛上无法辩驳。

最近有个讨论：可爱的中国:【原创】资本家都是活雷锋 – 我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笔记。Dracula 在其中有一系列帖子，阐述的很明白。当然你不会同意他就是了。

4. 经济力量当然是自发的。为什么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相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统治意识形态来说，经济力量就是自发的、原生的。当然，和所有的概念一样，这种自发性应当辩证的看待，不应过分绝对化，尤其相对的、受限制的一面。所谓“自发性的影响”，也应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机械过程。隐去这些冗长的解释性语言，在我的上下文中，自然就可以说“经济力量当然是自发的”。

如果强调“人不是自主的，选择不是自发的，生产力不会向更先进的方向发展，统治阶级可以蒙蔽人民、瓦解斗争意志”，这反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5. 不知道你清楚了什么？我对各种思想资源都不排斥，只要是有趣有益的。

如果现在想靠搞妖蛾子，把别人的小说往政治方面注解（不管是泻私愤，还是塞私货），来哗众取宠，都是痴人说梦，不如文学的归文学，还能有写手的收入和声望。其实，国内原来有个网站叫LQQM,其基本盘最爱玩的就是这套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后来萧索成性用品网站，不知道现在死掉没，想想何必。

我和ifuleu兄一样，非常敬佩周公，我不认为他事毛公如妾妇。这是我们的共同点，先说这点，免得反复辩论反而求异伤和气。

一、铸剑兄分析的“信威关系”我同意，一个成功的组织往往有个魅力型创始人，他“一贯”正确到令成员盲从的地步，任正非在华为、张瑞敏在海尔都这样，更不要说“从大禹、诸葛亮到拿破仑、希特勒、罗斯福”，不过这些组织大体上是“世俗”组织，它们控制信众决没有到宗教组织或共产党的地步。

《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p47：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0年九月，对饥荒的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0年底，进行了更加宏大的而且已经排练的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

黄章晋：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很常见，无限上纲的批判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痛哭流涕向毛主席忏悔，这在拿破仑、罗斯福、希特勒的组织中是看不得的。只有宗教组织中存在，有位天主教圣人因为对女人动了想法，从布满荆棘的山坡上滚下去，信徒在教堂告解，哭的稀里哗啦。如果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如同天主教的教义——自杀者下地狱。当然我们得历史的看，那时特殊年代的事情，共产党已经变了，变“修”了，不过这方面应该说变的好。

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左翼思想非常有吸引力，在欧洲思想界同情共产党的很多，因为资本主义的确面临重重危机，苏联尽管是个野蛮帝国，共产主义尽管遥远，但毕竟是个趋势。罗素写作《西方哲学史》的时代（1943年），“在英国和美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很深的影响”。共产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想，相信了历史决定论，就有了成为“驯服工具”的条件，要像教徒一样汇报活思想、学习理解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思想控制”的技巧失传了，而是这种历史决定论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破产，而社会主义却面临着生存威胁。在毛公活在的时候，提倡群众路线，提倡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路线从延安时代到1958年反右一起还是主流，那时提法是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胡耀邦（？）提出在思想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再以后干脆“不争论”。显示着控制力一直在减弱，首先是文革的破坏令人质疑那个宏大理想，开放以后这个理想就垮了，现在7000万党员还相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还有几个？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毫无说服力。普通共产党员不会去讨论什么历史必然性，他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是因为日常生活体验。

在论及柏林墙倒塌原因时，《硬球》：“昔日森严的铁幕之所以被最终撕开，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声势浩大、突然起来的革命冲击，而是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官僚体制的轻蔑，那是一种美好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您说宗教信仰是无法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选择。这得历史得看，宗教刚刚在一个新地区发展争夺信众时，不可能用刺刀逼人皈依，它们也要彼此竞争，竞争胜利的才能争夺到信众，虽然往往和平辩论开始，暴力冲突结束。等到掌握了一个地区以后，那就是不可选择的了，会歧视“异教徒”，惩罚“叛教者”，这和共产主义信仰对比是有意思的。

三、我关于毛周关系那段说法是出于官方逻辑。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ifuleu兄观点，他认为

如果ifuleu兄和官方调子一致，全面否定文革，那么近乎圣人的周公在那个荒唐年代如果和毛公合作最融洽岂不是“逢君之恶”？

如果毛周晚年最融洽，周又是近乎圣人，那么只有肯定文革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文革的，从不和赞美文革的人辩论，也不和他们交往。和楼主用向问天影射周公不同，他认为周公是“妾妇之道”，我认为周公基于共产主义信仰，和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被杀死的人基于一样的逻辑。只是做个类比而已，共产党不是宗教组织，共产主义也不是信仰，马克思一直认为自己理论是科学。卡尔波普尔就烦把科学和信仰混为一团：科学命题可以证伪，信仰不能被证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被证伪无损它的价值，无论左的理论右的理论都是真理的碎片。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辩论的，我们观点很接近，希望这些辩论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很不喜欢前段时间，老萨和双石的辩论。

在这里，可能过段时间就找不到了。虽然论坛的文字都是速朽的，但您这两篇，我看不妨保鲜那么一阵子 : )

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玩的事情多着呢。

楼主还只是把周总理往“低贱”的方向上描摹，而您把周总理和“苏联莫斯科大审判被杀死的人“进行类比，几乎是指认周总理为“宗教狂”和“失心疯”了。相比之下，“妾妇”让人好过多了，至少“妾妇”大脑还是工作基本正常的。

不打兄所举的证据，与其说是共产主义和宗教信仰的相似之处，不如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异之处。

如果我们考察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明，个人被集体抛弃后的自我忏悔是常见的，非惟共产主义者和宗教徒所独有。共产主义是与集体主义、人的合作利他属性相联系的。所以，以西方自由主义的视角看共产主义，经常生出宗教的感觉，因为在他们那里，除了宗教里要求利他超越，人只该是理性自私的。

我对文革看法确实与您不同，但我以为这不应妨碍我们的交流和友谊。

只是主席怎么说也是伟人，对国家和民族有巨大的功劳的，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主席从不居功自大，始终是没有私心的，总是惦记着老百姓，凭借这些作为后人都应当万分尊敬的。

不过，人归人，事归事，主席确实有些错误，指出来了也都可以，还有警示后人的作用。

但是一定要不阴不阳的写些酸腐文字，影射他老人家，这样就实在太过分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其心可诛。

另外赞成把主席当做一个普通人看，一个从百姓中走出来的伟人来看，而不是神仙。搞偶像崇拜这样的事情，他老人家也是一直反对。就像文革中人人佩戴他的像章，他实际是很不高兴的。（出自晚年毛泽东，他的警卫队长口述，他人执笔出版的）

你把共产主义和宗教在以上几点上进行比较，其实有点关公战秦琼。

共产主义到目前为止从来都没有在人类社会实现过，实现的都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包括苏联，也包括中国。

而宗教在人类社会已经实现并发展几千年了，并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所以，共产主义在目前只是一个理念，而宗教已经存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体系。

不错，共产党组织结构完整并相对稳定，但是共产党虽名为共产党，意思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存在并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先锋队”（理论如此，实际到底如何另论）。而不论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理念中的社会形态都距离甚远。

所以，一方面不是不赞成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提倡在可比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而乐兄所进行的比较很多都是在不可比的基础上进行的。

比如所谓“领袖”之比，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是什么样？谁知道？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和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应该区别较大，和宗教领袖更是本质不同。

比如所谓“组织架构“之比，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架构是什么样？依然不太清楚，从来也没有实现过，那么和宗教的组织结构比岂不是空中楼阁？

比如所谓“体系完整”之比，所谓体系，应该包括意识和存在两方面并有机统一，而共产主义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体系，只有一个相对不成熟理论体系和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以和充分发展并体系完备的宗教更是无法相提并论。

......

其实真要类比“共产主义”和“宗教”这个两个概念的话，最好从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这是可比的，而这种比较，得到区别远甚于雷同。最大的区别是，共产主义基于唯物主义，宗教基于唯心主义，这是最根本的。

其它，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许有一些和宗教可能产生类似的元素，但即便如此，它们之间的雷同和区别，到底谁是主要方面，谁是次要方面，也是需要在比较的同时进行关照的问题。举一个启发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后期陷入低潮，甚至可以说面目全非，风光不再，然而宗教，在有宗教传统的文明国家，虽说在某些国家不再与政权直接挂钩，但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仍然根深蒂固，相比于社会主义的昙花一现（未来如何发展另当别论），这种巨大区别不可不提，并值得深思。

总的来讲，我认为，不论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宗教理论进行比较，还是拿社会主义的体系和宗教体系进行比较，都是区别远甚于雷同。

信服铸剑兄这个说法，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的确如此。指出我观点的错误我会欣然接受，如果指出我观点的渊源、局限性和边界条件，更令我佩服。

引申一下：

哪怕是一个小学班级，如果班主任非常有魅力，而且强调集体主义，个别学生违反集体主义原则或班主任的个人趣味，完全可能被“精神遗弃”，从而逼这些学生忏悔。

有些原始部落中，触犯某些禁忌的人会被驱逐，在榛莽中会死去，罪过较轻的经过忏悔，经过某些仪式又会被重新接纳。

基根著《战争史》谈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军队，有某些特殊传统：比如纹身，某个士兵不接受这些传统酒无法融入集体，那意味着灾难。甚至军官如果被士兵认定不是“我们的人”，不管他肩膀上扛几星几花也不会被接纳。电视剧《兄弟连》中的E连连长索柏中尉就是个注脚。

集体主义是当单个成员无法面对险恶的外部环境时，一种自卫性的反应。如果外部环境友好，集体主义会自然解体，转而追求个人利益和偏好。历史上统治者利用这一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故意制造险恶外部环境，激发有利于自己的集体主义氛围。

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谁高谁下，看是不是适合当下就好了。比如抵制日货这件事，如果和日本开战或有开战危险，就应该遵循集体主义强制所有人抵制敌货；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应该遵循自由主义，爱抵制就抵制，不爱抵制随便。

我还以为：在所有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人看来，匍匐在另一个世间人脚下为奴为婢为姬为妾是极大的人格侮辱，如果跪拜在神、上帝、真主、菩萨、共产主义信仰脚下，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后世臧否，可能不那么理智，至少人格无污点。

另外说一下：

韩少功提醒历史并非文献的历史。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听话听音，说话者身份、表情、语调、口气、节奏都传达语言文本以外的丰富信息，甚至与文本表面意思相反。

薄一波回忆小时候调皮闯祸，本家叔公拿棍子紧紧追打他。薄母冲小薄喊：“跑什么跑，让你叔公把你一棍子打死就得了。”那位叔公尴尬而退。看身份、听语气，这哪里是“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分明是护犊子。

现在发现周总理在庐山会议、文革的特殊场合批判他的同事战友的档案资料，有人据此以为周总理是鲁迅说的“二花脸”或者“向问天”，是落井下石的险恶之徒，这是上了文献的当。文献本身无法还原场景，敷衍、刻意回护、避重就轻这些言语之外的意味，只有当事人明白，周公小骂大帮忙式的批判和康生那种貌似客观冷静公允、其实一剑封喉的恶毒批判肯定不同。

我们都不在场，这种情形如何得知？很简单，我看过很多国内国外合法非法的关于周总理晚年的一些资料，确实从没有看到过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亲朋回忆提及周公落井下石的，倒是毛公因此屡屡批评周公，天日昭昭，是非自有公断，周公的崇高威望高尚人格可不是邓公等人涂抹的，他在世一直到现在无人能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