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 复 读三国有感随笔
家园 刘璋的人设（一） 河里看到十几年前说刘焉父子的老帖子，在这里唱和一篇。标题当中用到了“人设”一词，是看到娱乐消息中称某明星“人设崩坏”，觉得很有味道，用在这里似乎很贴切。
刘璋性格温仁，是史书明载的，见三国志刘二牧传：
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这里先说些别的。有个说法叫“文史不分家”，以我的读书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个说法大体是正确的。这有其理由和好处，但也有弊端，弊端之一就是不可避免的将人物脸谱化，或曰人设化。任何文学作品，其细节都不可能与现实生活比拟，并且为行文考虑，还会做一些概括，突出一些重点；但史书中出现的人物，是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并不是文学创造，而人的性格一般是有相当复杂性的。因此通过简单地把人物性格代入到具体事件的方法来解读历史，我觉得未必可靠。
但话又说回来，史书的记载毕竟有相当参考价值。从生活经验来说，完全忽视人物的性格（或者换个听起来高级点的词，决策倾向）也不科学，并且这样做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如主帖所说，我并非专业人士，不知道专业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而我的解决办法就是试图将散碎的记载以逻辑线条尽可能地串联起来。
于是我开始这一工作时，很快问题就跳出来了，刘璋继任益州刺史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是：
既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很明显，因人不承顺就杀人全家这种举动对于证明一个人的温仁只能起到反作用，刘璋的人设从一开始就是崩坏的。但不承顺背后也许有更深刻的原因，从史书记载看，张鲁的母亲并不简单：
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张鲁的母亲是后世所谓三姑六婆式的角色，而且“有少容”这种写法，难免让人产生桃色联想。但即使不细究这种房闱私事，单看刘焉对张鲁的任命：掌握军事地理上对巴蜀至关重要的汉中，替刘焉干杀害钦差、欺瞒朝廷的脏活。应该也可以证明张鲁是刘焉相当信得过的心腹。
再往前看，刘璋有得位不正的嫌疑：
《刘二牧传》：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惟小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刘备吴皇后传》：焉有异志，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
由这些材料可见，刘焉属意的继承人，更可能是他的兄长刘瑁，而赵韪等人更改了这一决定。这种野心家谋朝篡位于内，先朝重臣不服朝令于外的故事，史书上可谓屡见不鲜。
当然，并不能简单认定这就是这种故事之一，因为刘璋对此事的处置有些出乎寻常。将张鲁的亲人杀死，显然不如将其做为人质更有战略价值，除非是想借此举动对某些人表明某种态度。但于外来说，当时刘璋没有对任何势力表示与张鲁彻底决裂的必要；于内来说，从后面一系列反叛看，这一举动也毫未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所以这更像是刘璋接纳了赵韪等益州大族的意见而自翦羽翼的愚蠢之举，一方面刘璋其人并非英断之主，另一方面他掌权之初，对拥立者们恐怕也没有多少资本和底气说不。
通宝推：三笑,青颍路,- 复 刘璋的人设（一）
家园 原来跟西西河还有关？！ 荆州牧刘表上言朝廷，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意指其图谋不轨）”。
- 复 刘璋的人设（一）
家园 刘璋的人设（二） 益州大族们也没能和刘璋长期和平共处：
后（庞）羲与璋情好携隙，赵韪称兵内向，众散见杀。这个事情也要从刘焉说起，刘焉来到益州，是想当割据的土皇帝，那么为保证自己的统治，势必对当地豪族要有所整肃，他也的确整肃过了：
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但是庞羲赵韪是益州豪强中最亲附刘焉的一派，庞羲曾经在刘焉留在长安的二子被杀时，将刘焉的孙子们救出长安；赵韪更是当初弃官随刘焉入蜀的创业班底。格于当时社会结构，不仅不可能将本地豪族赶尽杀绝，而且也必须直面他们由掌握基层政权所带来的上层政权影响力。因此刘璋与庞赵闹翻，并不是一个好决策，当然从史书记载来看，这压根就不是决策：
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这里又出现了另一股势力：东州兵。英雄记对东州兵的定义可能失于简略，从名字来看更可能是涵盖了当时所有避难来蜀，并与刘焉合作的外州豪族。譬如前文提到刘备吴皇后的哥哥吴懿，就被视为东州兵的领袖之一，而吴懿是陈留人。当然，这一势力并非天然地与刘焉合作，而是刘焉所着力拉拢的对象，与吴懿结亲除了迷信因素之外，政治上的考虑也必然是原因之一。
赵韪起兵，有作为益州豪族代表，面对与外来豪族矛盾有义务挺身而出的因素；但恐怕也掺杂了他的个人野心。如果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为何东州兵能殊死战而他的益州联军不能呢？
庞羲与刘璋“情好携隙”的情况也有记载：
巴西太守庞羲以天下扰乱，郡宜有武卫，颇招合部曲。有谗于璋，说羲欲叛者，璋阴疑之。羲闻，甚惧，将谋自守。遣（程）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报曰：“郡合部曲，本不为叛，虽有交构，要在尽诚；若必以惧，遂怀异志，非畿之所闻。”并敕郁曰：“我受州恩，当为州牧尽节。汝为郡吏，当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异志也。”羲使人告畿曰：“尔子在郡，不从太守，家将及祸！”畿曰：“昔乐羊为将，饮子之羹，非父子无恩，大义然也。今虽复羹子，吾必饮之。”羲知畿必不为己，厚陈谢于璋以致无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璋是很容易受他人影响的性格。因为庞羲闻谗即惧，与他严重缺乏互信（这两人还是儿女亲家），可见庞羲深知他容易被人说服。而在庞羲真的开始招兵买马，就近串联，反迹已明，离心之势已成之后，刘璋却又因庞羲的说辞就此搁置此事，这无疑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所作所为。
- 复 刘璋的人设（二）
家园 刘璋的人设（三） 有前人指出，温仁不过是庸懦的别名，这一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对刘璋来说，似乎又事有不然，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证明他是个庸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刘琮投降，刘璋闻讯向曹操示好。曹操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史书中销声匿迹了十四年的刘瑁又露脸了，然而这也是他的谢幕：
瑁狂疾物故。裴松之为此特地加了一个注解，说物故是“无复所能于事”，也就是死的意思。当然，从记载来看，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刘瑁是不正常死亡；可是他死亡的病因、时机，乃至这种写法，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加封割据军阀有名分的亲族使其与割据军阀本人名位相当，是曹操惯用的统战手段，比如孙氏的孙贲一系也得到了这种加封。这当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一般来说，这并不会立即造成割据势力的内乱——如果其内部向心力是如此之弱，恐怕也等不到曹操的加封。
刘瑁的死，又一次证明了刘璋是个庸人。刘瑁未能成功继位，在之后益州的内乱中也悄无声息，足见刘璋对他的掌握做得还是很好的。仅仅由于曹操并不直接的压力，就杀害自己的兄弟，对刘璋的统治力显然是个削弱。
但刘璋此事做得相当果决，这大概因为刘瑁本人远离政治，事情又是刘璋家事，无人说情的缘故。所以说，刘璋庸则庸矣，却未见得懦。
或有人要问，怎么能直接以刘瑁为刘璋所杀展开论证？这一件事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刘璋类似的行事风格，却是不止一例的，后面会提到。
这一件事有两个直接后续：
其一是刘瑁妻子吴氏成为了寡妇，考虑到她和东州士的关系，这势必对东州士和刘璋的关系产生影响。但从相关史书记载看，这位女士是位合格的政治人，她应该起到了一定作用。甚至刘备后来迎娶她作为皇后，很可能与她这一经历是有关的。刘备立后当然是政治婚姻，但考虑到刘禅与刘备的年龄差，以及刘备对刘禅的评价（多处记载显示刘备并不十分看好自己这个儿子），这一选择恐怕对蜀汉内朝权力分配意义更大，不是一般的政治联姻而已。
其二就是刘璋决定请刘备入蜀。三国志中把这件事归咎于张松因为没有得到曹操的封官而怀恨在心，从而出于私意的举动，经过三国演义的宣扬更是成为了大众认识。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刘璋当时确乎面临着内忧外患，于外，孙刘联盟已经表现出了对蜀地的兴趣，甚至周瑜已经组织了一次半途而废的远征；于内，与曹操的接触使得益州豪强产生一定程度的离心，正如之前荆州豪强和孙权属下诸臣的表现一样。
其实这很像是曹操攻陷荆州后，孙权所面临的情况，只不过孙权的敌人只有曹操。而赤壁之战某种程度上，正是孙权利用刘备集团为前线军力（当然孙权集团也出了很大力）。再加上刘备之前寄寓于刘表也是类似经历，可以说刘备集团拥有丰富的类似于雇佣军的经验。
再考虑到刘备的信用还不错——史书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质疑声音很大，但考虑到古人没有上帝视野，刘备其实真正违背了“雇佣兵道德”的只有刘璋这一次。而之前宏观上的简单事实就是刘备均很好完成了“雇佣兵任务”，当然其细节恐非局外人能详细了解——刘璋请刘备入蜀是有客观现实上的理由的，而绝非是听了张松的煽动，就干出闲坐家中，引狼入室的蠢事。
啰嗦了这么多，是想说“人设”的另一个问题，前面提到，由于记载相对于事实的不完备性，“人设”难免简单化或曰脸谱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人设”又往往极端化，比如说描述庸人时往往描述成蠢人，做翻案文章时又挑出庸人不蠢的地方来证明其聪明——我能理解这对娱乐性的贡献，但这不宜当真。
- 复 刘璋的人设（三）
家园 刘璋的人设（四） 请刘备入蜀，除了有主观上的需要之外，刘璋应当也进行了客观上的可行性评估。毕竟并不是只有张松一派，黄权等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应该说刘璋的安排还是中规中矩的：他根本没让刘备进成都城，而是出城三百六十里见了一面，就打发刘备去对抗张鲁的前线。这一方面杜绝了变生肘腋的可能，而一旦刘备反水，也要面对关山险阻（刘备入蜀降低了地理带来的进攻难度，但并没有降到零）。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宏观上的决策，几乎不可能是愚蠢的，尽管有些决策在缺乏细节的上帝视角看来似乎愚蠢。
事实上，刘璋对军事对抗刘备似乎还很有信心。刘备开始进攻后，刘璋的幕僚提出了一条坚壁清野之策：
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按史书记载，这一策略得到了刘备的认可，“先主闻而恶之”，从而证明了其有效性，这似乎又证明了不采纳这一策略的刘璋的愚蠢。但是计策除了有效性，其实还有可行性问题，曹操曾计划迁移扬州前线居民，反而造成十余万户投奔东吴。以刘璋的统治基础和行政能力，不仅未必能执行这一策略，强制执行，恐怕还会造成内乱。
当然，这也不是说此计客观上绝不可行，刘备就此咨询了法正，法正的回答是“终不能用，无可忧也”，这显然建立在法正对刘璋其人的了解之上。应该说是刘璋权衡利弊之后，觉得直接军事对抗刘备仍有胜算，当然刘璋最后在军事上的失败证明了这是错误决策。但不能证明坚壁清野就是正确决策，不妨想一想，如果清野造成了动乱（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有类似例子），导致一路关隘开城投降刘备，岂不是显得刘璋更为愚蠢？
一路批评了刘璋这么多缺点，现在要提出刘璋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很会说话。刘璋拒绝了这一策略，并且说：
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乃至刘备兵临城下，刘璋决定开城投降，也发表了一通催人泪下的演讲：
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效果看似不错，按史书记载，开城之前，“吏民咸欲死战”，开城之后，“群下莫不流涕”。但实际上，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又一处曲笔。
因为史书中还有如下记载：
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既然有人想要翻城出降，语言逻辑上就已经否定了“咸”欲死战。并且蜀郡太守是成都城内刘璋之下第一显官，很难相信许靖是城内唯一一个想要投降的。
事实上也不是唯一，华阳国志还有如下记载：
昭仪，繁张氏女，广汉朱叔贤妻也。贤为郡督邮。建安十九年，刘主围刘璋于成都，贤坐谋外降诛。璋以昭仪配兵将，见逼，昭仪自杀。三军莫不哀叹。这一记载描写了一个面貌完全不同的刘璋。郡督邮想要出降，他不仅立即诛杀，并且祸及妻孥。郡督邮虽非太守之比，但也有一定社会地位，众所周知刘备为县尉时就曾被督邮为难，再考虑到当时兵士的社会地位，其中的贬斥和威慑意味很明显。同时，“三军莫不哀叹”与“群下莫不流涕”显然也存在着极大矛盾。
陈寿渲染成都城坚决抗战的气氛，恐怕有为乡人讳饰的因素。而常璩虽也是蜀人，但作华阳国志时政治环境已然变化，时间也有迁移，恐怕更接近事实一些。
通宝推：李根,- 复 刘璋的人设（四）
家园 刘璋的人设（完） 还是为了读起来明了一些分了段，当天挖坑当天填，姑且算没挖坑吧。
这篇文章其实是有感而发，感于有文艺女青年向我表达她对史书中谦谦君子的偏爱。我不识时务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您这身份放在古代不过一个民女，恐怕未必看得到君子对您谦谦吧。当然，这种对话一定是不欢而散的。
刘璋虽然形象上不太算谦谦君子，但这种阶级性表现得很明显，一方面他可以表现得很温和，如他对庞羲、许靖的处置；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得很残暴，比如他对朱叔贤和有高度可能的刘瑁的处置。当然，这个例子还是小了点，被残酷镇压的人并不是被压迫阶级，但是刘璋对较无势力的统治阶级成员都是如此，那么他对真正的人民态度如何也不难推知。
另一个感就是开头提到的，在媒体上看到了“人设”二字。
把活生生的人“人设”化应该是个挺通行的营销手段了，连不关注娱乐圈的我看来也不出奇，但是媒体公然宣传这一点我还是有点意外的。
但我更意外的是，媒体都已经如此坦诚，吃这一套的粉丝群体居然还很巨大。我看，他们与其说是接受了明星的人设，不如说是给自己做了个人设。
人对自己有所期许，设立目标也是应有之义，但是有些粉丝们的自我人设，我看可以用网络流行语描述曰：活在梦里。
通宝推：李根,yiwensilan,青颍路,
- 复 读三国有感随笔
家园 “关二爷”考 回顾了一下这个帖子下的几篇文字，多少都有点讲道理的味道，与主帖的初衷不甚吻合。这里写一篇只是微言，没有大义，纯为了好玩的帖子。
关二爷就是关羽，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死而为神，拜者众多，所以信徒乃至非信徒，称呼他时多讳而不名。然而关羽行二，则显然出自小说家言“桃园三结义”，于史书无载。
按三国演义，刘备卒年六十三，关羽卒年五十八，张飞卒年五十五，三人卒年均明确，反推其生年，知刘备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关羽生于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张飞生于延熹十年（公元167年）。
翻阅三国志，刘备享年有明确记载，三国演义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符合史书的。而张飞传记载：“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或者就是后世创作的灵感，同时也为我们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即关羽确实长于张飞，于是他是否在刘关张三人中年齿居中，就只剩下他和刘备的排序问题了。这个问题史书中没有直接记载，刘晔传中虽然提到他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但这显然是基于身份地位的说法，并不能当做年龄的参考。
对名人穿凿附会大概是大众共同的兴趣爱好，古人也未能免俗，清朝在关羽故乡解州“发掘”出了详细记载有关羽祖、父、妻、子的残碑。这个碑文的作者显然未受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影响，不仅明确把关平列为关羽之子，而且记载关羽的生年，是延熹三年（公元160年），比刘备还大了一岁。这个残碑的真实性，当时史家赵翼便有怀疑，但未明确否定，只能表示“姑存之以备一说”。现在网上便有以此为据的文章，中文维基百科页面将关羽的生年标为160~162，不知是否也是受此影响。
但是，史书中其实留下了关羽年龄的线索。裴松之注引蜀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关羽对关平说的话，多解读为“我今年老了，回不去了”，但是如按此解读，原文中的“然”字转得就太生硬了。
这里的“衰”字，恐怕是有特定含义的，按史汉两书注解均引汉仪注：“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代入之，可见关羽其实说的是：我今年已经到了可以解甲归田的年纪了，但我还不能回去。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关羽是年（也正是他的卒年）五十六岁，此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合公元219年。现代史料记关羽卒于公元220年，盖关羽被擒杀是在旧历当年十二月，按公元历法已是次年，而关羽出兵时仍是公元219年。倒推得知关羽生于延熙七年（公元164年），比刘备小三岁，从而刘关张三人的年龄排序，也的确就是刘关张的顺序。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关羽行二，因为结义之说，终究于史无征。
通宝推：lilly,- 复 “关二爷”考
家园 “关二哥”考 想了一想，关家的八卦，还有一点可说。
史书记载关羽有两子：关平、关兴，至于关索，恐怕是后人（但不是三国演义）的创造。一般按传统印象，关平长于关兴，譬如关帝庙里，关帝太子是关平，并且按关帝信仰的说法，关平生辰是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五月十三，则他享年四十三岁，如此看来庙塑白面小生的造型都不太稳便。
但关平长于关兴这个印象应该说有所根据，仍然是上一篇引用的史料，关平在建安二十四年随关羽出征，并同死于此役。此时的关兴在成都，年未弱冠（按史载，关兴弱冠为侍中，而侍中一职显然是刘备称帝后才能任命）。
但是，一般印象难免因为时代习俗的不同而造成错谬，参考同书的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夏侯渊第五子夏侯荣）幼聪惠，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经目辄识之。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馀人，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帝深奇之。汉中之败，荣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亲在难，焉所逃死！”乃奋剑而战，遂没阵。如果没有明写“年十三”，单从行事记载又怎能看出慷慨战死的夏侯荣尚且如此年幼呢？可见随关羽出征的关平，也未必是成年人。
又，不妨思考一下，未有任官的关兴，不在父母身边，跟着刘备在干吗呢？这个答案应该说很明显，做人质呗。刘备入川之后，由于地盘的扩大，“质诸将并士卒妻子”以加强对属下的控制。这一点是通常举措，就算是多由宗族领兵的曹操政权也是这么做的。
而人质的选择，当然是对要控制的人越重要，能起到的效果就越好，而且关羽和刘备的君臣关系相当密切，也没有保留的道理。反过来说，人质随从刘备，就是居于政权的权力中心，对关羽家族未来的发展也有好处。因此要给关帝立一个太子的话，按人间的规矩，人选更可能是关兴而不是关平。
不过这一点，对于确定长幼帮助不是很大，毕竟按宗法制度，嫡庶的重要性是摆在长幼前面的。这就要说到关羽另一桩不太光彩的事迹了：
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这个记载其实很妙，作为一个无关宏旨的历史小插曲，却有多数史籍记载。上面引用的是华阳国志，而三国志注引献帝传和蜀记中，都有类似内容。这个关羽求而不得的秦宜禄妻，即曹操杜夫人，后来曹魏沛王曹林，中山王曹衮的生母，她和秦宜禄还有个儿子秦朗被曹操收养，后来官至曹魏骁骑将军。
这件事对关羽的正面形象非常不利，但我们能从侧面看出，关羽在曹操刘备合围吕布的时候，尚且没有子嗣（关羽公然欺骗曹操的思路就太超过了）。此年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就上一篇的结论，关羽已经三旬开外，从这个无子而要娶别人老婆的说辞来看，关羽正妻的生育能力受到了质疑。而在三国时期，正妻无子（或嫡子夭折）从而立长，并且母以子贵是颇普遍的事，曹操和刘备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关兴是长子的可能颇大，并且从关兴的生年多少也能推断。
按关兴本传记载，关兴“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而从邓芝传可见，诸葛亮北伐期间，蜀汉的中监军一直是邓芝：
及亮北住汉中，以芝为中监军、扬武将军。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如果说关兴是在诸葛亮死后以弱冠之龄空降担任中监军这样的重职（邓芝之后可考的中监军是姜维），未免不合情理。而如果说他是在邓芝之前，则倚仗关羽的余荫，诸葛亮的赏识，担任重要性还不那么高的中监军（诸葛亮北住汉中是蜀汉建兴五年，自此开始频繁北伐。军事行动的频率，必然影响军职的重要性），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如前述，侍中是要当了皇帝才能任命，但关兴的任职，也不像是在刘备章武年间。刘备的侍中，是马良廖立之流的智谋之士，而太子属官是安置年纪较轻的勋臣之后的更好选择，如董和子董允，先后担任太子舍人、洗马。而刘禅即位之后，“普增职号”，关兴更可能是在这波加官进爵运动中出仕的。
由此倒推关兴的生年，是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当然这不足以证明他必然长于关平。但是综合各种旁证来看，关家的二儿子是关平而不是关兴的可能性，要比大众印象要大一些。
通宝推：l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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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过一首打油诗。 三个老男生，都想坐天下。
聘请三师爷，专门搞策划。
打了很多仗，天天不回家。
可怜小娘子，担惊又受怕。
最后都没了，天下归司马。
留下一本书，后人闲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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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诸葛亮的接班人 之前在这帖子里回复盲人摸象河友，说我不想借古喻今，但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些值得和现代史参照着看的地方，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涉及一些现代内容。不过我初衷仍然如故：讲古就是讲古，有些地方可以思考借鉴，但我并不会盲目比附，甚至歪曲史实以达到某种影射效果。
- 复 诸葛亮的接班人
家园 蒋琬 诸葛亮的继承人，三国演义造成的大众印象无疑是姜维，但读史的河友们都知道，实际上诸葛亮指定的是蒋琬。有趣的是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其实也是提到了的：
福谢曰：“福奉天子命，问丞相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适因匆遽，失于谘请，故复来耳。”孔明曰：“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后，谁可继之？”孔明曰：“费文伟可继之。”福又问：“文伟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但是，三国演义的后文中完全没有体现这一安排，而是通过诸葛亮兵法的传承，明确了姜维的继承人地位，并直接转入了姜维继续北伐的故事。实际从诸葛亮死去到姜维再次大举北伐，中间蒋费执政的时间长达十九年，而在三国演义中，仅有短短四回的篇幅。三国演义这种叙事方式，原因可以说很明显：整部书的长处在描写战争，自然相对和平的蒋费时期就没什么可写。而且蒋费时期的和平，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主旨也不相吻合。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不仅是三国演义的描写，而确实是蜀汉政权的愿景及凝聚力来源。而诸葛亮选择了蒋琬作为继承人，实际就已经决定了政策的转向。蒋琬从无前线经验，虽说“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是个网上出名的段子，但诸葛亮统大兵北伐前其实并不乏军事经验，而且诸葛亮真有心让蒋琬继续主持北伐，也断没有多次北伐一点都不给他历练的道理。
诸葛亮不在军事方面培养蒋琬似乎是有原因的，军事才能与天赋关系比较大，而蒋琬的军事天赋非常可疑。他执政期间唯一一次军事计划，是出汉水袭击魏属荆州的西北角，其蹩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顺流而下虽然可以为蜀汉解决粮食运力问题，但如果攻击不成功，蜀汉部队则难以逆流而上撤回汉中。这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计划就像在赌，赌不奇怪，军事行动总是带有一定偶然性。但蒋琬的这个赌局，赌本下得很大，预期收益却很小，无怪乎坚决北伐派姜维都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蒋琬的行政能力大概也是一般之属，他年轻时任广都县长，因为消极怠工，“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差点被刘备处斩。任首辅之后，又被督农杨敏评为“作事愦愦”，虽然杨敏有诋毁之嫌，但蒋琬的行政才能恐怕确实无法与同任丞相长史的杨仪（“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和后任费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於人，终亦不忘”）相媲美。而从其当县长时酒醉怠政的经历看，他似乎也没有前任诸葛亮那种勤勉。
蒋琬的优点，或者说诸葛亮看重他的地方，明显是其人处事公平宽厚。比如上段提到攻击他的督农杨敏，当时即被有关部门要求问责，被蒋琬制止，有关部门又要求彻查其思想动机，蒋琬又不同意。杨敏未因此事获罪，但之后他犯罪入狱，蒋琬也做了公平的处理，没有趁机报复或故示大方，加以宽纵，蒋琬的事迹，大抵如此。
年轻的时候读书，觉得“公平宽厚”是一个无足挂齿的优点，后来有了社会经验，懂得了自己立心公平宽厚和让别人承认这一点，中间要跨越相当远的距离，更别说在居于各种利益纠缠之中，能维持公平宽厚的初心也有相当难度。而且回过头来看，诸葛亮选择蒋琬作为继承人，很有见地。蜀汉作为一个外部生存压力巨大的国家，确实需要能够维持团结，将内部矛盾控制在最小的当家人。
蜀汉也确实存在着内部矛盾，即拥护集中国力进行北伐与维持现状分利自肥两派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原发性的，北伐是蜀汉的国家道统所在，而分润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本性。而且这两者不可偏废，一派代表了蜀汉的发展前景，而另一派关系着蜀汉的生存。以诸葛亮之才能功业，他也只能尽力弥缝，并尝试从外部解决这个问题。蒋琬尽管军事上未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建树，但他主政的十二年里，蜀汉依旧维持着内耗较小的清明政治，从这个角度说，批评诸葛亮不善于培养继承人，是苛责了。
说到这，河友无疑会看出来，我想说的是这和主席最后选择了华国锋有类似之处。而且事实证明，华国锋的表现大大不如蒋琬，这一点毋庸讳言，我认为主席是看走眼了。不过华国锋进入主席的视野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诸葛亮培养不出诸葛亮，毛泽东找不到毛泽东，这绝不是伟人的罪过，而是天才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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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费祎 单纯从履历上来看，应该说费祎比蒋琬更适合作一国首辅。蒋琬从政生涯主要是政务官，费祎的经历相对比较全面，他曾经多次出使东吴，也曾参与前线军事。个人能力上，如前文所述，费祎比起相对平庸的蒋琬更是突出。即使在能团结人这一方面，费祎也有相当能力，譬如魏延杨仪势如水火，费祎却能两面结好，尽力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诸葛亮选蒋琬不选费祎，除了可能有年龄梯队方面的考虑（诸葛、蒋、费的年龄大概是个公差约为十的等差数列，不过这不重要，这里不详述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个人立场。蒋琬尽管力有不逮，但仍有心北伐，费祎掌权后则是坚定的反北伐。费祎阻止姜维北伐的说辞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这种拿诸葛亮的牌位出来砸人的行为，也就把费祎决定无限期中止北伐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了。虽然前面说到选择蒋琬接班，就意味着诸葛亮最终决定放弃了密集北伐政策；然而费祎这种彻底放弃的态度，绝非诸葛亮的本意。
费祎反北伐的原因值得探究，很明显的，费祎并不一贯反北伐，他积极参与了诸葛亮的北伐活动，并无敷衍应付的意思。我揣测费祎反北伐，很可能是出于一个私字，他已经是首辅，即使北伐取得一定成功，他无非还是首辅（至于更大的成功，他阻止姜维的说辞倒也不完全是虚话）；而一旦北伐遭到挫败，如诸葛亮败于街亭自贬三级，他就需要负责了。
这不是我诛心，费祎其人确实长于谋身，他长女是刘禅太子的太子妃，蜀汉未来的皇后；而他的次子也娶了刘禅的公主，论家族布局，他家在蜀汉首屈一指。长于谋身者，难免拙于谋国，他不肯冒北伐的政治风险，应该不算是过度推测。
有一点要说的是，一些文章里把费祎的人品写得非常不堪，似乎其人十分阴险狡诈，惯于背后下刀。一个例证就是前面提到的魏延杨仪都与费祎交好，但二人落得最后的下场都与他有关。这我认为倒也未必，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把柄向费祎和盘托出，恰恰证明费祎为人处世的确是有一套。魏延和杨仪虽然政治智慧都不太高，但如果说依靠诈伪就能取得他们如此信任（还是明知费祎和对头也有交情的情况下），也未免太看轻了他们。
史书对费祎的评价，是恰恰相反的“宽济而博爱”，这也不是凭空编造的溢美，费祎善处世，例子非止一端，比如曹爽率大军入侵汉中（这是蜀汉建国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敌入侵），费祎假节率军赴援。这时被诸葛亮亲自打击，长期靠边站的老右派来敏居然来找费祎下围棋，而费祎居然也态度认真地和来敏下了起来。来敏据此表示信任费祎一定能击退强敌，来敏这样做，当然是搞文人那一套“见微知著”故弄玄虚的把戏，然而费祎的表现，却实在赢得了来敏（及其代表的一大帮人）的信任。
但是，说到团结人，蒋琬和费祎最大的区别，是蒋琬以公义服人，费祎却是以私情动人。二者看似手段区别，然而实际效果也大不相同。从史书上粗略看来，蒋费时期蜀汉休养生息，到了姜维时期重开北伐，是蜀汉国策乃至国运的转变；然而实际上蜀汉的转变，早在从蒋琬向费祎交班的过程中就悄然开始了。蒋琬和费祎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大赦。
史书称道诸葛亮的主要善政之一，就是“赦不妄下”，整个诸葛亮时期，只有刘禅登基的一次制度性大赦。诸葛亮去世，蒋琬继任，进行了一次大赦，这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蒋琬任内还有一次刘禅册立皇后太子的制度性大赦。然而随着蒋琬病重，费祎就任大将军，取得录尚书事权限之后，就开始了频繁大赦。
大赦的好处，无非收买人心，短期内可收缓和矛盾之效；而其弊端，看过河里这么多控诉白左帖子的河友，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了。以情动人的团结方式不能及远，因此大范围内只有靠大赦。但费祎如此做，长远看实际是加剧了蜀汉豪强兼并（豪强因信息资源不平等，永远比小民更能利用制度，因此以制度派发福利，豪强必然得利更多），留下了蜀汉政局恶化的祸根。但囿于当时形势和费祎的个人能力，这恐怕也是他不得不为的选择了。
另外有一点十分有意思，就是费祎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如同上文引用三国演义的段落，诸葛亮指定费祎为蒋琬的接班人，这一点是照搬史书的：
诸葛亮於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但这段文字并不是三国志正文，而是出自于地方志类的益部耆旧杂记，同时诸葛亮早就指定蒋琬接班，在三国志正文中记载不止一处，其实就与这里临时通过李福上言的记述存在矛盾。
很明显，类似于蒋琬的对应，可以与费祎对应的是小平，但费祎和小平所接手和面对的局面区别很大，这个对应我认为十分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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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姜维 姜维的知名度相对蒋琬和费祎要高很多，因此事迹不妨从略一些，我想说的，是姜维成为蜀汉首辅过程中的一些脉络。
首先诸葛亮的安排里，对姜维的安排应该是专门的军事人才，这一点可以从诸葛亮对蒋琬介绍姜维的书信中窥得一二：
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於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可见诸葛亮虽然也肯定姜维具有较全面的才能，但归根结底打算在军事方向上培养姜维。一方面姜维在这方面的才能比较突出，另一方面蒋琬比较欠缺这方面才能，诸葛亮死后，姜维以中监军统诸军（本传误作右监军，参照本传前文和蒋琬传，可以看出其实是中监军）。蒋琬统兵出镇汉中后，姜维又为蒋琬司马，负责军事，这种安排，应该说与诸葛亮的培养推荐是有关系的。
而姜维最终参与政事，乃至得任首辅，蒋琬的因素恐怕也很不小。前文中有几次提到 了蒋琬计划出兵和蒋琬病重交费祎接班，其实这两件事基本是一个历史事件。延熙六年（公元243年），蒋琬在汉中计划出兵，因为计划实在太过蹩脚，成都方面加以反对，于是蒋琬、费祎、姜维齐聚汉中，商议此事。从结果来看，与其说是商议军事计划，不如说是商议蜀汉未来的权力结构安排。顺带一提，从侧面可以看出蒋琬这次计划，很可能是自知病势沉重来日无多，感于执政多年未曾亲自提军北伐，有愧诸葛亮托付的因素。总之结果是这样的：
……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从事后安排看，蒋琬从汉中退回涪县，从此处于养病状态直到三年后去世。费祎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掌蒋琬空出的首辅权力。而姜维任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实际掌管汉中前线的军事。这次安排，可以说产生实质性变化的是姜维，因为费祎本来就是蒋琬的副手，此次升任无非是提前掌权；而姜维从此进入了决策层。蒋琬死后次年，姜维就升任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如果没有延熙六年的这个安排，以姜维的根基和费祎的为人，姜维很可能分不到这杯羹，从而“每欲兴军大举”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问题又说回来了，从事后来看，姜维确实拥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对蜀汉的忠诚和北伐路线的执着更是无可质疑，诸葛亮为何不更加重用他呢？很明显的原因，是姜维在蜀汉的政治资本不足，以及相应于他政治资本不足的情况，他的政治才能也有所不足。这个帖子里写陈祗时提到，后来有同平尚书事的其他大员谋划罢免姜维的事件，这些人的年资已经远逊于姜维。可想而知如果姜维更早担负重任，将面临怎样的情况。
费祎死后，姜维单独执政，不过姜维的兴趣并不在内政上（也可能因为姜维如果真插手内政，阻力会很大），蜀汉的政治相对于费祎时期并没有多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仍然频繁大赦，甚至后来开始追谥功臣，这些在陈祗的帖子里有谈及。但在军事层面，姜维的执着实在惊人，多次北伐不说，刘禅投降，蜀汉灭亡之后，作为出身魏国降将的他，居然还做了诈降复国的计划。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讲，姜维确实最有资格作为诸葛亮的继承人，哪怕是立场和利益都与姜维对立的陈寿，也不能不表示一定敬意。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将姜维安排为诸葛亮的弟子，虽然不合乎史实，但却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再做对应，无疑的姜维对应的是张春桥，当然主席作为革命家，是不会讲什么年资的，春桥同志本来已经被主席列入了接班人考察。但70年庐山会议，林帅的发难不仅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程，也不得不让主席重新考虑春桥接班的问题，实际也断送了春桥的政治前程。主席对春桥最后的鼓励（遵义会议后我也做了十年副手），与其说是安排或期待，不如说是一种鼓励，如果春桥能够团结群众，东山再起，自然可以成为英明领袖；不然，也就不然了。
至于春桥能否成为英明领袖，既然历史的现实是不然，过多的猜测无非是历史发明。问题是现在的历史仍然欠缺对理想主义者的敬意，好在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也是人民写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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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刘禅 说好不挖坑，但为了结构看起来明了一些，还是分了几段，这是最后一段了。最后会写到刘禅，倒不是我标新立异，我觉得批评诸葛亮不善于培养接班人，最该批评的就是刘禅的不成才。
刘备对诸葛亮的嘱托，都明明白白说出了“君可自取”，可见诸葛亮接掌的是蜀汉的君权（以阴谋论解读刘备其实别有居心的这里且不讨论），自然也包括蜀汉嗣君的培养甚至选择。而刘禅的才能，传统是把他当成无能之君的典型来看待，而近来又出现了很多翻案文章，认为刘禅是仁君贤君。
不妨开宗明义，我是赞同传统观点的，刘禅其人固然不愚笨，然而他作为一国之君，则昏庸得令人无可容忍。刘禅昏庸的地方，就是他对国家的不在乎，不负责，他表现的完全不像个皇帝，而很像是个吃瓜群众。我疑心吃瓜群众们欢迎为他翻案，就有这方面原因。
当然，从某个角度讲，刘禅确实有点仁君贤君的样子，他对臣下的信任是历代君臣里罕见的。诸葛亮行君事天下不疑自然有诸葛亮个人的因素，但刘禅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说诸葛亮尚有刘备遗命的因素，刘禅对蒋琬费祎的器重也算是一时殊遇：“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乃至姜维曾经攻击黄皓（这点我觉得是姜维政治能力不足的例证之一），黄皓很可能 是刘禅释放自我唯一的通道，但刘禅并未包庇，而让黄皓去和姜维和解（虽然刘禅的处理也体现了其政治能力堪忧）。后来诸葛瞻董厥谋废姜维，刘禅也没有就坡下驴，拿掉姜维。
但刘禅在亡国时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他其实就是懒，不想负起治国之责，从而把大权一推六二五，而不是主观上充分信任辅臣。我其实并不苛责刘禅不战而降断送汉室，以小搏大本来就是逆天之事，非逆天之人不能行，做皇帝不是刘禅自己选择的，从现代人眼光看刘禅投降，可以说是刘禅终于等到了选择的机会。但姜维上表复国，刘禅面对自由选择时，是怎么做的呢？史无明载，但很明显没有阻止。
结果姜维失败身死，蜀中大乱，既然选择投降，又何必再做皇帝梦？庸懦文人如王国维，尚知义不再辱，刘禅却到了洛阳做安乐公，安乐到死。当初读史至此，我和三国演义里司马昭的感慨是一样的：此人全无心肝（史实这句话是杨坚评论陈叔宝的）。刘禅能说出此间乐，不思蜀，我相信绝非是他自保的急智，而就是他的心声，他毕生的追求恐怕就只是安乐，晋朝给他的封号，确实很贴切。
惯例的对应，我觉得刘禅对应的是人民，拿皇帝来对应人民，有种奇妙的讽刺感，但我感觉又很贴切。在蜀汉，刘禅无疑最大，如果他有什么想法，诸葛亮也不能不尊重，然而刘禅却一味随波逐流。史书中仅见的他的意愿，就是想多纳些嫔妃充实后宫（老实说，这对皇帝来说，实在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还屡屡被董允所阻止。而刘禅最终也并没有将董允如何，只不过董允死后，说了一些埋怨的话。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看，刘禅委实不能算个坏人，甚至很有些乃父刘备宽宏大量的遗风。
陈寿评论说：“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但刘禅最终也只是一匹素丝。他没能成长为真正的仁君贤君，刘备和诸葛亮，乃至历任辅弼，应该负一些责任。
而人民的成长，则要难得多，人民并不天然的正确，甚至很多时候是自私短视的，是无知软弱的，是要拉住英雄的后腿的。但长远来看，人民是最值得尊重，值得信任，值得依靠的，因为无论怎样的英雄，都是来自于人民。如果从天才的角度看，人民确实有负于天才；但从人民的角度看，天才完成了天才的历史使命，人民从天才处汲取了经验，得到了成长。正是这样的过程不断发生，构成了历史螺旋上升的轨迹。
是天才英雄毛泽东，还是人民英雄毛泽东？尽管都视主席为英雄，但这二者的矛盾，长远看，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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