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3：赵鞅——鼓音不衰 -- 桥上
赵鞅是传奇人物，先秦典籍多有涉及，例如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山狼传》中，那位赵简子就是赵鞅：
赵简子大猎于中山，虞人道前，鹰犬罗后。捷禽鸷兽，应弦而倒者不可胜数。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垂手登车，援鸟号之弓，挟肃慎之矢，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简子怒，驱车逐之。惊尘蔽一，足音鸣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马。
由此可见，在那时人们心中，赵鞅是多么威风。
而在著名的一篇《国语》中，赵鞅（赵简子）还因为敲着玉佩炫耀，被楚国的王孫圉训了一顿：“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楚語下》7）
由此可见，在那时人们心中，赵鞅是多么嚣张。
不过我感觉实际的赵鞅可不是那种狂妄的纨绔子弟，面对复杂的晋国政局，是他在各家残酷的竞争中，坚忍不拔，让赵家最终得以胜出。
赵鞅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这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父亲赵武之子赵成在世的那些年；第二阶段是赵成去世后赵鞅担任晋卿的那些年；第三阶段最重要，是范献子（士鞅）去世后赵鞅动手整合赵家各系的力量，却触发了邯郸系的叛乱，还引来范-、中行-两家的攻击，最终在东阳一带与邯郸系结为一体。但赵鞅最终平息了叛乱，把邯郸系连同范-、中行-两家一起消灭，使赵家势力大大扩充的那些年；第四阶段则是赵鞅的晚年。
————————————————————
一、
赵鞅的爷爷是赵武，赵武和其父赵朔一样也娶了一位公主，所以他的嫡子赵成和他一样也“長于公宮”。
赵成不是长子，所以字景叔，但母以子贵，他仍然是嫡子。也因此，当正担任中军元帅的赵武于公元前五四〇年年初（鲁昭公元年，周景王四年，晋平公十七年），去世时，他还年纪很小，“未及教訓而嗣立矣”。
但由于赵家的势力，赵成还是直接当上了中军佐，由赵家的老朋友韩起当中军元帅。不过此时反正是六家卿分任三军将佐，除代表执政的中军元帅之外，其他的卿所统领的到底是哪一军并不重要。
也由于赵成年幼，又“長于公宮”，非常娇贵，所以一直没能真正建功立业，晋国一直是由上军将荀吴在外东征西讨。
这中间晋国两度换了国君，公元前五三二年（鲁昭公十年，周景王十三年，晋平公二十六年），晋平公去世，晋昭公继位。公元前五二六年（鲁昭公十六年，周景王十九年，晋昭公六年），晋昭公去世，晋顷公继位。
赵成在公元前五一八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晋顷公八年）去世，享年约四十五岁。留下了年约二十五岁的儿子赵鞅（赵简子）。最近发现的太原-金胜村-晋卿墓墓主之“赵孟”据说很可能就是赵鞅，据测定该人去世时七十左右。估计赵鞅生于鲁襄公三十一年，当公元前五四二年，死于鲁哀公二十年，当公元前四七五年，则赵鞅享年六十七岁。
————————————————————
二、
赵成去世第二年，公元前五一七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周敬王三年，晋顷公九年），约二十六岁的赵鞅（赵简子）就代表晋国在黄父会见诸侯，商讨如何安定周王室。当时周敬王被弟弟王子朝赶出了王城。
公元前五一四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周敬王六年，晋顷公十二年），晋国灭祁氏、羊舌氏。执政韩宣子卒（其子韩不信），魏献子为政。荀吴或死。
公元前五一三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周敬王七年，晋顷公十三年），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铸刑鼎。
在此前后，鲜虞进入晋人的射程，成为晋国的主要对手之一，晋人多次与之交战，互有胜负。
公元前五一二年（鲁昭公三十年，周敬王八年，晋顷公十四年），晋顷公卒，晋定公继位。
公元前五〇九年（鲁定公元年，周敬王十一年，晋定公三年），晋国执政魏舒卒于宁（其子魏曼多继任族长）。范献子（士鞅）为政。
公元前五〇六年（鲁定公四年，周敬王十四年，晋定公六年），诸侯会于召陵，侵楚。盟于皋鼬。吴入郢。
在此年或其后不久，“晉師大疫且飢，食人。”（《系年》第十八章），因此，晋人没能在楚人的失败中占到太大便宜。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周敬王二十二年，晋定公十四年），晋国执政士鞅或卒（其子范吉射继任族长）。
在这一段，赵鞅没有什么作为，甚至“铸刑鼎”都被蔡-史墨认为不是他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估计赵鞅其实并不是真的无所作为，他是趁着这一段时间整合好了他这一系赵家的内部，以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竞争。
到士鞅死后，晋国执政的位子落在了知跞头上，此时赵鞅应该已经四十四岁，他要大展身手了。
————————————————————
三、
下一年，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定公十五年），赵鞅杀邯郸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这是赵鞅先拿邯郸系开刀，力图把赵家整合为一体。结果触动了范家与中行家的利益，于是在两家的围攻下：“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定十三年经》（p 1588）（11130005））（129）。
但在这个关口，范、中行两家却愚蠢的攻击了晋定公，让晋国的“国人”——其他各家族的族长都倒向了赵家那一方；于是这两家被击败了。范、中行这两家的首领只好逃去朝歌，与邯郸互为掎角：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定十三年经》（p 1588）（11130006））（129）。
于是赵鞅又回来了，“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定十三年传》（p 1591）（11130204））（129），恢复了其地位。
至此，晋国原有的六家卿（赵、范、中行、知、韩、魏）共治的局面就变成了四家卿（赵、知、韩、魏）共治。此时四家的族长分别是赵鞅、知跞、韩不信、魏曼多。
但是范、中行两家以及赵家嫡系邯郸那一支还占据着东阳一带，并且他们得到了齐、郑、鲁、卫等各家诸侯甚至周王室的支持，不把他们打下去，赵家就站不住脚。最终赵鞅依靠赵家自己的力量，十余年中，“鼓音不衰”，终于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势力，稳定了各家诸侯，逼迫周王室杀掉了反对赵家的大夫苌弘，拿到了邯郸，后来成为战国时赵国的都城，为赵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中关键一战是“铁”之战，尽管当时军队统帅自己上阵的情况已逐渐减少，可这一战赵鞅仍不得不亲自上阵，虽然被打得“伏弢呕血”也得坚持作战，终于打败了郑国军队的主力，阻截了几家诸侯对范、中行两家的支援，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铁”之战的重要性还在于赵鞅在战前的“誓辞”中应许了如果能够立功，“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原来不能做官的“庶人、工、商”可以做官了，原来没有人身自由的“人臣隶圉”给予人身自由）。这首先反映赵鞅在此战中大量使用了不属于“民”的“人臣隶圉”参战，这恐怕是过去未曾有的，因此才出现了战车不足、徒兵比例较大的现象。就是说是，兵员不足是用“人臣隶圉”来填补了，但战车可填补不上。这样一来，军队的构成也就不一样了。同时，立功者“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一举措大规模泯灭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可能将彻底颠覆当时的社会秩序，我觉得这才是赵鞅后来名声不佳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晋定公十九年），“铁”之战的下一年，知跞去世，其子知申继任知家的族长，大约四十八岁的赵鞅终于当上了中军元帅。
————————————————————
四、
公元前四八五年（鲁哀公十年，周敬王三十五年，晋定公二十七年），夏，赵鞅帅师伐齐，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
公元前四八二年（鲁哀公十三年，周敬王三十八年，晋定公三十年），单平公（代表周天子）、晋定公、吴夫差会于黄池。这次盟会晋国方面实际上是由赵鞅主持，所以在七年后吴王夫差被越国围住以后，赵鞅还减损了自己的饮食，预先表示哀悼，把自己和夫差相提并论。
公元前四七八年（鲁哀公十七年，周敬王四十二年，晋定公三十四年），赵鞅围卫。冬十月，复伐卫。
到此时，后来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疆域在赵鞅手里已经初具规模。
公元前四七六年（鲁哀公十九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晋定公三十六年），知申或卒（其子荀瑶）。
公元前四七五年（鲁哀公二十年，周元王元年，晋定公三十七年），十一月，越围吴（最终灭吴）。同一年，赵鞅或卒（其子赵无恤继位）。荀瑶为政。晋顷公卒，晋出公继位。
赵鞅这么个据说非常飞扬跋扈的人，却选了貌丑而阴沉的儿子赵无恤作继承人，而且不是他的长子，但这个儿子确实实现了他“无害赵宗”的目的：
荀瑶（知伯）帅师围郑，将门，知伯谓赵孟（赵无恤，赵襄子）：“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哀二十七年传》（p 1735）（12270501））（141）
上面这一段是《左传》的最后一篇。
以下则是《资治通鉴》的开篇。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陽，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陽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陽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陽。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陽也。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
1988年，在太原-金胜村，发现了一座春秋大墓，墓内棺和第二层套棺之间，发现4件与众不同的兵器。其中一件刻有铭文“赵孟作御戈”，当是墓主人生前自用的兵器。据此命名此墓为赵卿春秋大墓，认为墓主很可能就是赵鞅。下面“赵孟作御戈”的图片出自《赵卿春秋大墓，文物精美墓主身世迷离(3)》：
赵卿春秋大墓还出土了一个行军灶：
灶体作虎形，灶口铸为虎口状，烟囱（即“突”）铸成上翘的虎尾状，共四节，以子母口相衔接，不用时可拆下分装。四节烟囱完全接续起来时整个灶体高达1.62米，且作了专门的设计，可防止烟囱口的风倒灌进灶口。灶膛无底，上承一甑一釜，分体未连铸，不用时可将甑拆下倒扣在釜上，减小占地面积。仔细观察，灶膛内还有用于挂泥搪灶的小凸齿。用泥搪灶，一方面可以隔热，防止人被灶体表面烫伤，另一方面可以集中热能，提高热效率，便于更快地煮熟食物。这件虎头灶的灶体两侧还铸有提链，方便移动，可见是一件实用的炊具。国内出土的陶灶很多，秦汉、六朝时的灶的模型更是常见，但是先秦时期的灶，尤其是青铜灶，这是目前为止所知唯一的一件。以上说明及以下图片出自《晋国宝藏--湖北省博物馆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
太原赵卿墓的墓室在发掘出土时已经塌方，但依稀可看出其一椁三棺的墓葬形制。图中的左下方堆着青铜乐器，可看出是一套编镈，图中右方是大多数青铜礼器，中央部分（图中中央略偏右方）的位置是赵卿的内棺，可以看到赵卿的遗骸下方铺了一层用于防腐的朱砂，身上堆满了玉器，图片上可以见到一些玉璧和玉璜，在相当于腰部的位置，还可见到两枚鎏金的铜带钩。《墨子节丧》篇曾描述战国初年时诸侯、大夫厚葬的情景时说“及诸侯葬，虚车（库）府，金玉珠玑比乎身”，赵卿墓美仑美奂的地下世界即是对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解之一。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尽管在身上铺了朱砂，在身上堆满了玉器（古人认为这两件事物都具有防止尸身腐朽的神奇作用），但是赵卿的尸体还是由于朱砂中水银的渗透、腐蚀而朽化成灰了，他只保留下来了几颗牙齿（以上说明及以下赵卿墓的墓坑现场照片出自《晋国宝藏--湖北省博物馆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
————————————————————
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说起来也算是战斗的青春了。
晋国原本有取代周朝的能力，可惜因为晋无公族，失去了国家控制权，结果弄了个三家分晋。
一：士鞅和赵鞅之间记得是智氏为执政？处理邯郸氏应该是这个时候，否则赵鞅作为执政，韩家的支持还被群殴，真可以跳河去了。
二：董安于记得也是战后被智氏逼着处理的，不是倒过来，牺牲他换取韩魏支持吧。
总觉得赵鞅跟之前的祈家一样，操之过急，要不是范中行两家跟别的四家关系太差，赵家这次就彻底完了。联想到之前也是被士鞅耍得团团转，他的政治眼光似乎一般。
另外智家为啥没有及时跟魏家搞好关系呢？败笔啊。
已经修改，还请您多多批评。
操之过急似乎是的，您指出与祁家有类似之处，我原来没往那方面想，谢谢。要说起来，祁家那还算是很有道理的，赵鞅这次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昭十五年传》：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p 1371）（10150701））（114、125、129）
我的粗译：
当年，在我们昭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二七年，周景王十八年，晋昭公五年），十二月，晋国的荀跞（文伯）前往周王室那里，为穆后送葬，籍谈做他的副手。葬礼完成，换下了丧服，周景王设宴招待荀跞。在宴会上，用来斟酒的是鲁国进献的壶，于是周景王借机向荀跞提出：“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伯父家里的啊，各家诸侯都能进献一些彝器给我家，为什么只有晋国不来进献呢？）”
荀跞没法回答，就对籍谈作揖，请他来回答。于是籍谈回答说：“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当初这些诸侯受封的时候，天子都赐给他们镇国之宝，所以这些诸侯也会向王室进献彝器。只有晋国，远居深山，与戎人和狄人作邻居，远离王室，天王的威力到不了那里，我们对付那些野蛮人都来不及，还顾得上进献彝器吗？）”
周景王也生气了，就训斥他说：
叔父家里的（叔氏）啊，你忘了吗？晋国的先祖——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嫡亲弟弟，怎么会没得到镇国之宝？文王阅兵使用过的密须之鼓和大路（专车），武王战胜商人时所用的阙巩之甲，这都是唐叔受封时成王赏给他的镇国之宝啊。唐叔有了这些镇国之宝，才能镇住那些野蛮人，在那个上应参宿的地方站住脚。后来襄王又把自己的两辆座车赏赐给了文公，还赏给他鏚钺和秬鬯（酒）、彤弓和虎贲，文公得到了这些，还得到了南阳之田，以此成为东方的霸主，这不就是这些镇国之宝起了作用吗？
对手下的那些臣子，天子会赏赐功勋，不忘劳绩，封给他们土地人民来奉养他们，送给他们祭祀的宝器帮助他们，赐给他们车辆服饰以表彰他们，赏给他们旌旗标帜以荣耀他们，这些诸侯子子孙孙都不忘记天子的赏赐，这就是所谓“福”啊。如果没有这些天子赏赐的“福”和“祚”，哪还有晋国的叔父啊？
而且，叔父家里的，你的先祖孙伯-黡就负责总管晋国的典籍，以此帮助治理晋国，所以才有你“籍”这个“氏”。一直到辛有的第二个儿子叫‘董’的去了晋国，晋国才有专门的史官‘董史’。你的先祖既然总管典籍，你怎么能忘记这些呢？
籍谈听了这番话，完全被镇住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等这些客人走了以后，周景王还不依不饶，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一些补充：
这里的“伯父家里的”（伯氏）是指荀跞，周天子管所有的同姓诸侯都叫伯父或者叔父，管所有的异姓诸侯都叫舅父，突出了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进而对这些诸侯的代表也称之为伯氏、叔氏、乃至舅氏。荀跞代表晋昭公前来，所以周景王称他为伯氏。类似的，“叔父家里的”（叔氏）是指籍谈。我感觉，当时的“氏”大体意为“那里”、“那些”。
籍谈的儿子籍秦后来倒向了叛乱的范、中行-一方，终于死在了与晋国军队的战事中，下距此时三十一年。
————————————————————
《昭二十九年传》：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p 1504）（10290501））（129）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p 1504）（10290502））（129）
我的粗译：
十四年以后，我们的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一三年，周敬王七年，晋顷公十三年）冬天，晋国的赵鞅（赵简子）和荀寅（中行文子，中行寅）率领部队在汝滨筑城，从那里把一鼓铁运回了晋国，用来铸刑鼎，在上面刊刻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
孔子（仲尼）得知此事后评论说：
晋国会灭亡了吧！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度”。晋国本应遵循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以此来管理他的“民”，卿大夫则根据自身的地位遵行应有的法度。这样“民”就能尊敬贵族，贵族就能保住其家业。贵贱之间不会混淆，这就是所谓“度”。文公就是根据这个“度”划分了下属的职守，制订了被庐之法，就此成为盟主。
现在放弃了这个“度”，另铸了刑鼎，“民”只会关注鼎了，还怎么会尊敬贵族？贵族又靠什么来保守其家业？贵贱无序，又靠什么来治理国家？何况宣子的“刑书”是从“夷之蒐”（杜《注》：“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军帅，贾季、箕郑之徒遂作乱，故曰乱制。”）制定出来的，是晋国之乱制，为什么要推行这个法？
蔡-史墨（蔡墨，史墨）也评论说：
范家和中行家会灭亡了吧！中行寅身为下卿，却干涉到上级所负责的领域，擅自制作“刑器”，使之成为国法，这是挠乱法制。还有范家，改易国法，也是破家灭族的大罪。至于赵家，赵孟也参与了此事，但算是不得已，要能广施恩惠，就可以逃脱惩罚。
一些补充：
就是在“夷之蒐”中，赵家的族长头一次当上了中军元帅，他们可绝不会认为那是“晋国之乱制”。
不过，也许赵鞅就是因为听说了孔子的话，后来在“铁”之战中，才会应许下如果能够立功则“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那也可算是不得已，是为了要逃脱惩罚才广施恩惠的。
杨伯峻先生注“遂赋晋国一鼓铁”曰：
鼓为衡名，亦为量名。《礼记曲礼上》，“献米者操量鼓”；《管子地数篇》“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云，“鼓，十二斛”，此鼓为计容量之单位与器皿。《孔子家语正论篇》亦载此事，《注》云，“三十斤为钧，钧四为石，石四为鼓。”则以鼓为重量单位，当时之四百八十斤。《小尔雅》说同。许慎《五经异义》以四十斤为斛，若如此，则十二斛亦四百八十斤，衡量与容量相合。倪倬《读左琐言》略明此而不敢肯定。
杨伯峻先生注“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曰：
杜《注》：“范宣子刑书，中既废矣，今复兴之，是成其咎。”依杜《注》意，易谓改变。范氏之法本废，今中行寅复行之，是改易也。但范氏之法废，《经》、《传》未载，不知是否杜氏揣测之言。易之，谓范氏改易被庐之法。
杨伯峻先生于蔡-史墨所言之后注曰：
杜《注》：“铸刑鼎本非赵鞅意，不得已而从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祸。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传]。”《注》文脱“传”字，依文义增补。
“汝滨”（杨注：汝，汝水。十六年《传》云“楚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齐语》谓齐桓公“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可见汝水为楚、郑交界线。#杜《注》：“行善法，故能启疆，北至汝水。”哀十七年《传》云：“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汝滨，晋所取陆浑地。”汝水出河南-嵩县东南天息山，东北流经汝阳、临汝，又东南经郏县、襄城与沙河（古溵水）合。#杜《注》：“楚欲使蔡徙国在江水（长江）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权听命，故楚师还。”#谓开拓楚之封疆至于汝水。），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7，北纬34.2（嵩县-陆浑村以东汝水之滨一带）。
“被庐”杨注：“被庐，晋地，不详今之所在。”
“夷”（杨注：夷，采地名。文六年《传》晋蒐于夷，即此地。今地阙。至隐元年《传》“纪人伐夷”之夷，则为国名，与此非一。夷诡诸，周大夫，以采邑为氏。《积微居金文说》卷七谓夷为姜姓国。），估计其位置为：东经35，北纬113（黄河北，南阳某处）。
感觉士匄士鞅时代，范家和赵家走得还是很近的，比如邯郸氏的婚姻（跟中行氏），范宣子刑书（赵鞅主动也好，被迫也好，总之是参与了，等于是三家合起来向执政示威），还有范吉射去赵鞅家游园出主意，都是关系很近才会发生的。
然后，突然地，就崩了。。。
另外一个是魏家，感觉没出过啥人，突然到了魏舒就很大一股势力了，以至于士匄不得不收买，然后也没看出来跟哪家走得近（看看范中行的联盟，韩赵的世交），魏家和智家难道就没啥想法？
赵家和邯郸，也无征兆，也许就没记录下来吧，或者被删了，好像至少赵家或亲赵家的人删过。或者赵家嫡庶易位在私下积攒了不少怨恨。加上赵鞅处心积虑。
说不定魏舒当中军元帅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些家伙把他推出来当枪使的。
《定元年传》：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齐-高张后，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p 1524）（11010103））（127、137、129）
我的粗译：
又过了四年，我们的定公元年（公元前五〇九年，周敬王十一年，晋定公三年），根据苌弘（苌叔）的主意，各家诸侯为周王室增筑成周城，三十天筑成，于是将各家诸侯驻扎在周王室那里帮助保卫都城的部队都放了回去。
齐国本应由高张（高子）带队参加此次行动，但他拖拖拉拉，没赶上和各家诸侯一起筑城。
于是，晋国的女叔宽预言说：“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叔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周王室的苌弘（苌叔）、齐国的高张（高子）都不会有好下场。苌叔违背了上天的意志，高子违反了与众人的约定。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
《周语下》云，“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卫-彪傒適周，闻之，见单穆公曰：‘苌、刘其不殁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云云，与此《传》略异。
十七年后，赵鞅就逼着周王室杀掉了苌弘，因为他出主意让周王室和赵家作对。
《定四年传》：
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p 1531）（11030201））（129）
《定四年经》：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p 1533）（11040012））（129）
《定四年传》：
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晋于是乎失诸侯。（（p 1534）（11040102））（129）
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p 1542）（11040201））（111、129）
《定五年经》：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p 1549）（11050006））（129）
《定五年传》：
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p 1554）（11050801））（129）
我的粗译：
三年后，我们的定公四年（公元前五〇六年，周敬王十四年，晋定公六年），秋九月，鲜虞人在平中打败了晋国的部队，抓获了晋国的观虎，那是因为观虎过于依仗自己个人的勇武了。
接着，在召陵之会上，晋人向郑国借一件漂亮的羽毛制成的旗饰，说是要看看，郑人同意了。但第二天，晋人就把那旗饰装饰在了会场自家的大旗上，于是各家诸侯都对晋国失去了信任。
从召陵返回，郑国的子大叔（游吉）死在了路上，晋国的赵简子（-赵鞅）亲自去参加葬礼，非常悲痛，他说：
在黄父之会上，这位大人告诉了我九句话，是：“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不要发起动乱，不要倚仗财富，不要利用主上的宠爱，不要违背大家一致同意的意向，不要傲视有礼的人，不要小看有本事的人，不要因发怒而行动，不要谋划不能对众人分利的事情，不要干对众人不利的事。）
下一年冬天，晋国的中军元帅士鞅（范献子）率兵包围了鲜虞，以报复上年观虎被打败。
一些补充：
“鲜虞”（杨注：鲜虞，白狄别种之国，今河北-正定县北四十里新城铺即其国都所在。战国时为中山国。据《史记六国年表》，魏文侯十七年撃守中山。《魏世家》亦云：“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撃守之”，则中山于战国初已亡于魏；而赵武灵王所灭之中山，则魏之中山也。公元前四一年中山武公初立，都城在顾，在今河北-定县。其后迁灵寿，据考古发掘，在今平山县-三汲公社。一九八二年《河北学刊》创刊号载夏自正、谢忠厚《中山国史简述》，可参。#肥，国名，盖鼓与肥皆鲜虞属国，故《经》言“晋伐鲜虞”；十五年“围鼓”，《传》亦云“伐鲜虞、围鼓”，皆以“鲜虞”贯之。肥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南七里。或云，今山西-昔阳县-东冶头镇有肥子故国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4.69，北纬38.27（正定县-新城铺）。
“平中”（杨注：顾栋高《大事表》谓昭十三年《传》侵鲜虞，及中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十三里，此平中当亦相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0，北纬38.3（盂县与平山县间太行山通道东）。
“召陵”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3，北纬33.61（召陵镇-李付吴村，会盟地）。
“黄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2.01，北纬35.74（沁水县-东坞岭）。
《定八年经》：
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p 1562）（11080010））（129）
《定八年传》：
秋，晋-士鞅会成桓公侵郑，围虫牢，报伊阙也。遂侵卫。（（p 1567）（11080801））（129）
我的粗译：
三年后，我们的定公八年（公元前五〇二年，周敬王十八年，晋定公十年），秋天，晋国的中军元帅士鞅（范献子）会合周王室的成桓公一起进攻郑国，包围了虫牢。这次行动是要报复两年前郑国在伊阙一带的行动（郑国支持王子朝余党作乱，当时进攻了周王室的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个城邑）。晋国的军队进而攻入了卫国。
一些补充：
“虫牢”（杨注：虫牢，郑地，今河南省-封丘县北，亦见襄十八年及定八年《传》。#虫牢，今封丘县北。楚军三路，左师次于鱼陵，由令尹子庚率领。右师次于旃然，由十五年《传》“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推之，当由公子罢戎率领。蒍子冯则以大司马率锐师，即此至于虫牢而返者。），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42，北纬35.12（封丘县-北桑村）。
“伊阙”（杨注：六年郑伐周-阙外，晋因以师为其报复。），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7，北纬34.56（龙门内）。
“冯”（杨注：杜《注》：“郑伐周六邑，在鲁伐郑取匡前。于此见者，为戍周起也。”《后汉书冯鲂传注》引《东观汉记》谓魏之别封曰华侯，华侯孙长卿食采冯城，即此冯，当在洛阳市不远之处。滑，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详庄十六年《经》、僖二十年《传》并《注》。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狐人，在今河南-临颍县。阙外，即洛阳市南伊阙外地。当在今伊川县北。），推测位置为：东经113.37，北纬34.89（荥阳市-高村乡-冯城村）。
“滑”——“费滑”（杨注：滑，姬姓，国于费，故一名费滑，见成十三年、襄十八年《传》，故城当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之缑氏镇。僖三十三年灭于秦，旋入晋，复又属周。余详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85，北纬34.59（府店与滑城村之间，有遗址，不规则形城，500—1500╳2500。春秋至汉）。
“胥靡”（杨注：费滑，今偃师县南之緱氏镇，余详庄十六年《经》。胥靡在今偃师县东。献于，杜《注》谓郑邑，而未详其地。于鬯《校书》谓即成十七年《传》之虚，则是晋邑，但以偃师县境言之，或此时属郑亦未可知。姑录以存参。雍，江永《考实》谓即雍氏，在今禹县东北。梁即汉之梁县，本周之小邑，在今临汝县东。顾栋高《大事表》以雍梁为一地，即三十年《传》之雍梁，便在今禹县东北。顾说较胜。），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85，北纬34.75（偃师东）。
“负黍”（杨注：杜《注》：“郑伐周六邑，在鲁伐郑取匡前。于此见者，为戍周起也。”《后汉书冯鲂传注》引《东观汉记》谓魏之别封曰华侯，华侯孙长卿食采冯城，即此冯，当在洛阳市不远之处。滑，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详庄十六年《经》、僖二十年《传》并《注》。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狐人，在今河南-临颍县。阙外，即洛阳市南伊阙外地。当在今伊川县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97，北纬34.36（大金店镇-南城子村）。
“狐人”（杨注：杜《注》：“郑伐周六邑，在鲁伐郑取匡前。于此见者，为戍周起也。”《后汉书冯鲂传注》引《东观汉记》谓魏之别封曰华侯，华侯孙长卿食采冯城，即此冯，当在洛阳市不远之处。滑，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详庄十六年《经》、僖二十年《传》并《注》。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狐人，在今河南-临颍县。阙外，即洛阳市南伊阙外地。当在今伊川县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7，北纬34.1（长葛西南，临颍西北，胡城，临潩水）。
“阙外”（杨注：阙外，即洛阳市南伊阙外地。当在今伊川县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46，北纬34.5（龙门外，伊川县北）。
《定十一年经》：
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p 1583）（11110004））（129）
《定十一年传》：
冬，及郑平，始叛晋也。（（p 1584）（11110201））（129）
我的粗译：
又三年后的冬天，我们和郑国达成和约，开始叛离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
杜《注》：“鲁自僖公以来，世服于晋，至今而叛，故曰始。”晋因赵、范内鬨，同盟解体，于是齐、郑、卫、鲁四国之好逐渐形成，晋遂失诸侯。\n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十八章》：
晉師大疫且飢，食人。楚昭王侵泗（伊）洛以復方城之師。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七歲不解甲。諸侯同盟于鹹泉以反晉，至今齊人以不服于晉，晉公以弱。
《定十三年经》：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p 1588）（11130005））（129）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p 1588）（11130006））（129）
晋-赵鞅归于晋。（（p 1588）（11130007））（129）
一些补充：
“晋阳”（杨注：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二十余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9，北纬37.73（晋源、古城营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西2700，南残626。东周：晋，赵）。
“朝歌”（杨注：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邶、鄘、卫，本三国，所谓三监，三监叛周，周公平定之，后并入于卫，故季札只言卫。邶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约三十里。鄘在今河南-新乡市西南约三十里。卫国都城即今河南-淇县，故朝歌。此三国之地本是殷纣王畿。其地域与分合可参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卷四及孙诒让《籀[亭-丁+冋，qǐng]述林》卷一《邶鄘卫考》、卷九《康侯鼎拓本跋》。#杜《注》：“《康诰》，《周书》。殷虚，朝歌也。”今河南-淇县治。濬县出土沬司徒[辶\（匕/矢）] 簋铭：“王来伐商邑， （诞）令康叔鄙于卫”，可证殷虚之封。），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
《定十三年传》：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p 1589）（11130201））（129）
我的粗译：
两年后（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定公十五年），晋国的赵鞅对同属赵家的邯郸午说：“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把上回卫国献给我们的五百家“民”给我吧，我要让他们住到晋阳去。）”邯郸午答应了。
但等邯郸午回去一商量，他家族里的叔叔和哥哥们都不同意。他们说：“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不能这么干。这五百家“民”是卫国送来向我们邯郸示好的，要是让这五百家“民”住到晋阳去，那就断绝了和卫国的友好关系，不如我们先进攻齐国，这样好和卫国交待。）”于是依计而行，先进攻了齐国，然后才让这五百家“民”迁去晋阳。
可是赵鞅为此发怒了，把邯郸午召去，借他进见的机会，把邯郸午抓了起来，要关在晋阳。然后又说是要召见邯郸午的随从，让他们解下佩剑进见。但随从中的将领涉宾有了警惕，没有同意。于是赵鞅又派人告诉邯郸来人：“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我自己有恩怨要和“午”算帐，几位大人可以按你们的心愿另外选个族长。）”随即就把邯郸午杀掉了。
结果赵稷（邯郸午之子，见于下引《侯马盟书》，是敌方的首领）和涉宾占据邯郸发动了叛乱。这年夏六月，晋国方面派上军司马籍秦领兵包围了邯郸。
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还是范吉射的姻亲，三家来往密切。所以中行家（即荀寅的家族）与范家都没有参加包围邯郸，而且准备发动叛乱。
赵家的董安于得知此事，马上告诉赵鞅（赵孟），并且建议说：“先备诸？（是不是我们先把部队动员起来？）”赵鞅告诉他说：“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我们晋国主上有命令，发起动乱的人必需以死负责，我们还是等等。）”但董安于提出：“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与其让我们的“民”吃亏，不如让我一个人牺牲，请主上拿我当借口。）”赵鞅还是没同意（，不过董安于私下动员部队，发起了攻击）。
这年秋七月，范家和中行家共同进攻赵家的宅邸，赵鞅只好逃亡晋阳，晋人包围了晋阳。
一些补充：
邯郸午是赵家的嫡派赵夙——赵穿一系此时的族长，邯郸是他们家的采邑。
这一段《左传》语焉不详，恐怕有一些什么人为尊者讳的地方，而在晋都新田遗址中曾发掘出《侯马盟书》，据说正是在这一段产生的。
下面是一些《侯马盟书》的释文、图片及其摹本，出自吕静先生在日本以日文发表的《中国历代盟书遗物的初步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五十册）一文，我并不懂日文，但吕静先生的引文用的都是中文，而我在网上没找到类似的中文资料：
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一元□□、丕显皇君晋公、□余敢不惕□□□□审定宫平 [阝寺]之命、女嘉之□夫夫、□□夫夫、□□□□□□□之□□□□□□□兹、以自□□□□□□以下不帅从韦书之言、皇君□□□□[氐頁]之、麻夷非□。（《侯马盟书》宗盟类一 一六：三）。
以下是吕文中刊载的该件盟书及其摹本的图片：
趠敢不侑 [門内半]其腹心而以事其主、而而敢不尽从子赵孟[嘉]之盟者、定宫及平 [阝寺]之命者、而敢或□改（、）□及□（、）卑不守二宫者，而敢（或）又志复赵稷及其子孙于晋邦之墜者（、）、及其群虖盟者、 [虍/魚]君其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侯马盟书》宗盟类二 一：二二）。
以下是吕文中刊载的《侯马盟书》中该件盟书及其摹本的图片：
盦章自质于君所、而敢俞出入于赵稷之所及其子孙、兟 [疒/克]及其子乙及其子孙、及其白父叔父、及其兄弟及其子孙、兟直及其子孙、兟凿及其子孙、兟寽及其子孙、兟□及其子孙、兟□及其子孙、中都兟 [弓呈]及其子孙、兟木及其子孙、 [足欠]及其子孙（及）其新君弟及其子孙、隥及其新君弟及其子孙、赵朱及其子孙、赵乔及其子孙、[弗左]詨及其子孙、邯郸郵政及其子孙、焛舍及其子孙、焛伐及其子孙、[走\甬][飠呈]及其子孙、史醜及其子孙、郵癰及其子孙、邵城及其子孙、司寇觱及其子孙、司寇结及其子孙、及群虖盟者、盦章敢不没嘉之身及其子孙、而敢复入之于晋邦之墜者、及群虖盟者、所遇之行道而不之杀者、 [虍/魚]君其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焛伐及其子孙、既质之后、而所敢或不而巫覡祝史 [（鹿-比+与）攴] [糸兑]绎之于皇君之所者、则其永亟[氐頁]之、麻夷非是。盦章所遇之行道者而不之杀者、所吾盟者 [虍/魚]君其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侯马盟书》（委质类）一五六：二〇）。
樂自今以往、敢不[辶\率]从此盟质之言、而尚敢或内室者、而或婚宗人兄弟或内室者、而弗执弗献、丕显晋公大冢、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侯马盟书》（纳室类）六七：一）。
据说《侯马盟书》就是赵家赵鞅一派为对付赵家邯郸那一派而举行盟誓的遗存，这一大批盟誓都没有出现在《左传》的记载之中。以上盟书的内容，包括赵家内部的整合，大批人站队表态，以及盟誓参加者的名字和敌对方的名字还有赵家与晋公室的关系等等，应该是大大补充了《左传》中对此一事件描述的不足。
杜预《注》“卫贡五百家”曰：“十年，赵鞅围卫，卫人惧，贡五百家，鞅置之邯郸。今欲徙诸晋阳。晋阳，赵鞅邑。”
此“卫贡五百家”当是卫国的“民”，这些人与卫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留在附近的“邯郸”对卫国有守望相助的意义。
杨伯峻先生注“赵孟不可”曰：“以明年《传》梁婴父言观之，赵氏实先发难，而安于亦死。”
“邯郸”（杨注：邯郸本卫邑，后属晋，午为宰。战国时赵肃侯都此，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三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44，北纬36.58（邯郸-赵王城-西城）。
下面是赵都邯郸故城遗址平面图，出自《邯郸赵都故城遗址邯郸》，春秋时应该只有图中最左下角的那个小城：
籍秦很快就随着范家和中行家参加了叛乱，成了邯郸一方的盟友，最终被杀。
《定十三年传》：
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p 1590）（11130202））（129）
我的粗译：
范家的范皋夷无宠于范家的族长范吉射，想在范家搞事。梁婴父得到知家的族长知文子的喜爱，想让他成为卿。但韩简子与中行文子互相厌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互相厌恶。所以这五位家长（五子，杜预《注》：“五子，范皋夷、梁婴父、知文子、韩简子、魏襄子。”）共谋，要驱逐荀寅，由梁婴父代之；驱逐范吉射，由范皋夷代之。
于是荀跞就对晋定公进言说：“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主上已经下命令给那些大臣，要是发起动乱，就必须以死负责，当初还曾就此盟誓，誓辞的载书已经投给了黄河之神。现在有三位大臣发起动乱，单单把“鞅”给赶出去，这样刑罚就不够公正，请主上把那两位大臣也驱逐出去。）”
这年的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着晋定公进攻了范家和中行家的宅邸，但没打下来。
一些补充：
上述这些重要“氏”族的宅邸（包括前面赵家的宅邸，以及知、韩、魏三家的宅邸），很可能已经是小小的城堡，在晋都新田，就有一些小城，专家认为可能属于这些重要的“氏”族。
下面是侯马晋都新田遗址（推测位置：东经111.31，北纬35.62）的示意图，出自许宏先生《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注意图中右侧的那三个小城（北坞古城，马庄古城，呈王古城）：
《定十三年传》：
二子将伐公，齐-高彊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p 1591）（11130203））（129）
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p 1591）（11130204））（129）
我的粗译：
荀寅和范吉射准备要领兵攻击晋定公，但从齐国流亡在此的高彊就劝他们说：“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胳膊折过三次的我们就知道他是好医生，（我也折过的，）攻击主上是最危险的行为，“民”不会拥护，我就是因为攻击了我的主上才被赶到这里。现在那三家还没有完全整合起来，我们能够把他们全都打败，打败了他们，主上还能依靠谁？要是首先攻击主上，就会促进他们的整合。）”
他们不听高彊的劝，随即攻击了他们的主上“公”（晋定公），结果晋国的“国人”都出来为“公”助战，荀寅和范吉射大败。
趁着他们被打败，赵鞅这一方再度进攻了他们的宅邸。到丁未那天（杨注：十八日。），荀寅和范吉射顶不住了，逃往朝歌。
韩、魏两家为赵鞅求情，终于在十二月辛未那天（杨注：辛未，十二日。），赵鞅重新回到了绛，与晋定公以及各大“氏”族的族长在晋定公的宫殿中举行了盟誓，确认各大“氏”族之间新的平衡。
一些补充：
这里的“国人”应指那些直属于晋定公的、在公室任职的族长。
“三折肱知为良医”（sān zhé gōng zhī wéi liáng yī）或为“三折肱为良医”（sān zhé gōng wéi liáng yī），是在这里产生的成语，也是古人经验的总结。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
此盖古人常语，《孔丛子嘉言篇》“三折肱为良医”，《说苑杂言篇》“三折肱而成良医”，《楚辞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犹今言久病知医。
桥：现代人有一句类似的成语“久病成医”（jiǔ bìng chéng yī），越发简洁而概括了。
“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
“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晋都，成六年迁新田）。
《定十四年传》：
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p 1594）（11140201））（129）
我的粗译：
梁婴父原来就讨厌董安于，动乱平定后他就对荀跞（知文子）建议：“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要不能杀了董安于，让他在赵家掌了权，那赵家肯定能掌握晋国。我们何不借他首先挑起动乱这事向赵家问罪？）”
结果荀跞（知文子）就让人告诉赵鞅（赵孟）说：“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范家和中行家固然发动了叛乱，但还是你们家的董安于首先挑起的事端，我们晋国的国君早有命令，挑起动乱的人必须以死负责。那两家的家长已经付出了代价，斗胆通报给您。）”
赵鞅（赵孟）为此很烦恼，董安于得知后，就来告诉赵鞅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要是我死之后晋国得到安宁，赵家的地位也能巩固，还需要我活着吗？人谁不死，我已经算死得晚的了。）”
于是董安于上吊而死。赵鞅把董安于的尸体在市场那里示众，然后通报知家说：“主命戮，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主”让咱们杀掉罪人安于示众，安于已经伏法了，斗胆通报给您。）”
荀跞（知文子，知伯）只好与赵鞅一起盟誓，确认以后和平相处的约定。这样一来，赵家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赵家则把董安于的牌位放进了自家的家庙里进行祭祀。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祀安于于庙”曰：
杜《注》：“赵氏庙。”《尚书盘庚上》云：“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伪孔安国《传》：“古者天子录功臣配食于庙。”此赵鞅亦行配食之礼。
《定十四年经》：
公会齐侯、卫侯于牵。（（p 1593）（11140006））（129）
《定十四年传》：
晋人围朝歌，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战于绛中，不克而还。士鲋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p 1596）（11140601））（129）
《定十四年经》：
公至自会。（（p 1593）（11140007））（129）
我的粗译：
下一年（公元前四九六年，鲁定公十四年，周敬王二十四年，晋定公十六年），晋人包围了朝歌，我们的主上与齐景公和卫灵公在脾、上梁之间会见，商量如何救援范家和中行家。
晋国的两位大夫析成鲋（士鲋）和小王桃甲率领狄人的部队袭击晋国，与晋人在“绛”（新田）城中激战，但最终没打下来，只好撤兵。事后，析成鲋（士鲋）投奔周王室，小王桃甲进入了朝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析成鲋、小王桃甲”曰：
杜《注》：“二子，晋大夫，范、中行氏之党。”万氏《氏族略》云：“《通志略》云，复姓析成氏，《左传》晋有析成鲋。而《传》又称士鲋，盖即士吉射之族。”《通志氏族略》四云：“小王氏，以族为氏。”
“牵”（杨注：牵，今河南-浚县北十余里之地。杜《注》：“脾、上梁间即牵。”），推测位置为：东经114.54，北纬35.75（浚县-前军寨）。
“脾”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55，北纬35.67（大伾山）。
“上梁”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48，北纬35.79（小蒋村西200米，顿丘）
《定十四年经》：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p 1593）（11140008））（129）
《定十四年传》：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p 1596）（11140701））（129）
冬十二月，晋人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获籍秦、高彊。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p 1598）（11140901））（129）
《定十四年经》：
城莒父及霄。（（p 1594）（11140015））（129）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齐景公和宋景公在“洮”那里会面，商量范家的事。
到了冬十二月，晋人在“潞”那里打败了范家和中行家的联军，擒获了籍秦和高彊。又在“百泉”那里打败了郑国的部队还有范家的部队。
一些补充：
籍秦被擒获，恐怕随即就被杀掉了，应了前面周景王“籍父其无后乎！”的预言。
“洮”（杨注：洮，音叨，又音桃，鲁地。《大事表》及《方舆纪要》俱谓在今山东省旧濮阳县西南五十里。江永《考实》则以为当即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南旧名桃墟者。#洮，杜《注》：“鲁地。”江永《考实》云：“此洮为鲁之内地，东近莒，即庄二十七年公会杞伯姬于洮者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7.53，北纬35.61（泗水县-泉林镇-卞桥东南驸马井）。
“潞”（杨注：潞即宣十五年《经》之潞氏，详彼《注》。据《左传》，晋之灭潞在宣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刘文淇《疏证》引朱骏声云：“晋之灭潞，当亦在春秋前，非宣十五年之赤狄-潞氏也。”此说不可信。盖自鲁隐元年迄今已一百余年，若侨如之弟被俘于一百余年前，其兄今始被杀，决无是理。此段盖续前言之，与上文“初”字不接。潞，国名，赤狄之别种，曰潞氏者，盖当时所谓夷狄之国，或尚在氏族社会，故其国名带以氏字，如甲氏、皋落氏及此潞氏是也。其国当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四十里。《西清续鑑甲编》有路公舖，不知是此潞氏器否。余参文十一年《传》并《注》。），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36，北纬36.42（黎城县-古城村）。
“百泉”（杨注：百泉，在今河南-辉县西北七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8，北纬35.49（百泉镇西北山）。
“莒父”（杨注：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3（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霄”（杨注：霄，江永《考实》谓亦在莒县境。），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8，北纬35.4（莒父附近）。
《定十五年经》：
郑-罕达帅师伐宋。（（p 1599）（11150006））（129）
《定十五年传》：
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p 1601）（11150401））（129）
《定十五年经》：
齐侯、卫侯次于渠蒢。（（p 1599）（11150007））（129）
《定十五年传》：
齐侯、卫侯次于蘧挐，谋救宋也。（（p 1601）（11150501））（129）
我的粗译：
又下一年，郑国的罕达率兵在“老丘”那里打败了宋国的部队。
于是齐景公和卫灵公在“蘧挐”那里会见，谋划如何援救宋国。
一些补充：
“老丘”（杨注：杜《注》：“罕达，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郑，郑人为之伐宋，欲取地以处之，事见哀十二年。”老丘，当在今开封市东南，陈留镇东北四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59，北纬34.83（杜良镇-国都里村）。
“渠蒢”——“蘧挐”（杨注：“渠”，《公羊》作“蘧”，《传》亦作“蘧挐”。渠蒢，地未详。#蘧挐即渠蒢，音近而异字，非一地二名。），或在齐、卫之间。
《哀元年经》：
秋，齐侯，卫侯伐晋。（（p 1604）（12010004））（129）
《哀元年传》：
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p 1607）（12010301））（129）
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p 1608）（12010501））（129）
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p 1609）（12010701））（129）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公元前四九四年，鲁哀公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晋定公十八年），夏四月，齐景公和卫灵公率兵救援邯郸，包围了五鹿。
齐景公和卫灵公又在“乾侯”那里会见，谋划如何救援范家。我们的部队会合了齐国的部队以及卫国孔圉率领的部队，还有鲜虞人一起进攻晋国，拿下了棘蒲。
到这年冬十一月，晋国的赵鞅率领的部队攻击了朝歌。
一些补充：
“邯郸”（杨注：邯郸本卫邑，后属晋，午为宰。战国时赵肃侯都此，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三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44，北纬36.58（邯郸-赵王城西城）。
“五鹿”（杨注：杜《注》：“赵稷以邯郸叛，范、中行氏之党也。五鹿，晋邑。”五鹿有二，此今河北-大名县东之沙麓。互详僖二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8，北纬36.28（石家寨村）。
“乾侯”（杨注：杜《注》：“跦跦，跳行貌。”乾侯，晋邑。二十八年《经》：“公如晋，次于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乾音干，言其地水常涸也。”乾音干。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十三里。），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8，北纬36.4（漳河店附近）。
“棘蒲”（杨注：棘蒲，今河北-赵县治。），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77，北纬37.75（赵县治）。
“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
下面是赵家与范家和中行家初期战斗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哀二年经》：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郑师败绩。（（p 1611）（12020005））（129）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八月甲戌”曰：“甲戌，七日。”
“铁”（杨注：“铁”，《公羊》作“栗”，《释文》云：“栗，一本作秩。”铁、栗、秩，古皆同韵部。杜《注》：“铁在戚城南。罕达，子皮孙。”铁，在今濮阳县西北五里。#《汉书沟洫志》云：“《周谱》云‘定王五年（公元前六〇二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当时黄河流径自河南-滑县东北流经浚县、内黄、馆陶之东。是时晋军尚未渡河，其军当自晋境直东行至今内黄县南，其右为河，渡河而南行即戚，再南行即铁与帝丘。#杜《注》：“铁，丘名。”），推测位置为：东经114.99，北纬35.73（濮阳-华龙区-铁丘村东）。
《哀二年传》：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禦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pèi)与罕、驷兵车先陈(zhèn阵)。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gòu)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shǔ pì)，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p 1613）（12020301））（129）
我的粗译：
这一年（公元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晋定公十九年，齐景公五十五年，郑声公八年），秋八月，齐人给范家输送小米，由郑国的子姚（罕达，又简称罕）和子般（驷弘，又简称驷）率兵护送，朝歌城内的士吉射（范吉射）亲自带兵接应，送粮队与赵鞅率领的拦截部队在“戚”相遇。
我们的阳虎此时逃亡在晋国，在赵鞅的手下，他建议说：“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我们兵车少，可以派出张着主帅大旗的兵车去挑战子姚、子般的部队，诱他们来迎战我们，等他们看见我，必然会害怕，然后与他们会战，就能打败他们。）”赵鞅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亲自统兵迎战郑军。
随后赵鞅让手下占卜开战是否吉利，结果手下把占卜用的龟壳烤焦了也没出现兆象，这时，晋国的大夫乐丁说：“《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诗》里说了：‘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自打谋划一开始，先得刻龟求指引。）’既然我们的计划没变，我们只要遵从一开始占卜的兆象就可以了。）”而一开始占卜得到的兆象是吉兆，所以赵鞅决定开战。
于是赵鞅向全军发布号令（“誓”）：
范氏、中行氏对抗天命，迫害百姓，想要除掉国君自己掌控晋国，我们的主上本来想依靠郑国的帮助，可郑国大逆不道，不支持国君而帮助反叛的臣下，现在你们顺应天命，遵从主上的号令，站在了有德的一方，要洗雪过去的耻辱，就全在这一战了。在这一仗中立功的人，上大夫会赏给一个县，下大夫会赏给一个郡，“士”会赏给十万步的田地，“庶人”和“工、商”可以升为做官，“人臣隶圉”可以得到人身自由。现在国内的动乱，责任不在我“志父”，主上已经肯定我了。要是内乱的责任在我，就把我绞死，单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装上，送葬时不要随从，运棺材的车和马不加装饰，不让我葬在祖先的兆域内，按下卿的礼节下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曰：
沈钦韩《补注》云：“兵车之旆，所谓大将旗鼓也。先建旆于兵车，示中军精锐在是，则罕、驷兵车来者不得不分良列阵以当我。”
杨伯峻先生注“彼见吾貌”曰：
吾貌，阳虎自谓其容貌也。盖阳虎专鲁政时，齐、郑实曾畏之。
杨伯峻先生注“《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
《诗大雅绵》句。上二爰字为语首助词，无义。例证见《词诠》。下爰字作焉字用，乃也，于是也。见《中国语文》六二年二期《爰作焉字用》。契，刻也。契龟即卜。
那句《诗》出自《大雅文王之什绵三章》：“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76））
关于“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yǔ)免”，我曾在下面列出的几帖中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请移步：
杨伯峻先生注“志父无罪，君实图之！”曰：
志父即鞅，杜《注》谓一名志父，服虔及《国语晋语九》韦昭《注》均谓赵鞅入晋阳叛后改名志父。《经》、《传》始终称“鞅”，惟十七年《传》，鞅自称曰志父，二十年，其子无恤亦曰“先臣志父”。《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改名之说不足信也。崔杼、陈恒皆不更名，何况赵鞅？
桥案：考虑楚王即位改名的惯例，说不定赵鞅也是在当上族长以后改的名，当然，若如此，这就也反映了赵家的僭越，而且上面的以董安于配享家庙也明显属于僭越之举。
杨伯峻先生注“桐棺三寸”曰：
《荀子礼论》：“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杨倞《注》：“刑余，遭刑之余死者。《墨子》（《节葬下》）曰：‘桐棺三寸，葛以为缄。’赵简子亦云，然则厚三寸，刑人之棺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设属辟”曰：
古代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之棺，皆有数重。椑为亲身之棺，音闢，此作“辟”，音近通借。椑从卑声，与辟为平入对转。属为大棺内之次大棺，连于大棺。《礼记丧服大记》“君，大棺八寸（棺木厚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云云，则上大夫无椑，此赵鞅云不设椑，可见当时诸侯之大臣善终亦有椑，盖当时不依旧制，所谓“僭”。
杨伯峻先生注“素车、朴马”曰：
杜《注》：“以载柩。”孔《疏》谓“素车不以翣、柳饰车。”翣乃以羽毛为伞形或扇形之物，有柄，灵车行时，持之两旁随行。《说文》谓天子八翣，诸侯六，大夫四。汉代则不用羽毛，而以木为框，衣以画布。柳，覆于柩车上下者，详《周礼天官缝人》孙诒让《正义》。朴马，孔《疏》引《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为位而哭，乘髦马”，郑玄《注》“髦马，不鬄落也。”孔《疏》以朴马即髦马，不剪饰马鬣毛之马。然《荀子臣道篇》“若驭朴马”，杨倞《注》：“未调习之马。”惠栋《补注》引之，盖主张此说。
杨伯峻先生注“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曰：
古代同族之人丛葬一处，丛葬之地，其范围曰兆域。孔《疏》云：“此言不入兆域，亦罚也。”杨树达先生《读左传》云：“定元年季孙欲沟昭公之墓，亦是此意。”
“戚”（杨注：此宿恐非隐元年《经》之宿，以宋不得至齐、鲁境内也。“驷赤先如宿”，则宿其后又入于齐。疑此宿即戚，本宋地，初属周，而后宋取之。《元和郡县志》十泗州-宿迁下云“《春秋》宋人迁宿之地”，则以今江苏省-宿迁县为宿民被迫迁徙之地。#戚，卫邑，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北。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二云：“盖其地濒河西，据中国之要枢，不独卫之重地，亦晋、郑、吴、楚之孔道也。”#匡、戚本卫邑，详见文元年《传》并《注》。#戚本孙氏采邑，孙林父奔晋，戚邑或随孙氏至晋，今反之。戚见文元年《经注》。#戚，孙林父采邑，今河南-濮阳县稍东而北十余里。#戚在卫都帝丘（今濮阳县西南）东北，相距约八十里。杜《注》谓茅氏即戚之东鄙。#戚为孙文子之邑。季札盖由吴（今苏州市）先至曲阜，再至临淄。由临淄至今新郑县，北行至卫都帝丘，然后先北行经戚（今濮阳县北而稍东），再西行适晋。《吴世家》作“将舍于宿”，误。《索隐》强为之解，不足信。#杜《注》：“河上，戚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5.03，北纬35.75（戚，濮阳-古城村-戚城文物景区，有遗址，方形城，周1520，14.4万平方米。春秋，汉代：卫）。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哀二年传》：
甲戌(xū)，将战，邮无恤(xù)御简子，卫大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大子绥，而乘(chéng)之，曰：“妇人也。”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shèng)，死于牖(yǒu)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罗无勇，麇之。吏诘(jié)之，御对曰：“痁(shān)作而伏。”卫大子祷曰：“曾孙蒯(kuǎi)聩(kuì)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p 1615）（12020302））（129）
我的粗译：
甲戌那天（杨注：甲戌，七日。），开战前，赵鞅乘坐由邮无恤（也称王良或子良或邮良）驾驭的战车上了“铁”那个小山包。看到对面郑国的军队人马众多，赵鞅的戎右，流亡在晋国的卫国太子蒯聩（卫大子）吓得自己从战车上掉了下去。邮无恤看不起他这么胆小，把车上的“绥”递给他让他重新上车，说了一句：“妇人也。”
随后赵鞅（简子）巡视部队，告诉部下们：“毕万（魏家的始祖）只不过是一个匹夫，参加七次战斗每战都能消灭敌人，最后拥有了能驾一百乘兵车的马匹（“有马百乘”，指四百匹马），还平安的老死在自己家里。大家努力吧，越勇敢越死不了。”
在阵列中，有一乘兵车是以赵罗为左（车长）的，由繁羽驾车，宋勇为右。这位赵罗非常胆小，哆哆嗦嗦，那两位就把他捆起来放在车厢里，结果来视察的军官发现了，问他们怎么回事，繁羽说：“痁作而伏。（他打摆子了，所以趴在这儿。）”
而担任赵鞅戎右的卫国太子蒯聩此时则正在祈祷：“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支持叛乱，晋午遭遇国难，叛乱未能平定，命令‘鞅’讨伐乱臣。我蒯聩不敢逃避，也拿着长矛参加作战，请保佑我不伤筋动骨，不毁容。保佑这一仗能打赢，让我不给三位祖宗丢脸。我不敢更祈求能继承君位，也不敢吝惜佩玉。”（这里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分别是周朝开国的周文王、卫国的始封君康叔、以及蒯聩的祖父卫襄公，郑胜是时任郑国国君郑声公（名胜），晋午是时任晋国国君晋定公（名午），“鞅”是蒯聩在自家的祖先面前对赵鞅直接称名。）
一些补充：
“铁”在当时是个小山包，但现在早已被淤平了，史念海先生云：
铁丘之名始见于《左传》。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的战地就在这里。其地在戚城西南。戚城亦在濮阳县北，两地相距甚近，只有一公里有余。这次战争，卫太子蒯聩实在晋军中。临战时，晋军由戚城出发，行至铁丘，蒯聩曾登丘上以望郑师。当时铁丘高低不可知，既能在丘顶远望敌军，当不是过于低矮的。且亦应不低于附近戚城。戚城由于高亢，濮阳附近历次河决，皆未被淹没，遗址宛然犹在，城垣尚依旧矗立，城内土质也仍是立土。铁丘上近年曾发现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杂有鹿骨，皆距地面很近，覆盖的土壤不厚，足证丘顶和戚城一样，未受洪水淹没。可是现在这个丘实已不成丘形。洪水虽未淹及丘顶，丘顶以下，堆积深厚的程度十分明显。现在丘顶高于附近平地，不过三数米。仅显出倾斜度很小的漫坡。若当时铁丘的高低和现在相当，蒯聩何必超登其上以望郑军？（史念海 《河山集》 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2）《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下篇）黄河下游的堆积四、丘陵的沉沦》）。
“绥”是固定在车厢上的一根绳子，当时人拉着帮助上车。
关于“邮无恤”（子良），杨伯峻先生有注曰：
杜《注》：“邮无恤，王良也。”《孟子滕文公下》“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即此人。《晋语九》作“邮无正御”，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以“正”为误字，或谓赵襄子亦名无恤，其嗣简子为卿时，无恤乃改名无政。更名之说不足信，已见上文注。
子良即邮无恤，《荀子正论篇》、《论衡命义篇》之王梁，即王良。《论衡率性篇》又作王良，可为明证。至《韩非子喻老篇》“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外储说右下》“王子於期为赵简主取道争千里之表”，王子期与王子於期皆王良，说详刘师培《韩非子斠补》。
杨伯峻先生注“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曰：
毕万为晋献公右，见闵元年《传》“毕万为右”《注》。孔《疏》：“襄二十七年《传》曰‘唯卿备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记》云：‘家富不过百乘。’百乘，卿之极制也。”然此时大国之卿已大大超过百乘。死于牖下谓得善终。简子述此，勉人立功。
桥案：这里“百乘，卿之极制也。”正是暗示百乘相当于小国之一军。
《哀二年传》：
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大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傅傁曰：“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p 1617）（12020303））（129）
我的粗译：
开战以后，郑军用兵器击中了赵鞅（简子）的肩膀，赵鞅倒在车中，受了伤，对方还抢走了他的大旗——蠭旗。幸亏蒯聩（大子）伸戈招架，再跳下车赶走了对方。晋军也击败了郑军，还俘获了站在叛军一方的温邑大夫，也叫赵罗。随后，蒯聩带领晋军再次向郑军发起进攻，彻底打败了郑军，缴获了一千车齐国的小米。
下来后赵鞅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但他的部下傅傁却说：“这次虽然打败了‘郑’，但还有个‘知’，还有得操心呢。”这里“知”是指知家，是此时晋国四大家族中最嚣张的一家。
一些补充：
蒯聩（大子）从开始的胆怯到后来的勇猛，是初上战场者成长的一个典型。
“温”（杨注：温，周王畿内之小国，当在今河南省-温县稍南三十里之地。#温，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三十里。会于温，《经》文未书，盖书“盟于瓦屋”可以包括之。#成公十一年《传》云“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苏忿生乃周武王时司寇而受封于温者也。温即隐公三年“取温之麦”之温，故城在今河南省-温县西稍南三十里。依庄公十九年《传》观之，温于庄公十九年仍为苏氏邑。以金文证之，如敔簋铭云“王赐田于[含攵]五十田，于旱五十田”，则此所谓温田者，亦王田之在温者耳，非以其全邑与郑，故温仍得为苏氏邑。#温为苏氏邑，成十一年《传》云，“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温为苏氏始封邑。故僖十年《经》云“狄灭温，温子奔卫”，而《传》作“苏子奔卫”以邑言之则曰温子，以氏言之则曰苏子，一也。#温，今治西南，湨水所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哀二年传》：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赵孟曰：“国无小。”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chéng)材，两靷皆绝。（（p 1617）（12020304））（129）
我的粗译：
早前，支持范家和中行家的周王室拨给范氏一片土地，范氏派公孙尨去收租子，被赵家的人抓住了，送到赵鞅那里，手下请求杀掉他，但赵鞅说：“他不过是各为其主，有什么罪过？”不但放了他，还给了他一片田地。等到了这次“铁之战”，公孙尨带领五百“徒兵（没有配备战车的部队）”夜袭郑军，从子姚的帐幕跟前抢回了赵鞅的蠭旗，献给赵鞅，说：“请报主德。（“德”是恩惠，“主”是指赵鞅。）”
郑军败退，晋军在后面追击，郑军的子姚、子般和公孙林殿后，发箭阻击晋军，追在前面的人死了不少，看到这里，赵鞅感叹道：“国无小。”
战斗结束以后，赵鞅夸口说：“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 ，今日我上也。（我已经被打得趴在弓袋吐血了，还坚持不停地用力擂鼓，今天我的功劳最大。）”蒯聩说：“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我又能在车上救主，又能在车下退敌，我在右里面功劳最大。）”邮无恤（邮良）说：“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这车上两根约束骖马的‘靷（靳）’都要断了，我还能约束骖马不乱跑，我是驾车的里面功劳最大的。）”他还在车上放了两根木头，然后一催马，那两根“靷（靳）”果然立刻就断了。
一些补充：
《汉语大字典》靳有两解：
服马当胸的皮革。因作服马的代称。《说文革部》：“靳。当膺也。”
游环。在服马背上的皮环，骖马的外辔穿过它，以便起到控制骖马背离车辕的作用。
考虑前文内容，我感觉这里的“靳”似为“服马背上的皮环”，所“绝”处则当为“骖马的外辔”所穿之处。
下面是秦始皇墓陪葬坑出土铜车马的图片，摄自兵马俑馆，上面展示了全套的车马挽具，但可能经过了改进，不一定和春秋时的一样，不过我没找到更合理的图片，就请包涵着看看吧：
《左传》中曾提到历史上著名善于射箭的养由基，显示了他过人的射箭本领，这里又提到了著名善于驾车的王良，还让他表演了高超的驾车技术，这两位都是车战时代的传奇英雄。射箭在当时的车战中是极为重要的战争技术和作战方式。
这里赵鞅夸耀他坚持让“鼓音不衰”，反映了当时的将士们在战斗中都是听着这“鼓音”作战的，鼓音停了他们也会停下来，《左传》中描写的华不注山一战（晋、齐-鞌之战）也反映了这一点。
《晉語九》10也有与这段《左传》相近的叙述：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
但这里蒯聩（衛莊公，此时曾经的卫大子）声言自己“九上九下”，可能反映了车战中“右”在作战时的特点：既要在车上作战，也会经常下车作战。这还反映战车并非十分灵活，想后退是没有可能，就是转弯恐怕也不简单，所以经常需要“右”下车作战。而作战也就会用“周旋”来形容。
另外，在战斗中，赵鞅被兵器击中，以及蒯聩用戈抵挡，也都是车战的战斗行为之一种。到后面追击时，后面追，前面败军殿后的人用弓箭阻击，应该也是车战中另一个常见的战斗形式。
这场铁之战中有大批徒兵参与战斗，晋国本来就编有徒兵部队，但主要是用来对付戎狄，此时在华夏自家的战斗中也大规模使用徒兵，这可是比较少见的。这恐怕是因为赵家动员了大批原来没有资格参军的人加入军队，相对的，就造不出那么多战车，所谓“吾车少”，只好让更多的徒兵部队上阵。这应该也是后来战国时战争样式的先声。
我估计此次赵家的兵力规模有五“军”十“行”，即，有大约战车“百乘”的部队五支，有大约“徒五百人”的部队十支，军队战斗人员的总规模在一万人左右，还有一万人左右的后勤人员。
首先，赵方将领曾“望见郑师众”，可见郑国军队的规模大于赵家的兵力规模，我认为这主要是从车兵的角度说的，徒兵没那么显眼。而郑国军队我估计也就能出动一千乘兵车，而赵家的兵车大大少于郑国的兵车，所以我估计为五百乘。
而公孙尨率领“徒五百人”的一支分队（行）趁夜晚出击，竟没有惊动赵方指挥中心，可见赵方同等规模的部队有不少，我估计有十支左右。
下面是“铁之战”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哀三年经》：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p 1618）（12030001））（129）
《哀三年传》：
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p 1619）（12030101））（129）
我的粗译：
下一年春天，齐国和卫国包围了“戚”，“戚”向中山求援。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齐、卫围戚”曰：
杜《注》：“蒯聩（卫大子）居戚故也。”
此处相应的《春秋经》中已经给出了齐、卫两国统帅的名字（国夏、石曼姑），所以《左传》中就省略了。
“中山”（杨注：鲜虞，白狄别种之国，今河北-正定县北四十里新城铺即其国都所在。战国时为中山国。据《史记六国年表》，魏文侯十七年撃守中山。《魏世家》亦云：“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撃守之”，则中山于战国初已亡于魏；而赵武灵王所灭之中山，则魏之中山也。公元前四一年中山武公初立，都城在顾，在今河北-定县。其后迁灵寿，据考古发掘，在今平山县-三汲公社。一九八二年《河北学刊》创刊号载夏自正、谢忠厚《中山国史简述》，可参。#肥，国名，盖鼓与肥皆鲜虞属国，故《经》言“晋伐鲜虞”；十五年“围鼓”，《传》亦云“伐鲜虞、围鼓”，皆以“鲜虞”贯之。肥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南七里。或云，今山西-昔阳县-东冶头镇有肥子故国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4.69，北纬38.27（正定县-新城铺，鲜虞）。
桥案：
“中山”应即是“鲜虞”，《左传》中偶然有异称，则其时本有不同称呼，这是常态，例如曾国与随国。《左传》收集材料之来源非一，成篇者亦非一人，采入时未统一名称之处所在多有，则此处出现两个名称亦属正常。大体上“鲜虞”为族称，“中山”为“国”（城）名，可互称，亦有区别。《左传》提及“中山”者只有两条，《左传》和《春秋经》中还有若干条提及“鲜虞”的，如下：
晋伐鲜虞。（《昭十二年经》（p 1330）（10120010））（118）
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昭十二年传》（p 1334）（10120701））（118）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昭十二年传》（p 1341）（10121201））（118）
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衝(冲)竞，大获而归。（《昭十三年传》（p 1360）（10130401））（118）
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昭十五年经》（p 1368）（10150005））（118）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昭十五年传》（p 1370）（10150501））（118）
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昭二十一年传》（p 1431）（10210801））（118）
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昭二十二年传》（p 1435）（10220401））（118）
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定三年传》（p 1531）（11030201））（129）
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定四年传》（p 1534）（11040101））（109、110）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定四年经》（p 1533）（11040012））（129）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定五年经》（p 1549）（11050006））（129）
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定五年传》（p 1554）（11050801））（129）
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哀元年传》（p 1608）（12010501））（129）
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哀三年传》（p 1619）（12030101））（129）
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庚午，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哀四年传》（p 1628）（12040301））（129）
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哀六年经》（p 1632）（12060002））（129）
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哀六年传》（p 1633）（12060101））（129）
————————————————————
《哀三年传》：
刘氏、范氏世为昏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六月癸卯，周人杀苌弘。（（p 1622）（12030301））（129）
冬十月，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门入，己犯师而出。癸丑，奔邯郸。（（p 1623）（12030501））（129）
十一月，赵鞅杀士皋夷，恶范氏也。（（p 1624）（12030502））
我的粗译：
周王室首席执政大臣（卿士）所在的刘家与晋国的范家世代互为婚姻，而周王室中支持范家的重要大夫苌弘又曾经为过去周王室的卿士、刘家的前辈刘文公（刘卷，刘狄，伯蚠）效劳，所以周王室也支持范家。赵鞅战胜后以此向周王室问罪，结果到六月癸卯那天（杨注：癸卯，十一日。），周人被迫杀掉了苌弘。
这年冬十月，晋国的赵鞅包围了朝歌，大军驻扎在朝歌以南。荀寅派兵攻击晋军所驻的外城，另外联络在城外的自家的部队约定，外面的部队从北门往里打进来，同时自己带城内的人往外打。到约好的那天，他们冲出了邯郸。
这年十一月，赵鞅杀掉了范家内部支持自己的士皋夷（范皋夷），他是实在太讨厌范家了。
一些补充：
此处“周人杀苌弘”实现了十七年前晋国-女叔宽的预言。
杨伯峻先生注“周人杀苌弘”曰：
《庄子胠箧篇》、《韩非子难言篇》及《淮南子氾论》俱谓苌弘被裂而死。《史记》《乐书》、《天官书》、《封禅书》及《蔡世家》俱载苌弘言行，散见于先秦两汉书者亦多。《吕氏春秋必己篇》且谓“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自属不经。
赵鞅之“恶范氏”如此之甚，似乎还有史籍未载的其他原因，当然也可能这只是赵鞅的借口，为了要灭了范家以扩张自家的势力。
这似乎就有必要讨论一下“范”这个范家由此得“氏”的城邑究竟在哪儿，杨伯峻先生注云：
文十三年孔《疏》及《赵世家索隐》俱引《世本》，谓“蒍生成伯-缺，缺生武子-会”，则士会，士蒍之孙，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食采于随、范，故文十三年曰随会，昭二十年曰范会。季其字，武子其谥。随即隐五年《传》“翼侯奔随”之随，详彼《注》。
范武子即晋中军帅士会。初封随，故曰随武子；后又改封范，故又曰范武子。以后其子孙终春秋之世均称范。昔人多谓士会所封之范即《孟子》“自范之齐”之范，顾栋高《大事表》力主此说，且谓士会墓亦在山东省-范县（范县今废）东三里。然其地距晋远，恐难置信。
虽然上面杨伯峻先生不以为然，但最常见的“范”的推测位置仍在范县，为：东经115.69，北纬35.84（范县-张庄乡-旧城村）。
不过，也有人讨论到不止一个“范”氏，且不止一个“范”邑，例如《有关范姓起源问题的未解之迷》。在这篇文章中曾提到楚国之“范”，还提到晋国的另一位以“范”为氏的名人范无恤，见于《左传》。
或认为范无恤未必是最著名的范武子（士会）的同族，但他应该也是从“范”邑得“氏”的。此人在《左传》中只出现过一次，在《文十二年传》中：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禦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p 0589）（06120601））（057）
其时（公元前六一五年，鲁文公十二年，周顷王四年，晋灵公六年）上距晋国“始启南阳”（公元前六三五年，鲁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十八年，晋文公二年）不过二十年，晋国的疆界肯定不及于今天的范县。下面是范与南阳地图，割自《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郑宋卫》地图（范县在右偏上，南阳在左偏下，二者之间有一个“凡”）：
从图中可见，今范县一带远在当时卫国之东，应该属于卫国，甚至可能属于齐国，显然当时晋国应该另有一个“范”邑，下面是与范家有关的一些《春秋经》与《左传》的段落：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皆舍之。（《昭三年传》（p 1239）（10030403））（120）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定十三年经》（p 1588）（11130006））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禦之，遇于戚。（《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129）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哀二年传》（p 1617）（12020304））（129）
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庚午，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哀四年传》（p 1628）（12040301））（129）
五年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哀五年传》（p 1629）（12050101））（129）
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哀五年传》（p 1630）（12050201））（129）
以上“州县”、“温”、“朝歌”、“戚”、“周”、“邯郸”、“临”、“柏人”、“中牟”都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这样看来范家的活动中心应就在今河南北部一带，因此“范”似乎也应位于“南阳”东部，应是个易混淆，又不太大的城邑。所以我猜想所谓“范”当就是原属周王室的“凡”，“凡”已在春秋早期灭于“戎”，其后可能作为“南阳”的一部分被周襄王赏给了晋文公。“范”与“凡”可同音，甚至据说某一支范姓与凡姓同源。如此，则“范”——“凡”当位于：东经113.73，北纬35.40（輝縣市-北雲門鎮-後凡城村東南——西北？姬家寨村正南——地，城牆爲土築，今遺址猶存）。
至于范县之“范”，我怀疑乃“士吉射（范吉射）奔齐”后所居。
赵家在“南阳”也有采邑，如“原”，可能另外还有一些，因此有可能从范家被灭获益，但从后来的发展看，似乎魏家获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