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河20多年来左右摇摆的过程 -- 七天

《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认为，汇报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提纲特别强调的“放”是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等等。

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张郎郎，男，1943年11月出生于延安，中国著名美术设计家、作家、自由撰稿人。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母亲陈布文。担任过陈丹青的教员。

1968年，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9年后释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

担任《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集团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

美术作品《心中莲花》

90年代后，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05/04/1482795_0.shtml

纪念遇罗克罹难40周年 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culture.ifeng.com 2024年10月8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

那次以后，我们聊的话题就多了起来。后来有一次聊天，我就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他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但我想当时他也没想到最后宣判为死刑。

那时候我跟他讲存在主义，讲我们那时看过的书，他不但没看过，他都没听说过那些书。实际上他整个的思想还是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还是从费尔巴哈那儿来的。他特别正统，觉得马列主义没有错，而且这个真理是对的。我试图给他讲存在主义，他不要听，他说你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思乱想，某种意义上他是在批判我们走向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胸中有盘棋

当时监狱里鱼龙混杂。遇罗克就跟预审员要纸和笔，说有重要东西要写，实际上他就把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汇报上去)，比如说谁是林彪的人，他在监狱里散布了什么？谁是刘少奇的人，他现在在牢房里跟谁好。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故意扰乱视听。

看《风声》以后你就知道，人在高压之下，神经都特脆弱，所以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还分派，搞得特别复杂。我知道这后边的推手就是遇罗克。他呢，还分别找这些人聊天，然后把一个人的事情套出来给套另一方提供子弹。我说你这么弄你累不累啊？他说他得拿这练手，还有好处是这房间里越乱，我们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会关心我们的思想问题了。

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问他关于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当时的思维程序，这种案子他应该怎么来审问你，展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怎么样给你定罪，那你这个棋应该怎么下，才能尽可能减轻你的罪行，所以监狱里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监狱里老干部关系搞不到一块。当时在我们那间关了两个老干部，有一个当时是农科院的副院长，叫石厚刚。我很理解老干部，但遇罗克就逗他们，喜欢拿他们开涮，矛盾就越来越深。

石厚刚当时有一本延安的《毛泽东选集》，遇罗克就跟他借，他说不能借给他这种思想反动的人。遇罗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刚一出去提讯或者不在，遇罗克就拿过书去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对照文革里的《毛泽东选集》读，找出有改动的地方，为什么改？之后他跟我说，1949年以后，尤其这几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这实际上变成一种对思想史的研究，当时这就算特别反动。

当时一个预审员丁大个儿，就特恨遇罗克，说他这么反动，以为我们就判不了他，将来他要赶上点儿，他肯定也轻不了。他不幸言中。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遇罗克跟我说，中央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当时认为像陈毅、周恩来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着幻想。而且他以为我的处境反而更难，他说他出去以后会找陈毅帮我斡旋、救我。没想到最后我们都跑到“死刑号”里面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并不是就地枪决就完了，要拉出去游斗示众。

那时候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痛苦，我们每天被批斗三场到四场，本来是一个卡车一个警察，那还得弄好几个凳子，警察把我们一节一节往上抬；后来他就省事了，就找两个壮点的警察把我们像生猪一样“嘭”的一声扔上去就完了

当时我就进“死刑号”的时候，就像老鼠碰见蛇，跑都不会跑了，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罗克因为比我们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里的，听见有新犯人进来，就摁摁钮，找狱警。那人问什么事，遇罗克就大声说：“我们上一批的人他们都见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交代，怎么也不找我审讯啊？”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告诉我们，来到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个人活下来，而且他之所以没枪毙是因为他有重大问题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让我们提前起床，我们就知道要枪毙人。刑警过来就叫名字，叫谁谁出去。那天我们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没有叫我和另一个同伴，但遇罗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体育馆作最后宣判，他就是那一批执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执行。

反思《出身论》

遇罗克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聪明、很有历史意义的人，但他同时是一个普通人。后来给他平反的时候，旁边很多其他的干部子弟就觉得把他神话化了。

现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却，要么就是把他给神化。神化达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时候，别人会想是因为你们思想的局限才这么做。现在把《出身论》重印了，年轻人一看这《出身论》里面写得什么啊？他根本不知道里边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罗克，应该分析他的人和思想，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出身论》影响大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上千万上亿的人被压抑，这个东西让他们觉得是说出了心里话。

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遇罗克说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这些马列主义理论，他一直觉得自己研究这个比别人研究的都透。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不一样，想跑官想挣钱，他那时候就想追寻真理。

《出身论》的现实意义是它对于贵族血统的一种反讽。“血统论”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以血统来决定社会地位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着新贵和老贵之间的斗争，这是个永恒现象。只不过遇罗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把它倒过来，这个想象，在任何社会中都实现不了的。像奥巴马这种在中国就等于是个临时工，后来经过刻苦学习当了一号首长，哪天中国要真突然这样，那大家伙就傻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2107.html

一九九五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五·一六”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一九七Ｏ年三月这次“处决令”的答案。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二十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二Ｏ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Ｏ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二十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二十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

什么是官僚资产阶级？首先是要有权，其次是要将权力变现为资产，并且长期化以达代际权力和资产的传承。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烂缀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

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 [1-2]

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1]

汪东兴与江青的矛盾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并点名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

自此开始，汪东兴开始主管警卫毛主席的任务，同时还负责为其他中央领导人挑选一般的工作人员。

江青是一个多疑的人，情绪总是反复无常，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是又笑又骂，汪东兴为此三番五次与江青沟通。

起初，江青还能听取汪东兴的劝诫，可是到了特殊时期，江青变得愈发骄横，竟然多次怀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

汪东兴为了保护这些被江青“迫害”的工作人员，自然就“得罪”了江青，两人的矛盾也在一次次交涉中不断加深。

江青之所以怀疑汪东兴派来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因为汪东兴深受毛主席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江青永远无法攻破的。

毛主席有多信任汪东兴呢？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对汪东兴的信任，达到了可以将身家性命交于汪东兴的程度，以下三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

第一，毛主席外出视察期间，基本都会指派汪东兴来负责警卫工作，而汪东兴也从未辜负过毛主席的厚望，一次意外都没发生过。

正是因为如此，汪东兴的职务逐步提高，到了1969年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政治地位仅次于江青。

毛主席每次外出视察，都不会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行踪，江青也不例外，但是汪东兴却可以知道，在此期间，江青如果想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只能通过汪东兴来完成。

第二，汪东兴是毛主席与部分重要人物沟通的纽带，在特殊时期，毛主席为了保护一些受“迫害”的人，都会让汪东兴出面落实。

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后，与毛主席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汪东兴完成的，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江青认定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

第三，毛主席在特殊时期两次保护汪东兴，而汪东兴遭遇的这两次危险，均由江青发起。

1967年时，江青第一次向汪东兴发难，提出要打倒汪东兴，甚至喊出了“要油炸”的口号。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找来江青说：“油炸可以，不要烧焦。”

然而，江青并没有收敛，林彪叛逃后，汪东兴受到牵连，江青盯着汪东兴不放，诬陷汪东兴是“特务集团的头子”，还在大会上叫嚣要撤掉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在周总理的暗示下，汪东兴当场作了检讨，事后，汪东兴向毛主席说明了情况，毛主席对汪东兴说：

“你去转告总理，第一，你可以不参加接下来的会议，第二，我没有让政治局讨论人事调动问题，第三，谁也无权干涉我这里的事。”

汪东兴离开后，毛主席又找来江青，臭骂了一顿，面对江青的狡辩，毛主席生气地说：

“你说汪东兴是特务集团的人，我告诉你，我就是特务集团的头子。”

江青不仅没能打倒汪东兴，反而最终被汪东兴逮捕，两人的恩怨就此画上了句号。

正如毛主席生前所说：“汪东兴是可以对付江青的人！”

我接着说：

“学校里打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同学说，现在外面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来了很多外省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负责人，可你不但没有热情接待，甚至连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在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在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了筹备会，后来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

“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22岁嘛!”

江青说：

“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接待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当时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

“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

“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3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我说：我有错。毛主席说：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

“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青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聂元梓说：

“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

“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

“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

“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

“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

“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

“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

“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

“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毛主席说：

“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

“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

“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

“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

“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

“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

“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

“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

“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

“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

“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

“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问：

“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

“没有搞他，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

“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

聂元梓说：

“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问：

“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粹说：

“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

“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

“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

“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5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

“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

“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

“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

“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

“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

“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

“7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90%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

“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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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 12月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上有一条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以为它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给他们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国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打击的严重性，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和丧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感到毫无出路。但是，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样地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