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公益化谈开去（一）（完） -- 晨枫
花！
还有一点，我觉得该捐的钱还是得捐。不能因为担心被贪污就什么也不做。即使捐100块，被挪用了90块，毕竟还是会有10块钱能落到有需要的孩子们手里。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如此。。。
这样虽然傻，但是至少比光骂对孩子们的帮助大。
我这话不是针对任何人，希望大家别对号入座。
这些问题不能在教育的小圈子里看，必须放到社会的大圈子里看。腐败要惩治，违法要追究。不过中国有预算法吗？对于挪用拨款但不是贪污是怎么一个说法？违法必究的依据是什么？腐败的问题确实严重，但是说中国的事情从总体上越来越坏，我觉得并不符合现实。
大学或者向学生收费，或者向国家收费，大学自己是变不出钱来的。大学收费怎样才是合理的？按人均收入收费是没有意义的，人均收入有地方差距，人均收入和教育成本之间的差距还是要有人出钱。大学应该以教育成本收费收费。换句话说，大学应该按非营利事业机构来经办，比如说，不能有年底按今年赢利情况发奖金那样赢利企业才做的事。把学校作为股份公司那样的赚钱的营生，有违天理人情，应该被法律所禁止。或者说，赢利性的大学不能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非赢利性的大学有义务公布财政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利用名校赚钱，这是自掘坟墓的做法，迟早要受到惩罚的。即使在西方，所谓私立学校也是非营利的，收费以满足运转需要为度，不得超过。这应该是教育产业化的含义。
按教育成本收费，就有学生的支付能力的问题。要压低成本，只能压低教师待遇，或压低教学设施和教学活动质量，前者不合情理，后者违背教育初衷，两者都行不通。那教学成本和学生的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怎么办？尤其是国家没有能力填补这个差距时怎么办？如果国家没有这个财力，那只有受教育者支付。这里面没有奥妙。
教育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应该完善。品学兼优、能力出众的学生，理应得到奖学金的奖励。奖学金的来源无非是各级政府、企业、基金会、大学和个人。在北美，政府教育部门常设奖学金，数额并不很高，但发放面很广。像加拿大的Alberta省，高中毕业生平均分数在80以上的，都能得到Rutherford奖学金2500加元。这不是从省的年度教育经费中出来的，而是早年发石油财的时候设立的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里出来的。西方一般不直接从财政中出奖学金，这样可以避免奖学金受政府开支的“年景”的波动影响。加拿大联邦级的奖学金有国家科学与工程研究院（NSERC）的，数额要大一些，只要学生成绩保持优秀，可以接连得最多4年，但获奖要求要高，主要面向理工科大学生。联邦还和各省分级设立Millennium奖学金，用于奖励各科大学生，联邦和省级Millennium奖学金也可以接连得4年，只要成绩继续保持优秀。很多企业对员工子女发放奖学金，有的有成绩要求，有的只要在学就可以。更重要的企业奖学金是对外的，用于奖励有志于攻读企业所关注的领域的优秀学生。同类性质的还有各种私人基金会，用经营所得发放奖学金。大学通常有自己的奖学金，同样，钱不是从政府拨款中出来的，而是校友和社会捐赠的基金会中出来，称为endowment fund。北美大学的校友会不像中国的校友会那样，光惦记着“聚一聚”，而是每年四出联系老校友，争取捐款。捐款不是当年就胡吃海花用完，而是攒起来，只消费（主要是奖学金和校友会的公益活动）投资的收入所得。哈佛的endowment fund达到200亿美元之巨，以5%的较低的投资回报率来计算，每年也至少有10亿美元的奖学金好发。大多数常春藤大学都有类似的巨额endowment fund。个人也是奖学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个人奖学金虽然是个人出钱，获奖人并不完全由发奖人决定，还是要由大学或一定的机构推荐，否则个人直接塞钱就是了，不用费那个事，搞什么奖学金。据说美国常青藤大学近来纷纷用高额奖学金吸引优秀的穷学生，只要录取但家庭收入低于一条线，都可以减免巨额学费并获得奖学金。他们有这个条件，这些学校的巨额endowment fund的收入加起来比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都多，和他们攀比没有太大的意义。很多基金会的种子基金也是从私人捐赠开始的。中国大学没有endowment fund的传统，就是有了，有多少校友捐赠呢？捐赠的数额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关键还是在钱。校友们自己也刚刚“脱贫”，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的企业也是，说是营利多少，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除了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形式需要，不见得有多少能力大笔捐助。政府的问题更大，寅吃卯粮，广举国债，除了一些象征性的基金会，攒的几个钱还没有见到影子，已经被更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吸收掉了。随着经济情况的持续改善，有钱人良心发现的事情会多起来，捐赠财产于学校（还有博物馆、医院、音乐厅等）的会多起来，奖学金的来源会多起来。
除了奖学金外，还有助学金，也就是说，成绩不一定特别好，但都在及格线以上，但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以享受一定的助学金。助学金一般以减免学费的形式提供，有时还包括免费的课本。学生需要提供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普通家庭的经济情况怎么证明？这需要一个健全、可靠的个人报税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公正的评估，避免劫贫济奸。
对于大多数没有能力直接支付教育费用的学生，教育贷款应该是最常用的途径。在北美，大学毕业生毕业十多年后，仍然在偿还教育贷款，这是很常见的。教育贷款需要一个健全、可靠的个人信用制度，来保证毕业生按期归还。这个信用制度不光针对教育贷款，还针对房屋、汽车和生意贷款，是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金融信用对中国人是一个新概念，赖账不还似乎是一个“聪明”的举动，似乎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举动，殊不知，这劫的是所有人，因为银行的钱归根到底是你我他的。赖账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涯的开始，信用不好，以后到银行贷款就要被打回来，买房子、买汽车或申请信用卡都有问题。欠债必定追缴，除非欠债人和所有银行彻底绝缘，否则逃到天边，也有人追上门来。
很多北美家庭还是会资助子女上大学，但现在即使家庭经济条件容许，也已经很少全额资助，学生本人都要承担至少一半的大学费用，以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大学生在假期打工是支付学费的常见途径。事实上，很多高中生打工，就是在攒大学的学费。理工科大学生还有co-op制度，4年大学拆成5年读，其间夹杂3个co-op terms，到和专业有关的公司去实习。Co-op term其间，公司发工资，按年级和学业程度递进增加，但最终比正式的最低级工程师还要低一点，作为学生，这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作为公司，这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而且不用担心长期福利。只要不胡吃海喝，Co-op的收入通常足以支付后面的学费了。Co-op学生在工业界由浅入深，得到实际经验，体验理论结合实际的道理，建立人际关系，对学业和日后找工作有极大的好处，公司也得到一个不必承诺的试用期，如果满意，常常在学生毕业前就说好录用。由于打工和co-op制度，工科大学生很少有举债完成大学学业的，理科、文科和医科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除了毕业时找到工作庆祝一下，平时绝少有大学生之间请客吃饭喝酒的事情，也没有在吃穿上攀比的事情。大家的钱都来得不容易，何必自找苦吃呢？
教育开支对一般北美家庭来说占多大比例呢？这么说吧，买汽车是很大的一件事，一般家庭在20年内买3-4辆汽车并不罕见（卖出二手汽车没有几个钱，10年车龄的车能收回同等新车的25%就不错了），很少有人积攒20年的钱再买汽车，但为了子女的大学教育，一般家庭都从子女还小的时候就开始积蓄，为了帮助子女完成大学，通常还要推迟退休时间。上大学是很费钱的一件事，不是省几个零用钱就能打发的。
指责别人永远是容易的，情绪化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多，但解决要靠一件事一件事去做，而不是指责和说怪话。
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券只有学校体系基本建立，质量大体均等，学生有条件择优入学时，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学校还没有建立，或新建立但设施不全，如何吸引学生？如何得到任何教育拨款去完善？大量吸引学生的学校也有问题，为了预估入学量，必须扩建设施，这要时间，在扩建过程中，教学要受到影响。这还不是普通的商业竞争，劣势学校甚至没有“降价促销”的选择，最后只能是“鞭打快牛”。
加拿大中小学也是划区入学，只有对特定课程有特殊要求时，比如要求入法语学校（French Immersion），才可以挑。不因为别的，免费的学校校车不可能到处去接送学生，只能分区。高中就没有这个限制，爱上哪里就去哪里。
主要是考虑到不同阶段教育的目的性是不同的。
初中以前，涉及到全民素质，是打底，这个应该由国家主导。
但是到了高中、大学，特别是大学，教育的重点已经逐步从“素质”转向了“投资”。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能够简单的满足于知识的掌握，更应该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考虑投入产出。不单单是国家、社会要考虑，更重要是是，所有参与接受教育的人更应该考虑这点。
应该特别鼓励私人基金的介入。
对于产出，也就是大学毕业生，由招聘的公司来验货。
关于把腐败问题引入讨论，腐败问题是社会广泛存在的问题没错，但涉及讨论纠正教育弊端想绕开不谈怕不成，如乱收费问题，避而不谈的讨论是在空对空。如善款腐败问题，象地主那样的想法的捐款人有多少，不讨论整治的办法任凭腐败下去只能是看着继续捐的善人越来越少，灰心撒手的越来越多。
慈善机构善款不在金融市场中牟利才是不正常的行为，是对捐款人负责的表现。
我认为善款不能在金融市场牟利，所谓对捐款人负责的说法是强奸捐款人意图。
首先善款中有很多是捐款人指定用途，指定受益人的款项，这样的款项能牟利吗？这部分善款比例有多大，我不知道，恐怕不会小。
其次，既然捐出善款，我认为捐款人就不会再想到牟利，所谓通过投资获益扩大善款是善款机构的自以为是，是强奸捐款人本意，或者国外有这种善款机构，但那是善款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是有很深的信赖关系的，国内的“公立”善款机构具备这些条件吗？
再次，善款的安全性是绝对重要的，虽然善款机构是个钱款集中分散的中转站，可以卯吃寅粮，但是金融市场无风险获利的事容易吗？一次失误足以让你信誉扫地。哪个牛人敢担保无条件赚钱他肯定是骗子，除了存银行吃利息之外有何投资渠道可保证不受条件（如占用时间，地域）限制获益？。
学生失学问题不能忽略主观因素。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想读书读不起书，确实有那么一批孩子家长不想读书。为什么呢？没用！你要一个农村孩子学政治地理有什么用？能够学点将来可以挣钱的技术才是合理回报
这样的情况有哪怕一点点的普遍意义吗？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去学技术！父母希望孩子是文盲？希望这仅仅是辩论中的说辞，要不然对这想法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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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找信得过的机构捐款。
以前河里有个链接，心守家园，捐款人的款项直接到学校当学费，我觉得就很踏实。学生每学期都有信来，报告学习成绩。还有那些义务工作者去查看学生的家庭情况。
1、之所以不谈整治的办法是因为这是这个讨论范畴之外的问题，并非否定整治的迫切需要。无非是因为放在一起是一个张飞打岳飞的问题。
至于捐款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在下正好在OCEF海外中国教育基金做义工，我所了解的情况是OCEF以及其他兄弟组织的情况是捐款近年一直在高速增长。为什么呢？腐败也不是万能的，既然人们不满意，一定会有解决方案出现，有些当然是局部的，长期看还是可能有全局性的。
2、如果我把“牟利”换成保值，可能你觉得容易接受很多。红会啦，WWF啦，SERRA CLUB啦这类慈善机构的钱大多放在基金里面，我个人还没有听说过那个慈善机构的大头捐款存银行的。当然，象OCEF这样的组织在国内NGO里面已经算是大的，去年收入才20万美金，那就没必要搞投资，转眼就花完了。如果有上百万收入还存银行多少就是问题。是否存在“安全”的投资方式？要看怎么比，最安全应该买美国财政债券，存银行也不算。可即使是买国库券，一样可能亏钱，因为利率相对通胀会变成负增长。所以绝对安全不存在，相对安全来说，国际市场上还是有很多工具。
这里我提一下捐款人意愿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慈善机构中特别突出，就是捐款人对款项用途往往有特别明确的指向。具体点说“每一分钱都花到孩子身上”。其实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是不可能的，别的都不说，汇款本身有没有成本？国际慈善机构的运行费用在50％以下就可以算表现不错的了，OCEF去年的运行费用大约5％，是不是很好？
这个很好要看怎么说了。从捐款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比较满意，但是对孩子们未必是最有利的。现在我们在国内的调查监察都是国内义工自己承担，几十个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天南海北，跑下来时间和金钱成本有多少？有多少义工可以这么跑？现在是心守家园的周老师一个人跑了大多数资助点，要不就完了。结果是，资助的孩子越多，OCEF的资料汇总做的越差，不可能向捐款人提供许多承诺的信息。最终，可能需要考虑控制资助规模，有钱花不出去，花不出去就不募捐。这对失学的孩子有利吗？
在北美的运行来说，宣传要不要花钱？机构的电子平台要不要花钱？财务审计要不要花钱？说起来北美OCEF连一个真正的办公地址也没有，车库就对付了。现在是能不花就不花，一毛钱能对付的决不花两毛，那么运行费用是控制下来了，但是运行效率也一起下来了。如果，只是如果，我们在北美中文电视台上登一次广告，效果会如何？每月播一次，效果又会如何？每周呢？话说回来，要是捐款收入真的大量涌入，纯义工组织还未必应付的了。所以中国的民间慈善机构有玻璃天花板，这是无法回避的。
这里提到的捐款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信任问题，牵涉到了思维方式。“每分钱都花到孩子身上”要是狭义理解，最终是“没有几分钱能花到孩子身上”。这个过程中，主要得到满足的是捐款人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孩子的求学需要。
3、你说文盲就是极端化了，文盲怎么学技术？我说的是，做农民干嘛需要知道陕西省会在哪里水的分子结构？说白了，做农民，能识字会基本算术，这就可以过活了。99。9％的农村孩子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离开农村和土地，让他们学会用科学方法种地学会木匠学会烧砖学会盖房子，远远比让他们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历史选择来得实际。我无意鼓吹改变义务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是义务教育可能是很多人接受的唯一教育，那么应该更灵活的结合生产技巧。不要说孩子们应该享受童年享受知识，他们不上学的时候就在家里干活，而且不知道有更好的干活办法。
OCEF在国内资助了50多个点，只有东北一个点教孩子们当代农业技术，教孩子们手工和小机械操作，这个点的学生毕业了很受欢迎。你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普遍意义？
到农村去看一看，哪怕只是一两天，看法就会改变很多。要不要参加我们的06年监察行动？：）
身在海外的人的故国情怀，总希望看到祖国美好的光鲜的形象，但这里讨论的是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之重负问题，每人的看法角度不一，恐怕免不了对教育弊端的批评指责，如无认清错误也谈不上改正错误。
事实上关于教育问题的负面评价媒体上网上到处都是，而正面评价几乎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民意的反应，财政投入不足也是共识，有很多文章都是有翔实的论据和扎实的论证，而且胡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摘的前教育部长陈至立的报告足以说明。
从科技和教育发展总体水平看，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增大教育投入比例
说说关于教育支出是否合理的一些观点。
首先说一下，关于现在教育的种种弊端由十几年前发端，长期恶化的结果，这两年胡温从财政支持和行政手段方面花了力气整治，但是势头有没有扭转，我不好说。或许还需要时间。
这里先说远一点，财政的作用
第一，国家通过财政可以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财政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国家通过财政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对财政收支数量、方向的控制，有利于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及结构的优化，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财政可以有力地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科教文卫都属于事业单位，他们或者没有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有限，必须依靠财政的大力支持。
第四，财政有利于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建设支出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财政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社会分配进行着广泛的调节，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五，财政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保证。雄厚的财政实力可以有效地调节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巩固国家政权，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
这是在网上查到的，可能国内的财政学的教科书关于“财政的作用”基本如此，对照此定义，下面两种说法正确与否大家自可下结论。
收入转移也是双刃剑。一方面确实可以缓和一部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对合法致富者的一种强力剥夺。如果在使用税收手段的时候单纯强调劫富济贫，我觉得不但没有道德上的正确性，最终也只会导致没富可劫。
国家税收的目的不是强迫富人回馈社会，而是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行。社会公正不能逆向歧视，这不是公正。
至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不是劫富济贫，我的看法正相反，是劫贫济富，医教改革，农民问题，征地政策，税收及财政支出的倾斜方向等，胡温的和谐社会论就是对此的矫正。说起来头绪太多，不在这里多说了。如想讨论或另开帖子为好。
由此迩来基于“劫富济贫”做出的论述我认为都是无稽之谈。
政府的钱哪里来？最后还是从老百姓那里来，政府自己是变不出钱来的。这个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政府通过税收的钱来办教育，这就一定比老百姓直接掏钱受教育合理吗？不见得。政府的税收是普遍的，不管现时是否享受教育的好处，都 要交税。换句话说，是所有人贴补部分人。老百姓直接掏钱，则是自己贴补自己。从理论上讲，通过税收最后享受，间接地支付自己的教育费用，有在时间上 分摊的好处，这是老百姓直接掏钱所没有的。不过直接掏钱也是“一次性”的，不是永远没有尽头的“阎王账”。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老百姓的关系直接相关度不大，是和企业的相关度最大，另外还有内外举债，企业是税收收入的主体，而企业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外资。国营。集体。私营等），个调税在税收的比重很小。
国家财政支出的构成是国家行为意志的清晰体现，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行为远重于医教社保的社会行为，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选择了后者，虽然经济成果巨大，但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的后果，这是江朱留下的政治遗产，胡温在消解这个包袱。
在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体现：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COLOR=red]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COLOR]
从1993年到2004年的12年中，有10年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且乡镇和村级的教育经费80% 来源于农民的农业税提留和摊派，就是说财政只惠及于县以上学校。这几年的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很大部分是为了给地方的教师支付基本工资。
而高于的这两年应在2002~2004中的两年，因为重估2003年GDP而使某年比例降低，因为数据的口径和来源不一而较为混乱。尚待整理。
一些有关文章链接：
对国家财政的作用，我们的理解没有差别，差别在于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国家财政被赋予的使命。还有一点是：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的职责分割和税收转移问题，这很少有人提到，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还是留给专家来深入谈吧。
大眼兄屡屡提到过去的中国财政是劫贫济富，能不能展开谈谈是如何劫贫济富的？税收的劫富济贫是通过递进税率来实现的，相信中国的税制也是这样的，大眼兄有何比这更好的办法？该不是限定最高收入，余下的统统归公吧？
有这个想法的人应该不少。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我们扯远了，呵呵）。企业的税收是企业成本的一部份，交了税，发给员工的钱就少了，出售的产品价格就高了，最后还是落到你我他的头上，一个子也跑不了。从企业收税最后等于从你我他头上间接收税，没有“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老百姓的关系直接相关度不大，是和企业的相关度最大”的事。钱到手了由被税务局抽走，是很可恨；钱还没有看到，已经被税务局抽走，其实结果一样，但是眼不见为净。中国过去没有个人所得税，统一工资其实这是最重的税，差别是你还没有见到钱，税已经抽走了。而且这还不是递进税，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多劳多交，所得的事完全一样的。历史证明，这个模式行不通。
有什么条件作什么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又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过去在经济和政府行为上重效率轻公平，那是没有钱尽快攒钱的必要，没有谁不喜欢做散财童子的。今天胡温可以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江朱建立起一定的家底。把现任领导人的成就也前任断然割开，是漠视历史的作法。胡温今天能够“大手笔”做这样做那样，和江朱、邓赵、毛周都分不开。
中国的教育开支偏低，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提高。但是如何提高，拆哪一堵东墙来补这堵西墙，不谈这个，空谈应该，这是没有用的。
慈善机构不是转帐机构，不是一手结果捐款，一手尽数发放给需要的人。为了保证慈善资助的稳定和长期性，慈善机构必须把资金用去投资。由于慈善基金的特点，投资应该是低风险的，投资所得用于慈善款项的发放。不光慈善基金，退休基金也是这样运作的。如果捐款人不理解这个运作方式，可以解释；如果对这样的运作方式不满，可以另辟蹊径；如果对慈善基金的投资管理不满，可以指责。但对投资这件事本身指责，没有道理。
至于讨论教育是不是一定要把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扯进来，可以扯进来的远不止腐败，事情从来都是相连的，教育更是，政治、社会、文化、历史都可以扯进来，哪里是头呢？站得高、看得远是好的，但是问题还是要一个一个讨论，一个一个解决。
教育产业化当然不止收费这一头，大学这一头也有很多事情要理顺。
大学不是不可以办公司，但大学的公司和教学要分开来，大学仅作为股东而已，而不是一条裤子两个人穿，行政上和人员上一定要分离。大学经营公司的目的是贴补教学科研经费，而不是赚钱。
科研分成是一个极坏的做法。大学教授搞项目，申请到资金，可以雇佣研究生，可以购买设备，可以用于调研，但是不能给自己发津贴、奖金，这是拿双份工资，是conflict of interest，除非大学教授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校外的设施搞科研。研究生工资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制度，研究生的收入应该从教学辅助活动（批作业、带实验、课后答疑）和科研活动中自己挣来，否则，纯消费者还要拿津贴，这是什么道理？大学教授搞咨询的收入可以归自己，但应该用业余的时间，如果占用学校的设施，应该适当交使用费。
学术道德现在是一个谈论得很多的问题，这不是孤立于大学的问题。警察有腐败，法官有腐败，新闻记者有腐败，政府高官有腐败，为什么大学出现腐败就那么不可思议？人们不可以一面以“xx比我们腐败多了”作为搪塞，一面指责别人的腐败，一面自己腐败。问题有存在的土壤，不等于可以对问题坐视不管。学术道德的端正最终不在法律手段，而在于行业自律。北美大学的教授在“熬”过助理教授期后，就是终身制的，除了犯法或涉及学术和职业道德问题，不能解雇，而大学的学术纪律委员会就是管学术和职业道德的。如果有人投诉学术和职业道德败坏，学术纪律委员会像法庭一样，有投诉方、辩护方、陪审团，如果确定罪名，被告将被解雇，并永远不得录用。有这样记录的人，再要在学术界混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纪律委员会也可能出现腐败，但要是桶到舆论界，整个大学的声名就毁了，校方不可能不采取严厉的纠正措施。当然，诬告也有相应的处罚。制止学术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排除腐败的土壤，割断裙带关系，形成健康的竞争和监督。中国的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留校是一个历史问题。北美的大学教授基本上不可能是本校留校的，至少要到外校获得研究生学位，或者在外校或工业界工作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毕业后直接留校应该严格禁止，已经留校的也应该鼓励适当流动。留校容易引起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在行政上也容易带来师生或同学之间的颜面问题，影响必要的独立判断和决策，有害无益。
大学到底应该是面向精英还是面向全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比较清楚了，应该面向全民。那就应该扩大办学规模，给更多的人入学创造条件。大学扩招的大方向是不错的，具体做法可以改善。大学迅速扩招，必然带来师资不够和平均师资质量下降，和教学质量的下降，这是简单的供需平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除非天上能掉下大馅饼来，解决办法只有给予一定的时间，大浪淘沙。大学扩招的另一个副产品是专业设置混乱，有些专业供过于求，毕业生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包分配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大学生选择专业在某种意义上和农民播种一样，你可以听人家的介绍和推荐，但最终要你自己拿主意，如果播错了种，种出的东西没有市场，最终的责任不在种子公司，在你自己。保证就业不是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也没有本事保证就业。
大学扩招还有一个问题：扩招后，到处都是“学术型综合大学”，国家急需的大专反而减少。这不仅是教育界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不错，工业界现在开始体会到高级技工的需求了，但是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自视不凡的独子，中国人档子观念本来就严重，多少家长和学生愿意放弃更“高档”的大学，而屈就大专呢？说到底，大学（或大专）的供需是学校和学生之间，而不是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大专的发达程度不取决于多少单位用人，而取决于多少学生入学。只有等到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供需关系平衡了，大学、大专的比例才能摆正。
由于历史的原因，质量较好的大学常常集中在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些大学由于历史和实力，得到国家的大力资助，锦上添花，继续和边远地区或新建的大学拉开距离。外地考生常常要克服不尽合理的录取线，才能进入这些“精英大学”，而本地学生则享有“不合理”的优先录取权。如果国家（指中央政府）的拨款是这些学校的主要甚至基本来源，那这样的做法确实是不合理的。如果用比例或名额来限制或保证地区差别，那就更不合理了。再推而广之，教育部或省教育厅办大学也是遗留事物，为什么部委不办企业了，教育部门还要抓着大学不放呢？大学应该由自己的理事会管理，教育部门管拨款和审计，地方财政的拨款应该成为大学拨款的主要来源。为了保证地方有足够的财力发展高教，可以适当调整税收结构，中央和省市分级负责，谁也没有必要大包大揽，更没有必要统收统拨。由省市地方财政为主要拨款来源的大学，在学费和录取上优先本地学生，这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老少边穷地区的财政受中央补贴，本地大学的中央拨款比例实际上比发达地区还要高，有助于缩小大学之间的地区差别。
教育产业化可以有一个例外：对外国学生的收费可以是盈利的。外国学生本人和家庭对本国的税收没有贡献，没有理由享受和本国学生一样的教育补贴。在大学拨款主要来自本地财政时，对外地学生也可以考虑适当增收学费，补足本地财政拨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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